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梅棋牌游戏官网网站 史料研究 开明的蒙古亲王——贡桑诺尔布

开明的蒙古亲王——贡桑诺尔布



河原操子(1875-1945)日本教育工作者。日俄战争中出名的女间谍,长野县人,出身藩士家庭,幼承父教,常以忠君报国为怀,早年毕业于东京师范学校,后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未及毕业就因病辍学,后执教于长野高等女子学校,横滨大同学校,1902年应聘去上海务本堂执教,1903年秋受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及武官青木宣纯之命,去内蒙古喀喇沁贡桑诺尔布王府充当教师,暗中收集情报。因工作出色受青木宣纯嘉奖。1906年回国,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纽约分行副经理一宫铃太郎结婚,1942年满洲国建国十周年之际,她突然被宣传成两国之间的友好大使,为之建立显彰会、纪念馆、刊行传记,日本政府也授予她六等宝冠章。1909年11月,她以在中国的经历为内容,出版了《蒙古土产》一书。1969年,此书第二次再版,书名改为《我与喀喇沁王妃》。

在日本间谍中,土肥原臭名远扬,世人皆知。而对青木宣纯,国人则知之不多。自1877年至1924年的40余年中,除中间短暂回国外,青木宣纯几乎都在中国,因而他被日本军部称之为第一个“中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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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原操子于1875年生于信州松本市,年幼时失去妈妈,被父亲一手养大。她学习成绩优异,顺利地进入了当时日本最高学府之一的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可就在毕业前夕,河原操子因为检查出胁膜炎被退学返乡,后来在长野当上了一名高中教师。

在中国,他开创了以侵略中国为目的的特务组织“青木机关”,训练了大批特务人员,深入中国各地进行谍报及各种特务勾当,称得上是日本近代间谍战之鼻祖。

贡桑诺尔布(1872—1931年),字乐亭,号夔庵,其本名是藏语,汉语意为“洁净的宝贝”,系成吉思汗勋臣乌梁海济拉玛的后裔,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第十四任世袭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加亲王衔。卓索图盟协理盟长。国民党初创时期,他是国民党中央9位理事之一。

1900年,被称为日本女子教育开拓者的下田歌子来到长野作讲演。一直对教育业深有体会的河原操子不肯放过眼前的好机会,特意前去拜访。这壹次的交流很愉快,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9月,在下田歌子的帮助下,河原操子来到横滨的大同学校教书。大同学校是所中国侨民子弟学校,教务主任也是中国人,名誉校长则是大名鼎鼎的犬养毅。在这里过了不到两年,河原操子就学得了一口地道的中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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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云激荡,社会处于急剧变革之中。赤峰地区虽然偏居塞外,但时代的潮流也波及此地,社会风貌与从前相比大有变化。提及赤峰地区的变化,就不能不提到贡桑诺尔布和他的一系列革新。他进行的一系列革新,给塞北赤峰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在横滨工作两年后,下田歌子又将她推荐给中国人吴怀疚。吴怀疚刚刚在上海创立起一家务本女子学堂,远道而来的河原操子成为学堂里唯一的一名女教师。她在学堂里负责教习日语、算术、图画和唱歌等,因为课讲得很精彩,许多学生的家长都被吸纳过来,河原操子的名气渐渐传开。

因《三国志》对中国感兴趣

贡桑诺尔布是近代蒙古族的一位杰出人物,这位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亲王在蒙古族历史上写下了一页页重要的篇章。他文治武功,创下了许多近代蒙古族历史之最。

潜伏蒙古

青木宣纯1859年9月出生在日本宫特县的一个旧薄武士家庭,自幼爱读《三国志》,受此书影响对中国产生兴趣。
1875年入陆军幼年学校学习,1877年入陆军士官学校,1879年毕业。
1884年被任命为驻参谋本部人员,热心钻研中国问题。

