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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史学反思与展望】疏通知远:从碎片化到整体史研究

史学是一门开放性的学科,史学领域的开拓、方法的更新和视角的转换,通常经由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实现。可以说,20世纪是史学与社会学亲密接触的世纪:社会学提供史学科学研究的新方法,极大地拓展了史学领域的研究视野;人类学方法的引进使史学家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创新了史学发展路径;新史学研究重心下移,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也决定了它必须有效地吸收相邻学科优秀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学科融合发展不仅是一种方法,还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史学创新的发展路径。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学术生产的数量和质量、研究队伍的规模和水平,还是研究成果的梯度传播形态和社会影响,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史学研究的领域分化越来越细密,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不断拓展到公众史、微观史、环境史、医疗史、城市史、书籍史、情感史、妇女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口述史等不一而足,展现了生机勃勃的学术图谱;史学分析的视角和方法论建构亦越来越多样化,尤其是近年来跨学科综合、全球史视野、大数据方法的接续兴起,更是助推史学研究不断拓展进学术繁盛的新阶段。毫无疑问,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史学走进全面繁荣发展的40年,是学术成果积累呈现繁花似锦的40年。然而不可否认,史学领域在诸多著述纷繁的映照下,也在客观面临着一些新现象、新问题与新挑战:随着史学领域的不断“深耕”引起碎片化现象,学者如何正确把握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研究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定位和具有可持续性的整体发展?网络自媒体的勃兴和非职业史学“观察家”的立说,将给史学研究传统造成哪些不同程度的冲击?面向未来的史学研究逻辑建构,史学研究者应如何进一步开展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工作?在有效深化学理研究的实践进程中,史学工作者需要具备哪些优良的学术技艺与思想素养,才能有机融入新时代史学繁荣发展的学术洪流?基于此,我们有针对性地选取了中国社会科学网编发、转载的重点史学研究成果,旨在依托扎实严谨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回顾2018年迄今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的学术热点,力求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学术启示,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史学研究创新发展助力。

一、史学反思与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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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史学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后现代史学的“芳华”已逐渐褪去,它质疑史学的客观性,甚至有学者呼吁,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学已告终结了;[1]史学的全球化和跨学科趋势,对史学工作者的理论素养要求更高,视野要求更广阔;互联网信息时代是信息大爆炸时代,辨别史料真伪、提高综合分析能力变得尤为重要。

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欧美史学界出现了语言学转向与后现代史学的“理论自觉”,导致整体史写作路径遭到越来越专业化与碎片化的史学研究倾向的“新批判”。与此同时,社会史、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等专题研究的不断深化,进一步加深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趋势。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的专著《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及其中译本的出版,更是引发中国史学界对碎片化问题的热烈讨论。[1]近几年,随着网络媒体和自媒体的兴起,“短阅读”蔚然成风,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再次成为学术关注的焦点之一。

2018年,纸媒期刊聚焦史学自身发展,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史学研究反思。不言而喻,在全球化背景下,历史研究的领域更加综合化,研究对象更加多样化,研究方法更加专业化,价值共识与冲突更加复杂化。基于此,史学工作者需要具备哪些优良的学术技艺与思想素养,需要具备怎样的前瞻性思考、理性自觉能力,才能有机融入新时代史学繁荣发展的学术洪流?对此,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基本现状出发进行深入考察,王立新认为:“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普遍的理论素养不足……导致中国的国际关系史学者只能为国际问题的研究提供‘原料’,而不能为理解和解决国际热点问题提供复杂的、有深度的、独特的历史视野。此外,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的不足也限制了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提出问题和推陈出新的能力。”[2]因此,当前史学工作者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综合的理论素养、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以及合理的想象力,这是史学创新的基本前提。

“碎片化”引发强烈关注

与此同时,如何提出既具有社会关怀又具有全球旨趣的重大现实问题,有效提高历史分析的逻辑建构能力,进而保持深入探索学理价值的旺盛学术热情,也是当下史学家普遍关注的现实领域。侯建新指出:“当下的研究成果可能比原来更规范、更专业,但另一方面,不少作品缺乏问题意识,往往就事论事,缺乏探索的热情、宽阔的视野和具有指向性的内在逻辑关系。”[3]提出好的选题之后,如何博闻约取、厚积薄发,创造出独特的作品,并形成强大的传播效应,也是史学的一大问题,钱乘旦希望“中国的英国史研究拿出更多有独创性的作品,把中国的研究成果推向国际舞台。”[4]从全球视野出发,密切关注现实问题,再到收集材料、细致甄别、静心提炼出独创性核心观点,都是史学创新的关键环节。

