美高梅棋牌游戏官网网站 美高梅网上平台入口 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列奥·斯特劳斯

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列奥·斯特劳斯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这不仅是由于他深刻的思想和他建立的学派,而且也是由于他对如今美国政治的现实影响。他一生出版了15本书和大量的文章。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曾就读于汉堡大学,192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5至1932年,任职于柏林犹太研究学院。1938年移居美国。1938至1949年任教于纽约新社会研究院;1949至1968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1973年10月18去世。列奥·施特劳斯被认为是20世纪极其深刻的思想家。他对经典文本的细致阅读与阐释方法,构成了20世纪解释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他的全部政治哲学研究致力于检讨西方文明的总体进程,强调重新开启古今之争,并由此西方思想的种种潮流。


要:
如果我们要把握斯宾诺莎实体的层级结构与传统层级宇宙观的异同,以及它与后来的近代德国思想与现代的一些思想后裔之间的深层关联,就不能仅从前现代或当代的立场出发看待它,而要考虑到斯宾诺莎的原初思想情境,即为奠定内在性世界观而构造实体与样式相互支撑的功能结构体。我们首先探讨斯宾诺莎实体学说的关键,再通过实体与样式之间的关系澄清斯宾诺莎实体学说的内在性预设,最后以身心关系为例具体展示这种内在性预设的深刻影响。

在20世纪的政治哲学领域,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一生出版了15本书和大量的文章。这些文章以深刻的哲思为核心,涵盖古今西方思想史,辐射其它多门学科,诸如神学、古典文献学以及中世纪学(medievalistics)等。同时,斯特劳斯在他所涉足的领域中,又是一位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他崇尚古代希腊的风范,寻幽探古,挖掘其认识论理念;另一方面,他又追随时尚,关注当下话题。我们在建议他的思想踪迹时,非常难找到一个确切的术语来界定其思维方式。就其政治态度来讲,我们姑且用”超保守”(ultraconservative)这个词(当然,此词还有待进一步地解释和说明)来加以界定。我们的立论正是以此为基础的。斯特芝斯的思维方式有别于20世纪早期的现代哲学,其特点表现为,它一方面转向犹太传统,另一方面又遵循一定的内在逻辑,且按照神学起源的世俗化模式对这种逻辑进行重组。有鉴于此,本文将重点探讨他那鲜为人知的早期作品,以及成熟的中期作品,至于其后期作品,因其影响还有待了解。

根据阿兰布鲁姆对于施特劳斯的研究,将他的一生的思想分为早年、中年和晚年,这样的区分,一方面是根据他的思想转变,另一方面也跟他人生的境遇有关。早年的时候,施特劳斯作为德国犹太人,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却又沉迷于尼采哲学。对于魏玛时期德国人的处境,有着非常深刻的反思。这一时期,他思考的主题主要是关于宗教与哲学、哲学与政治的问题,从行文上看,无论是《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还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都显得中规中矩。他接受施米特的推荐,离开德国赴英国工作。不久后,施特劳斯又去了美国。在美国期间,他研究的中心,渐渐从启蒙时代转向古典研究。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著作有《自然权利与历史》、《迫害与写作艺术》和《论僭政》。在晚年的施特劳斯全身心投入到古典研究,写出了《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苏格拉底与阿里斯多芬》、《城邦与人》、《反思马基雅维利》和《柏拉图法义的论辩与情节》,不难看出施特劳斯晚年思想是紧紧围绕苏格拉底展开的。

李华[1] 常泓[2]

思想

《哲学与律法》中文版收入了他的博士论文《雅可比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和1935年出版的《哲学与律法》,前者不难看出他从哲学角度出发对于犹太神学的研究,后者则是对于前一个命题的继续与深化。而《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则是施特劳斯的教授资格论文,是他尝试通过宗教与哲学框架研究启蒙问题的开始。同一时期,他还写了很多德国犹太学者的文章,收在《门德尔松与莱辛》一书之中,此书最后一篇文章写于施特劳斯离开德国之际,读起来格外感人。在英国,施特劳斯继续探讨启蒙哲学与宗教问题,不过主要围绕霍布斯展开,通过宗教批判延伸到政治哲学领域。这一时期的成果主要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其研究霍布斯宗教问题的文章,被结集为《霍布斯的宗教批判》。从施特劳斯早期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从宗教研究出发,延伸到启蒙哲学,又进而转向政治哲学研究。

[1]西安邮电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2]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斯特劳斯反对依据文字的背景对哲学论争进行说明,因为他视其为”历史主义”的遗风。尽管如此,他在晚年多次把开高他思维大门的钥匙交给读者,引导读者了解其思维方式的起源与变迁。因此,他在讨论斯宾诺莎一书的”序言”中写到,他的思想源起于魏玛共和国时期,以当时的犹太哲学(赫尔曼·科恩,弗朗兹·罗森兹威格)为背景,与启蒙运动的紧张关系自不待言。他在自传中借用社会学的观点,以为犹太人当时身处日益世俗化的基督教包围当中,其处境岌岌可危。他将这种险境转换成犹太神学的启蒙话语。他说”解决有限、相对的问题容易,但解决无限、绝对的问题却颇为棘手。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犹太人不失为上帝的选民。在社会和政治问题范围之内,犹太人问题相对整个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来讲最为突出。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至少可以说犹太人不失为上帝的选民。”