政治上,贡桑诺尔布革除暴政,解放奴婢,遣散“梨园子弟”,公布了废除封建等级制度的训令。在风雨飘摇的清朝末年,作为一位出身高贵的王公,他强调人人平等的人权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就在她致力于教育事业时,一个意外的转机出现今眼前,这还要从日军参谋本部的福岛安正说起。福岛安正早在1900年就开始窥伺俄国。俄国外围的蒙古地区被分割成百多个旗,各旗都是世袭的郡王管辖。这些蒙古郡王们虽然表面上服从中国,但他们许多人都与俄国保持密切联络。假如日俄开战,其中定会有部分郡王投靠俄国。依照福岛安正的想法,他准备在这片与俄国接壤的广袤土地上设立据点,派驻间谍,这样既可以笼络当地郡王,也可以监视俄国动向。经过良久揣摩,他决定把突破口定在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身上。

当时,同期生柴五郎、小泽豁郎三人,都是矢志终身研究东亚的人物,不久被派往中国广州。“至此,军部内才诞生了第一个‘中国通’。”他原来学的是北京官话,到广东后无法开展工作,于是下苦工夫学成一口流利的广东话,顺利地完成了情报搜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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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沁王的王妃是清朝肃亲王善耆的妹妹,而肃亲王与日本人川岛浪速又结拜金兰,关系极好。福岛安正非常清楚其中的裙带关系,所以在1902年喀喇沁王出访日本时,他特意给对方留下了极好印象,过后不久,又派川岛浪速委托和硕肃亲王通过王妃说服了喀喇沁王,令其决定在王府内开设一处女子学堂,并打算聘请一名日本女教师前去任教。

地图一向被称为军队行动的向导和作战的指南。因此,地图的测绘,一直被各国政府视为“国之神器,不可予人”,而掌握了一个国家的精确地图与关键设施的地理坐标,也就意味着对其国防和经济命脉的了如指掌。
1887年青木宣纯和同学柴五郎受命绘制北京周围的地图,当时日本参谋部的北京地图非常简略,经过他们两人的勘测绘制,为军部提供了一份非常详尽的北京地图。

经济上,在纳税方面,贡桑诺尔布改革财税,建立度支局。实行按各户所占有的土地亩数纳税,把税收的无限制改为定额制。为统一全旗财政收入和支出,他建立度支局,统一计划和核算,还对腐败行为和贪官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福岛安正的计划正一步步推进。在这种情况下,他请下田歌子帮着物色人选,下田歌子自然而然地再次推荐了河原操子。1903年11月,福岛安正命令日本驻北京公使内田康哉和武官青木宣纯邀请远在上海的河原操子。经过一番细致考察,刚刚在上海教育界崭露头角的女老师被正式委任为日本情报人员,临行前上级对她说:”为了我们事业的成功,随时都要考虑到最坏的打算,你也选晓得间谍的最终归宿是什么,坦率的说,必须随时付出自个的生命。”一直低着头的河原猛然抬起头来,盯着对方的眼睛,斩金截铁的说:”在我来上海之前,父亲曾把我叫到佛堂前,给我一把匕首和手枪,对我说,这不是杀人用的,这是结束自个生命用的,千万不可以玷污河原家的名声。千万不可以损害日本女性的荣誉!你是为国出征,假如听到你为天皇献身的讯息,我们将无比高兴”。我牢记父亲的教导,随时把匕首和手枪带着身边,纵然俄国兵把我碎尸万段,我也一定保守祕密。接受了这项在异国土地上的危险任务。

甲午战争后,青木于1897年被参谋本部派往北京,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的职位,在北京设立特务机关,对外则以“青木公馆”的名义,广泛结交中国官绅人士。其最为得意之举莫过于结识了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并取得对方的信任,受其邀请担任军事顾问。青木是“唯一可靠的日本人”。

在农业方面,贡桑诺尔布改变粗放落后的农业经营模式,实现多种经营。他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耕作方式和耕作技术,号召民众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广种粮食、瓜果、蔬菜,从而丰富了食品的种类。他还大力推广养蚕技术,喀喇沁养蚕之风大盛,赤峰乃至整个内蒙古地区出现了较早的养蚕业。这些措施促进了喀喇沁的经济从单一的牧业经济向农牧结合、多种经济的结构转变,使喀喇沁右旗逐渐成为卓索图盟比较富裕的一个旗。