2018年,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现象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来都是史学研究宽广视阈中不可或缺的方法论要求之一,这深刻源于二者是构成历史过程在“尺度”意义上的伴生关系。然而,历史发展的宏阔进程不能代之以宏大历史研究与微观史学研究的简单相加。其中,作为一种西方史学研究潮流,微观史学尽管具有国际性特征,但是它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手段带来的却是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建构功能的“碎片化”消解,甚至会导致史学学科空洞化、边缘化的危险。对此,高翔指出:“史学研究领域存在着碎片化、表面化、片面化现象,这不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2]究其实质,任何社会历史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对宏大历史的微观研究并不等于对细微现象全部进行简单还原的“微观实证”积累,也就是说,历史决不是鸡零狗碎的聚合物。缺乏大时代与大思想、大关怀与大问题、大联系与大序列、大理论与大阐释的研究形态,只能导致论题与价值的特殊化、个别化甚至边缘化的存在形态,历史也就成为弥散化的、零散的社会物象以及缺乏意义关联的片段或碎片。这必然造成历史构成要素之间的弱连接关系,走向无节制的随意阐释或强制阐释的境地,历史的碎片化脱离了社会变迁的真实面目,严重消解了历史主体与历史主流乃至历史主题的应有实践形态与价值形态。于是,与之相关联的碎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顽固走向小论题、个案化、深度描述的盛行。这种现象正如李红岩所形象描述的:“伴随着繁荣发展,生发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新现象。突出表现是:研究内容碎片化、研究主题形式化、成果表述玄学化。”[3]侯建新则提出:“研究中存在碎片化现象,原创力度不足。”[4]钱乘旦明确认为:“在历史研究的认识论方面有一个严重问题需引起高度重视,就是‘碎片化’。”[5]杨国强也谈到碎片化趋势的危害性:“九十年代以来,这三十年的史学研究推崇史料,走到极端,就可能会使我们看不到整体的中国历史,推崇理论,走到极端,就可能会使我们只看到各式各样的理论,而看不到贯通的中国史。这种偏失,造成了九十年代以来由否定宏大叙事开始的历史研究越来越趋向碎片化。”[6]

与史学研究者在学术纸媒提出重点关注的问题相呼应,网络平台与新媒体也就相关问题与现象不断发声,聚焦于“什么是历史”、“历史有什么用”等问题展开追问。如:《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5]、《历史,你在哪里?》[6]、《历史研究中的求知与求用》[7]、《“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8]、《为什么历史学家总是变革潮流中的落伍者》[9]等,这些公众号接连发文,对新时期史学的定位、功能及发展等进行思考,进一步强化了积极探索史学发展新路径的重大现实意义。网络平台与新媒体观点更新颖、更灵活,更能体现公众的心声,史学工作者如何将此转化为史学研究的课题,讲好史学理论,是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面对碎片化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拒绝,[7]也有的认为不必担忧。[8]那么,什么是碎片化?笔者赞同郑师渠对碎片化现象的两种区分:“一层是指将物体打破,使之化为碎片;二是指先将物体打碎,使之成为待铸新体必需的材料或过程……一是放弃总体性,导致了‘碎片化’;二是坚持总体性
,但在新旧更替之际,史家超越既有,研究趋向多元化,一时也会呈现某种‘碎片化’现象,那是学界酝酿新突破、新综合的必要过程。”[9]很显然,我们应该坚决拒绝第一种碎片化,而努力将第二种碎片化“串”起来,正如杨国强所言:“其实就整体研究总是要分解开来才能深入而言,碎片亦是应有之义,但分开之后总还要回归到整体,否则被分开的片断既无来路,又无意义。”[10]