那么,我们不妨从上述施特劳斯研究转变的角度,对于他早期的学术观念进行一下分析和总结。作为犹太人的施特劳斯,天然就必须面对二十世纪犹太人问题,因此他从自身处境出发,通过分析了雅可比、斯宾诺莎等犹太哲人,在处理哲学与宗教问题的关系,深入了解了启蒙哲学与犹太教之间的张力。在他看来:

《哲学研究》 2017年第7期

社会评价

启示本身召唤合适的人从事哲学,神法本身要求哲思。获得授权的自由哲思,以所有存在者为对象。所以,与所有存在者一样,启示也成了哲思的对象。在先知论中,启示作为由上帝通过某个先知所给予的律法,就成了哲学的对象。

斯宾诺莎 实体 内在性 身心关系

斯特劳斯再次扩大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从斯宾诺莎回溯到迈蒙尼德和法拉比,前后跨越一千多年。他注重对材料自己的挖崛;纵然站在中世纪世界观的角度来看,这些材料的批向性也非常明确,即指向古希腊哲学。在放慢对霍布斯研究、解释的同时,斯特劳斯着手研究西方哲学的早期历史。此后,他的工作就围绕早期哲学展开,内容涉及几个时代。他再次触及到在18世纪的法国思想界引起非常大震动的”古今之辩”。在这场论争中,他放弃斯宾诺莎批判正统派的思想立场,站在了启蒙运动的对立面。他的这些思想详尽地收录在瓦尔格林所做的演讲当中,后于1953
年成书出版,取名《自然权利与历史》。这本书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经典读本,并非常快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出版。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施特劳斯还尝试将哲学与宗教进行调和,有些类似于中国新儒家调和启蒙与儒教的努力,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条道路不通,所以写道: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编号15FZX007)、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编号2014HQ09)的阶段性成果.

“中世纪宗教启蒙”内传特质的根据,在于静观( theoretis-chen)生活理想的优先地位,正如现代启蒙外传特质的根据,在于对实践理性优先的信念,此信念在康德的构想、奠基和极端化之前,早已占据了优先地位。

正如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新教研究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对拉丁西方世界信仰变迁的系统考证所表明的那样,近代早期的宗教、政治、伦理都开启了一个大规模世俗化的过程。在这个自然神论与泛神论大彰的时代,斯宾诺莎的《政治神学论》的出版令宗教界惊骇莫名,大张挞伐,这当然不难理解,但问题在于,他的《伦理学》分明又赋予上帝极其崇高的地位,这似乎表明他依然在坚守传统的上帝形象。难道这两部著作相互抵消了吗?斯宾诺莎的上帝究竟是中世纪式的超越性人格神,还是在内在性①的基础上被重建起来的世界秩序的顶点?这个问题不仅仅涉及对斯宾诺莎的某一文本或问题的单纯考据,还间接涉及整个近代思想的定位。我们不妨将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含实体一属性一样式的层级结构,下同)当作典型案例,借以透视近代思想中的绝对者究竟居于何种地位,以及近代人的世界构想有何结构性特征。斯宾诺莎的思想极具古风,他一方面强调形式的引导与奠基作用,另一方面又和近代众多思想家一道主张世界的内在性。古今许多线索在他那里纠缠在一起,殊难把握。本文在梳理从笛卡尔到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及其要点的基础上,再考察斯宾诺莎哲学所体现出的近代思想的一个根本特征,即理性的无限性与实体的内在性这二者之间相互支撑的基本格局,最后以身心关系为例展示这种内在性的结构。

通过区分古典哲学与启蒙哲学的差异,分清了静观的古典哲学和偏重于实践理性的启蒙哲学,对此我们不难看出,施特劳斯本人很早就能够区分启蒙前后,哲学本身产生的分裂。而这个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国学研究者而言,还是一个不能理解的事实。既然如此,启蒙哲学为何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施特劳斯继续分析了启蒙与偏见问题。

一、从笛卡尔到斯宾诺莎

今天阅读某篇启蒙时代文章的读者,在读到文章猛烈抨击偏见时,时常会心一笑,因为他察觉到,启蒙运动里这些所谓摆脱了偏见的先生们,他们自己的偏见有多么深。人们简直可以说:启蒙的世纪就是偏见的世纪。