那时候,北京到喀喇沁旗交通不通,旅程很遥远。1903年12月13日,河原操子乘坐着喀喇沁王派来的驮轿,足足经过了九天才到达目的地。喀喇沁旗虽然称得上是战略要地,但日本人此前从未有过涉足,所以河原操子的到来,可以说是消除了日本情报网里的一个盲点。河原在日记中写到:”从现今起,我跨入了事业的第三个阶段,在大同学校和务本女校对清国妇女进行教育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已有了自信,现今的事业在于开发沉睡数千年的蒙古,除此之外,我有口不可以说,有笔不可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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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方面,贡桑诺尔布大力兴办民族工业。1904年,贡桑诺尔布派崇正学堂4名学生前往天津北洋实习工厂学习织布、染色等技术。4人学成后,贡桑诺尔布在王府东坯场子村设立了一个综合工厂,请他们作技术员,并招收青年旗民为学徒工,他自己曾多次亲临工厂视察。后来,贡桑诺尔布又从天津高薪聘请了一位织地毯的老师傅传授技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厂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工厂生产的“洋布”、“洋腊”、“洋胰子”、地毯等日用品小量投放市场,受到民众的青睐和欢迎。从此,喀喇沁旗的民族工业开始起步。

平安到达王府后,喀喇沁王改修”燕贻堂”为校址,年底正式召开了隆重的开学典礼,王府上下官员和地方绅士二百多人都前来参加。这壹次典礼上,喀喇沁王亲自撰写了”毓正女学堂”的名字,宣布校务由福晋善坤主持,河原操子为总教习,负责教授日语、算术、手工、图画、音乐、体育等课程,另外,还聘请了巴图敖其尔为蒙汉文总教习,喀喇沁中旗宁姓女子为蒙文教员,北京一位张夫人为汉文教员。

协同八国联军攻陷天津

贡桑诺尔布也开始发展商业。他从北京俄国道胜银行借了3万两白银,开设了一家叫“三义洋行”的官办百货商店,除了销售旗内工厂生产的产品外,还从北京、天津等地批发来大量人民所需的生活用品。王府一带市场繁荣,购销两旺,使当时的喀喇沁右旗王府有了“小北京”之称。

蒙古族第一所女子学堂毓正女学堂就这样成立了。开学伊始,河原操子并不乐观,因为第一期学员非常少,只有24名,而且都是王府里的女孩。不过,这个日其实的女教师确实有一套,除教给24名学生分内的课程外,她还联合其他教员一起教授博物、生理、卫生、修身、裁缝、家政等,甚至还现场演示一些编织技术、药物知识,举办同窗会、游园会等,闲暇时就给周围的蒙古人提供治疗服务。非常快,她就在喀喇沁旗博出了个好名声,学堂也渐渐红火起来,到了当年春节时,学员猛地增至60名,最多时超过了80名。河原操子的教学工作开展得相当成功。

1900年青木前往济南,途中适逢义和团起事,被迫滞留天津。青木在天津纠集日租界的侨民组成“义勇队”,抵抗义和团。不久八国联军入侵,青木积极协同联军作战;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之后,设立军事管制机构——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后更名天津地区临时政府,青木自始至终参于其事,担任军政委员,大肆搜捕杀害义和团民。
1902年8月联军撤离天津,青木奉调回国,任炮兵连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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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原操子从踏上蒙古的第一天起,从未敢掉以轻心,教学的同时,她始终在密切关注著喀喇沁王与俄国之间的举动。喀喇沁王以前因为地域关系与俄国人接触得较多,而与日本少有交集,直到娶了肃亲王的妹妹后,才开始对日本渐生好感。河原操子到来后,以她独有的教学能力和亲和力让喀喇沁王日益疏远俄国,转而亲近期本。河原操子也藉著熟悉周围环境的机会,常常暗地观察俄国边境的驻兵情况。映入她眼帘的是成群的俄国兵、枪炮和战马。