时代发展带来的挑战,考验着史家的学识与智慧。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压力同在。基于实践发展所形成的时代问题及其破解,必然促使史学既有的研究逻辑与方法不断实现突破,寻求史学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怀特认为:“20世纪人文社科中的种种反历史主义和怀疑论思潮,其反映的是学界对职业史学的不满情绪,因为:史家总是信守着某种‘幼稚的’方法论,并埋首于浩瀚的史料中,这使得他们没精力去了解艺术和科学等领域的最新发展,并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动机而对外界思潮持拒斥态度。”[10]对此,来自伊格尔斯、王晴佳和穆赫吉的结论则更加明确,他们认为:“以当代史学的走向而言,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正在寻求结成新的联盟,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诸种挑战。”[11]安托万·里勒蒂进一步强调:“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年鉴》注重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对话,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12]这充分说明:面对时代挑战,史家要具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及时了解其他学科的发展动态,并与之缔结联盟,形成融合发展之势,才是史学发展的新方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史家则从史学学科内部以及中外史学融合发展的视角提出应对之策。晏绍祥认为:“综合性研究多由老一辈学者完成。他们中的许多人国学功底深厚,在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两个领域均有相当造诣,能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提出重大的理论和历史问题。”[13]李剑鸣提出:“如果我们能够既关注美国史学的前沿,又吸取中国史学的滋养,可望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取得足以产生反响的成果。”[14]可以看出,中外史家在积极推进学术创新意义上都指向了同一路径,即史学应借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观念与方法,致力于跨学科融合发展,有助于给史学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从碎片化到整体史

二、“新”联盟:文学与互联网

面对史学的碎片化趋势,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又当如何做呢?高翔强调:“必须立足中国的土地,说中国话,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研究范式,推出体现中国思想、中国精神、中国风格的鸿篇巨制。”[11]毋庸讳言,“碎片化”倾向盖由微观研究路数衍生而来,正是所关注的研究对象及其问题化走向细小琐碎,导致本应具有整体性或系统性的理论关联度丧失,继而造成完整的历史发生逻辑与价值意义系统的“解组”,因而反映在学理层面就是不仅内在地瓦解了宏大叙事与历史规律性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严重阻抗了历史真实与意义系统的证成,这样的所谓史学研究决难达成健康的学术创新,更危及学术话语逻辑有效性支持,进而直接危害了历史主体真实的时代风貌。对此,李红岩鲜明地追问道:“在内容空前丰富的情况下,历史的骨骼、主流、主干是否受到了遮蔽?换言之,丰满的血肉是否拖累了骨骼?丰茂的枝叶是否掩盖了主干?细密的支流是否漫溢了主流?”“这样的追问,在学术意义上关注的是历史学真善美的全体大用,在社会学意义上体现的是历史学家的一些新不安。”[12]为此,正视问题,不断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成为须臾不可忽视的重要论域。从基础理论研究出发,特别是不断夯实和完善史学基础学科的研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正如姜胜利所提出的:“基本理论的完善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什么是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的目的和意义、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中国史学史的分期等基本问题。目前,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还存在不少分歧,需要不断深化研究,进一步形成共识。”[13]针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研究对象,透过历史现象进入历史问题的深层本质,是史学研究取得扎实成果的唯一路径。正如历史的细节不会重复,重复出现的是长期起作用的深层结构和内在动力,王立新明确主张:“历史学家的职责不仅在于描述细节,而在于揭示这些深层结构和动力。宏观思考的意义还在于它以简约形式提供的知识和见解更易于传播和领会,有助于历史教益的汲取,也更能提升精英和决策者的识见、眼光与能力。”[14]综上,几位学者都认为,面对史学的碎片化趋势,我们应当回归整体史。

史学向社会学拓展的较早,而且发展得相对充分丰满;史学与哲学相融合,已发展出历史哲学这一专属领域。故本节重点申说史学与文学、互联网的融合发展之势。

那么,碎片化的史学怎样被串成整体史?罗志田提出:“如果承认史学本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则其基本精神,或许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或者说,我们怎样使书写出来的历史并非一堆碎散的文辞,又尽可能避免让历史成为后人的系统性‘代言’,而失却了本来的面目?”[15]也就是说,如何将碎片化的史学融会贯通,使之疏通知远,而又不失历史的本来面目,这除了需要作者本人广博的知识、深厚的素养、严密的逻辑思维之外,还需要史家合理的想象力[16],在散碎的史实间架起一座座扎实的桥梁。

自古以来,文史就是一家。我国史家很早就注意到了史学行文的文采性。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5]这里,孔子所指涉对象虽然是人,但对于历史学研究同样适用,也就是说史学亦应文质兼备。唐代刘知己曾言:“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16]这同样指明了历史需借助文字来表情达意。“即便是兰克这种标榜‘如实直书’的史家,在谈到写作时也强调它的文学性,称史学‘既是艺术,也是科学’。”[17]