关于笛卡尔的“究竟是上帝优先还是我思优先”的问题,西方学界素来有“笛卡尔循环”之说。该说法认为笛卡尔先是通过普遍怀疑确立了“我思故我在”这一根本原则(《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第二沉思”),可是随后由于需要上帝保证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又将上帝从“后门”
放了进来,这其中看似有一种深刻的矛盾,但是正如笔者在别处已考证过的,所谓“笛卡尔循环”其实算不上什么矛盾,因为它只是某种更深刻的、统一性的、貌似“矛盾”
的外在表现而已,这种统一性便是内在性世界本身。这就是说,只有在一个原则上能被人的理性彻底理解的世界中,我们才能有意义地探讨我思对于上帝的怀疑与再度接受,也才能有意义地探讨上帝对于身外之物的实在性的保障,至于内在性世界之外的因素,那就不再是笛卡尔以降的思想家所关心的事情了。

也就是说,启蒙哲学试图通过理性来摆脱传统的偏见,但是根据启蒙理性建立起的哲学,依旧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本身不能通过理性来反思,只能通过历史来呈现。

历史意识教导我们,人不可能摆脱偏见生活: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偏见,而对抗那些偏见总是意味着对抗别人的偏见——因为让人尴尬的是,人们根本不会把自己的偏见认作是偏见。只有当历史意识教会我们“偏见”这一范畴具有普遍的适用范围,废除历史意识才会导致废除“偏见”的普遍意义。

当我们通过历史意识来呈现启蒙理性带来的偏见时,突然会发现偏见超越理性,反而成为了历史中的常态。这种常态反而刺激人们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即“偏见”这个概念具有更加普遍的适用性,人们生活离不开偏见,从而使“偏见”成为了合法意识。这种观念最终必将对理性带来致命的打击。

如果仅就哲学而言,启蒙已经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这个胜利表现在政治领域,则是自由主义的普及。因此施特劳斯就针对自由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自由主义否定了政治;然而,自由主义无法把政治从地球上抹去,而只是将其掩盖起来而已;自由主义导致对政治的参与采取了一种非政治的言说方式。所以,自由主义抹杀的不是政治本身,而只是对政治的理解以及政治的真相。

如果将自由主义改成启蒙哲学,也许对于这句话就更清楚了。或者说,启蒙哲学瓦解的不仅仅是传统宗教或者政治,甚至也会瓦解他自身所建立的政治。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针锋相对指出,自由主义无法抹杀政治,只能歪曲对于政治的理解。对此,施特劳斯并不是仅仅批判了之,而是用研究对其进行批判。

哲学与历史,云泥殊路,截然不同。哲学为人们的正确行为提供准则。然而准则远远不如例证切实有效。通过记叙实例,拓宽人的经验,揭示准则是如何被人遵循或被人无视的,昭示由此而来的成败得失,从而较之传授准则本身,更为有效地使人能够在具体的情势下,奉行那些准则——这就是历史的任务。使人审慎,使人深思远虑的,不是哲学,而是历史。

也就是说,如果要解决当代哲学的困境,有必要理解前现代的思想。那么,通过历史研究来透视启蒙哲学或者现代政治思想的起源,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所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研究,从某种角度来看,就是政治思想史的反思。

宗教批判与现代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别有内情——霍布斯的政治学与他的宗教批判之间确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宗教是霍布斯政治学真正的敌人。因为,霍布斯的政治学所依据的公理是:暴死是最大的恶;而宗教则宣扬还有比暴死更大的恶,即死后地狱中的永惩;宗教以此否定了霍布斯政治学的基础。因此,只要不驳倒宗教的说教,霍布斯的政治学就会受到质疑。霍布斯政治学依赖于宗教批判。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施特劳斯针对霍布斯的宗教批判与现代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发现,霍布斯对于现代政治哲学奠基于宗教批判,而如果不能够否定基督教的永罚观念,那么他契约论建立的基础——人对于暴死的畏惧,就是不成立的。那么,反过来说现代政治学也就是不能够成立了。

施特劳斯从宗教与哲学的问题意识出发,渐渐深入到启蒙哲学与宗教的问题之中,他试图通过对雅可比、门德尔松、莱辛、斯宾诺莎等犹太哲人处理宗教与哲学的问题,来反思自身存在与政治环境的关系。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犹太问题本身就是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分支,不解决启蒙哲学问题,犹太问题也无法解决。因此,他转而投身到对于启蒙哲学的追问,发现启蒙哲学作为一种政治偏见,不但瓦解了传统宗教与政治,同时也威胁到现代政治的基础。可以说,施特劳斯的研究,既是受到犹太人身份问题的刺激,又返回到犹太哲人的启蒙哲学问题,最后到启蒙哲学与现代政治的探讨。当他意识到,现实政治(纳粹)已经威胁到他个人的生存的时候,他选择了离开养育他的德国,进入到现代政治的大本营英国和美国,继续他对于政治哲学的追问。在他看来,苏格拉底留在雅典,是为了维护城邦的尊严,而他的离开则是为了更好地探讨现代城邦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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