日俄战争前的1903年末,青木宣纯受儿玉源太郎的怂恿和鼓动,为进行谋略谍报活动而再次来到北京,担任驻北京公使馆武官。此时,和他有密切关系的袁世凯已继李鸿章之后担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并驻在天津,这为青木在中国活动提供了便利。

贡桑诺尔布还兴办邮电业。喀喇沁旗在20世纪初还是一个十分闭塞的山区,为了及时接收和传递信息,1904年,贡桑诺尔布派人专程赴围场县接洽。双方协议,由王府出资架设从喀喇沁旗到围场县县衙所在地克勒沟的有线电报线路,王府设电报收理处。届时,喀喇沁人就可以把电报从王府拍发至全国各地。在创办电报收理处的同时,贡桑诺尔布还设立了邮政代办所。近代邮电事业的发展,使喀喇沁右旗古老的驿传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对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思想沟通、文化交流、便利人民生活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她与日本参谋本部的联络也很隐蔽。参谋本部一旦有祕密指令,会先送到北京公使馆,青木宣纯接到后,马上启用青木机关专门负责此线的间谍,当时这个间谍是潜伏在赤峰的一个张姓中国人,他将密信标注”沈”字后,由伪装成朝廷使者的人骑快马送给河原操子。同样,河原操子如果有急件需送,也会请喀喇沁王的王妃派出特使送到热河,再通过那位张姓间谍用密码电报传回北京公使馆。不便使用电报的就以喀喇沁王府公务的名义,派专使直接送回北京公使馆,再由青木宣纯上报给日本参谋本部。喀喇沁王的一举一动就这样落入了日本人的监控之下。

从其长期经验来看,青木对中国的形势判断之准确令人信服。这体现在他对中国政治家的人物评价上。在1917年1月《青木中将支那之行时所带来的书信》中,分析了当时以北京为中心的政治形势,将其作为官僚与民党的对立来把握。其中,他对各首领人物做了如下评价:

文化教育上,贡桑诺尔布创建了两所内蒙古地区最早的学堂。1902年,他开办崇正学堂,即现在喀喇沁王府蒙古族中学的前身。崇正学堂是赤峰地区第一个官办新式学校。1903年,他创办毓正女子学堂。毓正女子学堂不仅是内蒙古地区创办最早的女子学校,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创办较早的女子学堂之一。贡桑诺尔布于1905年、1906年先后派遣留学生去日本学习,这是内蒙古地区第一次派遣蒙古族学生出国留学。

河原操子是1906年回国的,不久就嫁人过上了幸福生活,她的事蹟长期默默无闻,直到1942年伪满热河省突然开始大肆宣扬她的不朽功勋,还邀请她作为贵宾出席伪满建国十周年大庆,不知什么原因,河原婉言谢绝了这壹次邀请,也许她未必愿意再回味当年的那段经历吧,像她这样曾陷入间谍泥潭的女性,能平静的生活到晚年,也是不容易的。

黎元洪乃温厚之人,有重民意之风,与官僚派有冲突。

贡桑诺尔布创办《婴报》,建图书馆。1905年,《婴报》在崇正学堂内正式创办,为4开隔日印,石印。该报除刊登些国内外重要新闻、科学常识、各盟旗的动态以及针对时局的短评外,还动员官员、学生写稿,使报纸更具地方特色。《婴报》是内蒙古地区历史上第一份蒙文报纸,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报纸,被称之为“蒙古族新闻传播百年之源”。此外,报馆内还设有一个小型图书馆,藏有《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珍贵书籍,供校内外师生和旗衙门内的行政人员等读者阅览。