疏通、通识与协作

近代之后,历史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20世纪,专业性史学研究迎来了大发展时期。从整体上看,欧美史学经历了科学主义史观和社会科学化等多种思潮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文史不分’的弊端自然需要革除,有人甚至力图抹去史学的一切文学色彩,以准确、严谨乃至量化为治史的鹄的。”[18]20世纪60年代后期,欧美史学界出现了语言学转向与后现代史学,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史学的诗意特征,致力于建立一种文艺性的史学理论。但自产生伊始,后现代史学就饱受诟病,“否认整体性和确定性的知识存在,认为所谓统一的知识标准都是主观建构的语言游戏规则”。[19]可见,后现代主义者所进行的“语言学建构”,消解了史学的客观性基础。现在,其观点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扬弃。[20]那么,史学究竟应该向文学借鉴什么呢?

法国学者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引证,古朗日(Fustel
deCoularges)对他的法国听众说:假设一百名专家通过抽签来分别研究法国历史的各个片段,你认为他们最后能写出法国历史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他们之间缺少事件的联系纽带。[17]可见,联系的纽带也是很重要的历史,而要想疏通这些纽带,既需要广博的知识,又需要专精的学问。《隋书·经籍志》中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戒焉。”[18]章学诚说:“大抵学问文章,须成家数,博以聚之,约以收之;载籍浩博难穷,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专精致力之处,则如钱之散积于地,不可绳以贯也。”[19]古今中外的学术史家在不同时代条件下都形成了一个相同的结论:要将碎片化的历史疏而通之,必须拥有渊博而专精的学识和素养。

史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史学既要有美感,也要有情感。而文学的表情达意功能和对深切的历史感有温度的表达逻辑,正是史学研究应该借鉴的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这种历史性存在的诗意并非海登·怀特笔下的诗意,而是亚当·斯密笔下的美:“真正能给风格增添美感的,乃是以简洁恰当的文句表现所描绘之物,传达作者的内心情感以及希望传达给读者的意思。”[21]当然,这种美是在论从史出、语言准确的史学规范基础上,需要注重文章的遣词造句、文字技巧和行文构思等,借此提升文学修养,以强化贯通史学逻辑建构的魅力色彩。

“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另一种表现,是目前的断代区隔过于森严。一些作者为知识背景所局限,写出文章来‘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只在自己所熟知的领域就事论事,而不能从长时段的角度去动态地分析问题。”[20]这就提出一个整体意识的问题。陈寅恪强调,治史须有“通识”,[21]钱穆主张重视通史研究,要“上溯渊源,下探究竟”。[22]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专深的历史研究时,应该有一个观照宏观的问题意识。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过在考察问题的理论思维过程中,正视问题不仅仅是能够发现问题,而且要善于发现真问题,识别虚假问题,碎片化的“微小逻辑”总是无法承担问题之“真”所具有的历史重量的,相反,只有在深入探究历史问题的宏大叙事所承载的全要素结构,增强问题意识,才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的同义语,所形成的研究结论才能真正接受历史的严苛检验,而不会在思想与价值的大尺度综合研判中轰然倒塌,成为贻笑大方或遗臭万年的理论标本。而这恰恰是不学无术的代名词。

对于史学的情感,布洛克说:“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如我所察觉到的,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22]清章学诚也认为,情感乃史学之必备:“故良史莫不工文……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23]

应该说,整体史研究路向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团队合作付出艰辛努力,单靠个人的力量很难绘就统揽全局的历史画卷。“历史包罗广泛,地域辽阔,时间漫长,即便是天赋超群、学识渊博的大家,也不能‘包打天下’……众多学者将各自细致描摹的点连接起来,就能形成比较清晰而广阔的历史图景。而且,只有在大量专家铺就的台阶上,才能崛起通人大师;只有借助众多的专精成果,才能诞生传世的鸿篇巨制。”[23]正如马克·布洛克所言:“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24]惟其如此,“述往事,思来者”,我们才能不断拓宽视野看世界、看中国,看历史、看未来,从而在改革开放40年中国学术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承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在鉴往知来中真实把握重大历史命题的生成逻辑,在学术创新中掌握破解问题的主动议程,在议题设置中增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的智力支持与学理支撑。

对于情感与诗意的一致性,亚当·斯密进一步指出:“这种美实际上来源于句中蕴含的情感,以及对此情感的优美表达;形象化的修辞只不过是第二位的影响因素……总的说来,修辞并不能塑成美的风格:只有当这种表达方式与说话者的心意、情感和谐一致的时候,才能引起我们的赞美。”[24]一言以蔽之,美首先是要用恰当、确切的语言表达情感与思想,运用修辞要与行为风格一致,只有当情感、文字与修辞三者合一时,方能达致美之境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

2018年,有学者关注了史学写作中美的表达。针对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堪称文学与史学结合最佳典范的我国第一部通史巨着《史记》,王俊杰考察了《史记》中的史家笔法,认为:“史家惯用的叙战手法被他所承继,以言叙战、以文存史、载录军功简牍是《史记》战争叙事中的三种史家笔法。”[25]梁茂信则着重分析了美国内战史专家詹姆斯·麦克弗森《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这一“最高级别的历史书写”方式,认为在美国学者眼中,“它不仅是‘内战文献中无人能超越的权威着作’,而且‘从历史的准确性、穿透力分析、深刻的解读、学术的厚度以及纯粹的可读性方面,它都确立了历史写作的新标准’”。[26]梁茂信强调,麦克弗森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精彩的着作,“不仅在资料的驾驭和运用方面能够作到驾轻就熟,而且还练就了建构气势恢宏的论着的高超能力与娴熟的写作技艺”。[27]刘宇方将其注意力聚焦到11世纪拜占庭历史书写,他以邹伊和塞奥多拉的“紫衣女性”形象塑造为例,认为拜占庭历史书写的转型源于“开始大量运用插叙与倒叙的写作技巧,从而突破了传统编年史体例贬低人的叙述价值的局限……创造出包含刻画人物外貌、性格和心理活动三个层次的写作模式,形成了由外及内、形象的视觉效果与抽象的情绪思维活动相结合的系统化写作特点。”[28]

注释:

情感对于史学的作用,近来颇受史家关注。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以“历史化的情绪”为题的情感史研究被列为该届大会的四大主题之一,越来越多的史家开始重视情感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情感史的兴起和心理学方法在史学的广泛应用,都说明史学不仅需要理性的一面,也需要情感等感性的一面。2018年《史学月刊》推出《“情感史研究和当代史学的新走向”笔谈》,[29]再次说明情感等感性因素深刻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历史进程的重要价值,凸显了情感、情绪对历史发展走向不容忽视的现实作用。

[1]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这两期涉及碎片化的论文共计13篇。

休斯指出:“很多历史学家似乎体会到了,如果他们的研究课题太过于科学性,将会丧失其核心精神,也就会让第一次激发他们投入历史研究的学术探索精神荡然无存。”[30]因此,史学研究不能过于科学化,要与文学缔结“联盟”,既要增加自身的诗意美,也要用真挚的情感打动读者,在恪守客观真实的前提下,让史学大放异彩。

[2]
高翔:《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人民日报》2019年1月15日,第5版。

2.数字人文:不仅仅是一种工具

[3]
李红岩:《中国史学四十年:样态、潜流、走向》,《中华读书报》2018年12月5日,第5版。

傅斯年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31]并强调“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32]
按此思路,在当前“数字人文”时代,自然科学特别是信息科学的重大进展将赋予史学研究新的发展动力。

[4] 侯建新:《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40年》,《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首先,史学工作者将互联网作为一种获取资料的工具。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学研究尤需注重对史料的搜集。互联网、大数据的应用,无疑大大便利了于史学工作者搜集史料,尤其对于世界史研究者,好多时候不用再跨越千山万水去搜集资料,只需轻轻敲击键盘和鼠标,即可手到擒来。对此,侯建新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专业数据库、网上资料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早期资料严重匮乏的局面。”[33]王立新也表达了相同看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研究经费的增多……制约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资料瓶颈基本被突破。”[34]在李剑鸣看来,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对史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文献供给效应:“就世界史研究而言,大数据所带来的最大裨益,无疑在于获取资料的途径、方式和数量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称之为‘资料革命’并不为过。”[35]