段祺瑞乃官僚派领袖,心胸狭隘之人,与民党无法相容。

现在的喀喇沁旗亲王府的院内,贡桑诺尔布从江南引进栽植的桑树,已经长成几十米高的大树,亭亭如盖。贡桑诺尔布,这位蒙古族最后的王爷,为喀喇沁右翼旗培养了大批先进人才。他在喀喇沁大力推行旗政新举措,创造了清代蒙古族经济、文化的10项“第一”,为喀喇沁旗、赤峰市、蒙古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唐绍仪、孙文乃高理想之人,与官僚绝不相容,两人乃正道中人,为国民党之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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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和汤化龙乃进步党领袖,乃反复无常之士,现企图通过官僚派来壮大其政党。

岑春煊处于中立位置,乃正直之士。

冯国璋的态度让人无法捉摸、变换不定。在出身关系上,接近官僚派,但和国民党也相处很好。

据此,我们能够看到他对先前同他接近的官僚派给予了否定的评价,而对国民党则寄予了好感。这与他早期的看法有着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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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11月,参谋次长儿玉源太郎突然访问青木,命令他“再次赴清国执行秘密使命”,即组织谍报机关,准备对俄开战,儿玉给他下达了三个使命,一、与中国共同组织对俄谍报。二、开战后破坏俄军交通线。三、策动马贼团对俄军进行骚扰。这样青木第三次成为了清国公使馆武官。

青木仓促整理行装,秘密到天津见到了直隶总督袁世凯,袁在私邸接见了突然来访的青木,青木说:“日俄开战是无论如何都免不了的。为此,有事与阁下商量。战争上日本独立作战,而暗地里无论如何不能不借助阁下的协助。
”青木宣纯要袁世凯帮忙的,就是指使在满洲和蒙古的马贼起事,从后方和侧面扰乱俄军。袁世凯觉得他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可以为他找些门路。但在自己管辖的直隶省境内不许制造骚乱。

结果,袁世凯从部下挑选精干士官数十人,以逃脱为名,把他们送到青木手中,供其驱策。另一方面,直隶总督府答应每天从特派到东北和蒙古的谍报员那里收集情报,整理后交给当时任袁世凯顾问的坂西利八郎少佐,坂西将其译为日文转送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司令官再将谍报电告参谋本部。这使青木大喜过望。

1904年2月4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俄开战,同一天参谋本部给青木发出急电,要他切断北京到恰克图的欧陆联络电线,结果他不但切断了这条电线,还切断了营口到普兰店、旅顺的电线,致使东乡平八郎2月8日偷袭旅顺的时候,俄国舰队因完全没有接到仁川海战和日俄宣战的消息,还在搞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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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在武官室召开会议,内田康哉公使、桥口勇马少佐、佐藤安之助大尉和35名浪人代表出席,传达了参谋本部要求切断西伯利亚大铁路桥的指示,当即组成4个任务班(后来日本的“特务”一词,就是从青木的“特别任务班”演变而来的),还利用了安置在喀喇沁王府做教师的河原操子做掩护,准备切断齐齐哈尔或海拉尔方面的铁路。

这个河原操子原本就是上海一家务本女子学堂的女教师,后来却成为日本情报人员,在喀喇沁王府做起了教师。河原操子从第一天起,从未敢掉以轻心,教学的同时,她始终在密切关注着喀喇沁王与俄国之间的举动,喀喇沁王以前因为地域关系与俄国人接触较多,而与日本少有交集,直到娶了肃亲王的妹妹后,才开始对日本渐生好感。现在河原操子到来后,以她独有的教学能力和亲和力让喀喇沁王日益疏远俄国,转而亲近日本。河原操子也借着熟悉周围环境的机会,经常暗地观察俄国边境的驻兵情况。