[5] 钱乘旦:《改革开放以来的英国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其次,大数据作为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其统计分析功能在史学研究中得到了有效应用。在史料分析方面,大数据分析逐渐被认可并推广开来。李剑鸣认为:“大数据方法的核心特征,是以特定的软件处理海量数据并做出量化分析,以获取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所不能获得的结论。”[36]王涛则通过实例展示了大数据分析的优势,“对大量德意志人物诞生地与逝世地的社会网络分析,构成了历史人物的‘死亡地图’,清晰显示了德意志重要历史名城由南部向北部扩散的过程。”[37]但是也有学者对大数据的统计分析能力提出质疑:大数据难以保证结论的普遍性的问题,造成信息的衰减,还存在损失其个性、脱离其历史背景的问题。[38]可见,如何在充分发挥大数据分析功能的同时,切实增强史学自身发展的特性,确保其结论更加严谨、更具历史人文性,是史学工作者应该充分关注的问题。

[6]
于淑娟:《史学四十年︱许宏、严耀中、孙江、杨国强谈史学的探索与反思》,澎湃新闻,

再次,提出新议题,是史学创新的一种途径,也是史家进行创作的至关重要环节。针对数字人文环境下能否提出新议题?李剑鸣认为:“大数据非但不排斥‘问题驱动’的研究方式,还会给‘问题史学’带来新的福音,因为海量资料有可能引出更多有意义的问题。”[39]相反,包伟民则对“悬问题以觅材料”提出质疑,他主张:“仍在于研究者对于历史社会基本脉络及其细节的掌握是否充分。‘读书得间’,尤其在史学训练的初级阶段,不可跨越。”[40]王涛运用数字工具对人物志进行数据挖掘,发现了德意志历史人物群体的隐含问题,他认为:“数字人文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能够为研究者激活一种新的历史眼光……当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真正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在于,如何将基于量化的结果转化为符合历史认知的解释,而不是生硬的相关性分析,否则就有沦为数字游戏的危险。这需要研究者既尊重数字方法的客观性,又要有结合历史语境的想象力。”[41]

[7] 章开沅:《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最后,关于数字人文对史学范式和方法的影响。姜萌提出:“尽管数字化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显着的影响,却并未在根本上改变史学研究的基本作业路径。即史学从业者必须通过阅读和训练形成专业素养,形成问题意识,并以此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得出新的史学认知。换言之,没有问题意识,没有辨别和分析史料的能力,没有合格的语言驾驭能力,就不会有利用信息技术工具发现史料的能力,更不会有利用这些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的能力。”[42]可见,即便现在或将来互联网技术大行其道的时代,传统的史料搜集方法、“读书得间”的提问方式以及传统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些传统的史学范式仍是史学研究者最基础的能力。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谈及互联网技术与史学的交叉融合。

[8] 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总之,史学之跨学科发展路径已历经百年有余,有经验与成就,也有问题与教训: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其代价则是历史学的学科特质日渐淡化;[43]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则釜底抽薪,将史学视为一种叙事话语的“虚构”文本,[44]彻底消解了史学的客观基础。由此看来,史学与其他学科融合的基础,必须是坚持史学自身的学科特质,不能削足适履,一味迎合,否则“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而言,历史学作为最古老的一门学问,能否以及如何借鉴其他学科的优长之处,又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质和独立品格,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45]

[9]
郑师渠:《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之我见》,《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陈寅恪曾有一个相当具有预见性的判断,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46]如今,5G时代的兴起正在照进现实,全球首个5G火车站虹桥开建,刷脸进站、智能问路、机器人送餐等场景应用将陆续推出。[47]5G时代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将对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必将给史学研究的未来多维展开带来更多的新问题与新挑战。现在有一个新词“科技赋能”,我们不免要追问:科技将会赋予历史什么能量?将会打开史学领域的哪扇窗户?毫无疑问,这取决于史学工作者将史学研究与科技发展实现有机融合的现实程度。因此,史学工作者只有紧密关注、不断增强迭代学习能力,努力搭上互联网这趟快车,才能与时俱进站在时代潮流之最前沿,给史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10]
于淑娟:《史学四十年︱许宏、严耀中、孙江、杨国强谈史学的探索与反思》,澎湃新闻,

[1]尼塔梅尔:《后历史:历史终结了吗?》,伦敦,1992. Lutz Niethammer,
Posthistoire: Has History Ended?
,转引自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

[11]
高翔:《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人民日报》2019年1月15日,第5版。

[2]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12]
李红岩:《中国史学四十年:样态、潜流、走向》,《中华读书报》2018年12月5日,第5版。

[3]侯建新:《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40年》,《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13]
姜胜利:《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繁荣发展》,《人民日报》2019年1月14日,第9版。

[4]钱乘旦:《改革开放以来的英国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14]
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5]许倬云:《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15] 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
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6]陈勇:《历史,你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16]
参见崔蕊满:《史学与想象:历史构思的三种范式逻辑》,中国社会科学网,

[7]李剑鸣:《历史研究中的求知与求用》,《世界古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17]
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8页。

[8]张和声:《“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历史学家的技艺〉译者的话》,《世界古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18]
魏征等:《隋书》第4册,第992页,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73页。

[9]入江昭:《为什么历史学家总是变革潮流中的落伍者》,《北外全球史》微信公众号,

[19]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89页,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78页。

[10]艾俊树:《历史叙事与“语言学转向”的兴衰——以文本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

[20]
龚留柱:《避免史学“碎片化”,“会通”之义大矣哉——“三十年秦汉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笔谈之三》,《史学月刊》2011年第5期。

[11]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21世纪初期的历史学——个批判性的回顾》,《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3期。

[21]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摘二编》,第280页,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76页。

[12]汤晓燕、杨磊:《〈年鉴〉杂志与法国历史研究的新动向——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安托万·里勒蒂教授访谈》,《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2期。

[22]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第168页。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76页。

[13]晏绍祥:《改革开放以来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23]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79页。

[14]李剑鸣:《改革开放40年来的美国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24]
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页。

[15]孔子:《论语·雍也》,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8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16]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六《内篇·叙事》,香港:太平书局,1964年,第22页。

[17]费迪南德·谢维尔:《兰克声誉的兴起、减退和持续》(Ferdinand
Schevill, “Ranke: Rise, Decline and Persistence of a
Reputation”),《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第24卷第3期,第231页。(

[18]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6页。

[19]艾俊树:《历史叙事与“语言学转向”的兴衰——以文本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

[20]参见艾俊树:《历史叙事与“语言学转向”的兴衰——以文本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

[21]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全集:修辞学和文学讲演录》,石小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4页。

[22]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北京:北京大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25页。

[23]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64页。

[24]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全集:修辞学和文学讲演录》,石小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5—46页。

[25]王俊杰:《〈史记〉战争叙事的三种笔法》,《理论月刊》2018年第4期。

[26]达德利·科尼什:《评麦克弗森着〈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Dudley
T. Cornish, “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 by James M.
McPherson”),《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5卷第4期,第1333页;类似评价参见小马克·尼利:“评麦克弗森着《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
(Mark E. Neely, Jr., “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 by James
M. McPherson”) ,《佐治亚历史季刊》(The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第74卷第1期 ,
第166—168页。转引自梁茂信:《何谓“最高级别的历史书写”——读〈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史学月刊》2018年第10期。

[27]梁茂信:《何谓“最高级别的历史书写”——读〈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史学月刊》2018年第10期。

[28]刘宇方:《11世纪拜占庭历史书写转型探析——以邹伊和塞奥多拉的“紫衣女性”形象为例》,《世界历史》2018年第6期。

[29]《“情感史研究和当代史学的新走向”笔谈》,《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

[30]斯图尔特·休斯:《历史学是什么?——科学与艺术之争》,刘晗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页。

[31]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3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页。

[33]侯建新:《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40年》,《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34]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35]李剑鸣:《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

[36]李剑鸣:《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

[37]王涛:《数字人文框架下〈德意志人物志〉的群像描绘与类型分析》,《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

[38]包伟民:《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

[39]李剑鸣:《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

[40]包伟民:《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

[41]王涛:《数字人文框架下的群像描绘与类型分析》,《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

[42]姜萌:《中国史学在数字化时代的变与不变》,《史学月刊》2017年第5期。

[43]李里峰:《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裴宜理、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8页。

[44]魏兵兵:《知其不可而“问”之:“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西湖论坛观感》,裴宜理、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8—239页。

[45]李里峰:《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裴宜理、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9页。

[46]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

[47]朱伟、王嘉旖:《全球首个5G火车站虹桥开建》,《文汇报》2018年2月19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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