河原操子与日本参谋本部的联系也非常隐蔽。参谋本部一旦有秘密指令,会先送到北京公使馆,青木宣纯接到后,马上起用青木机关专门负责此线的间谍,当时这个间谍是潜伏在赤峰的一个张姓中国人,他将密信标注“沈”字后,由伪装成朝廷使者的人骑快马送给河原操子。同样,河原操子若有急件需送,就会请喀喇沁王的王妃派出特使送到热河,再通过那位张姓间谍用密码电报传回北京公使馆。不便使用电报的就以喀喇沁王府公务的名义,派专使直接送回北京公使馆,再由青木宣纯上报给日本参谋本部。喀喇沁王的一举一动就这样落入了日本人的监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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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原操子的掩护下,这4个任务班途中会合了纵横草原的巴布扎布的上千名蒙古骑兵,炸毁并切断了辽河大桥。
7月,日俄辽阳大会战日本大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青木的特别任务班提供的准确情报。这时青木调任满洲军参谋部任职。
8月,在锦州的一个喇嘛庙中,青木宣纯召集部下,宣布第一期任务结束,现阶段的任务是仍以“特别任务班”的组织形式,网罗活跃在东北各地的马贼组建东亚义勇军,配合正规军作战,结果他部下的浪人召集了数万马贼,包括冯麟阁、张海鹏、杜立山、巴布永等,冯麟阁手下不下2000余人,被青木拉拢后,一再扩充,到战争结束时扩大到骑兵4000余;被网罗的其他地区的马贼也不下万人。在“特别任务班”的操纵下,“满洲义军”活跃在俄军后方,破坏铁路,袭击兵站,焚毁军用物资。并伺机袭击俄军,如黑龙江哥萨克第5、第6两个中队几乎全部被歼灭。俄军米斯钦科骑兵军的快速机动被阻止,1905年3月,日本满洲军司令大山岩率部27万在奉天大破俄军35万,毙俘俄军11万,赢得了陆战决定性的胜利。

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胜,青木宣纯的作用至为重要。

1908年青木又一次被派往北京出任驻华武官。
1912年晋升中将,调任旅顺要塞司令官。

从青木宣纯的经历来看,他在中国活动的时间前后达数十年之久,可以说是陆军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

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后,中国并没有因此而统一和安定,由于他没有实行民主政治,南方革命党以孙中山为首一再掀起反袁斗争,致使中国仍旧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对此,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认为:“该国的状况非常混乱,以袁之力量虽可暂时得以表面解决,不过他处在权势之位,终究不是好事,完全的和平也难以实现。
”由此,他得出“此时毋宁说对南方寄予同情为得策”。即主张日本不仅要同袁世凯合作,也要和南方革命派合作。

1913年8月4日,孙中山、胡汉民一行,由福州马尾乘日轮“抚顺丸”去基隆,5日从基隆换乘日轮“信浓丸”赴日本。9日到达神户,18日转抵东京。黄兴继孙之后,于27日到达东京,化名冈本义一。先后到达日本的还有李烈钧、柏文蔚、居正、谢持、许崇智、田桐、廖仲恺、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冷愈、程潜、方声涛、邹鲁、谭人凤、李书城等人。陈其美、戴季陶、朱执信等在国内失败后,也相继到日本。

革命党人出逃得到日本军人协助。日驻华武官青木宣纯致电参谋总长说:“无论是站在人道上或道义上,均应同情南方革命党,并尽可能予以援助,至少应给予充分方便。
”倪嗣冲为此致函日本驻南京领事,要求派兵到日本商船搜捕李烈钧等。日方表示“碍难认可”。

然而,这并不表明他真的希望同南方革命派进行合作,也不表明他真的尊重中国,认为中国可以在南方革命派的领导下实现和平与统一。这是因为他认为:“支那人只有利己心,毫不顾及国家利益,从他们身上看不出能依靠他们实现国家的统治。
”由此不难看出,他的所谓稳健主张的背后是“中国人没有统治能力的悲观论”。

青木宣纯1915年调回参谋本部。其时,袁世凯复辟帝制,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日本内阁有意援助孙中山的倒袁运动,为此参谋本部再一次起用曾被袁世凯视为“唯一可靠的”青木,派往上海,配合孙中山推翻袁世凯政权。
1916年6月袁世凯骤亡,青木的任务也就随之结束。
1917年1月,青木又出任黎元洪总统的最高军事顾问。
1923年12月,青木宣纯死于日本家乡,从而结束了他在中国长达40年的特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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