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梅棋牌游戏官网网站 历史千年 俞金尧:寸有所长而尺有所短:新文化史述评

俞金尧:寸有所长而尺有所短:新文化史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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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应忻州师院历史系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郑起东在东校区为师生作了一场题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新思路”的报告,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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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新文化史研究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80、90年代。
“新文化史”研究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在西方史学界出现了。新文化史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1963年问世,《夜间的战斗》(卡洛•金兹堡著)也在1966年出版。70年代较有名的作品,包括拉杜里的《蒙塔尤》、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蠕虫》、彼得•伯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间的文化和社会》和《现代早期欧洲的大众文化》,等等。如果把那些本身不属于新文化史研究,但对后来新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影响很大的作品也算上,那么,在60和70年代,重要的著作还应包括米歇尔•福柯的一系列著作和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之所以出现新文化史研究,从史学内部来说,是对以前研究历史的方法的反动,尤其是针对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的不满;而从更广泛的学术背景来说,历史学家对文化的兴趣,也可以被看成是对60、7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的一种反应。那时,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记忆研究、影视和广告研究、同性恋研究、多元文化研究等研究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下兴盛,在某种程度上,一切都被看成是文化,而文化也影响了一切[1]。文化研究在史学中的表现就是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可见,在西方的新社会史研究如日中天的年代,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新文化史的史学活动已经开始涌动。70年代末,感觉敏锐的一些史家,如劳伦斯•斯通,已察觉到了史学中正形成一股叙事史复兴的潜流[2]。
到80、90年代,新文化史研究流行的趋势已不可避免,相关的成果大量问世。由于这方面的作品数量很多,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不过,我引用一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文化史的发展势头。本世纪初,加州大学教授约翰•R.霍尔在加州数字图书馆上检索了包含“文化史”这一术语的书名,他发现,这类著作的数量在1970-1979年为62部,1980-1989年增至99部,1990-1999年则达到181部,2000-2001年的18个月内,以文化史为标题的著作有25部。而相关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由于文化所涉及的面是如此的广泛,以致任何一个领域几乎都有新文化史研究的作品,正如彼得•伯克所说,“每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文化史,包括睡梦、食品、情感、旅行、记忆、姿态、幽默、考试等等”[3]。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主编了一本名为《新文化史》的论文集[4],该书问世以后,这类以大众文化为取向的历史研究就被汇聚在“新文化史”的旗帜之下了[5]。
新文化史研究的凯歌高凑到90年代的中后期,那时,一些人开始觉察到新文化史研究中的问题。1999年,由林•亨特和维多利亚•E.鲍纳尔主编的又一本论文集《超越文化转向》[6]问世,这本书就是90年代中一些重要的新文化史学家在一次名为“在文化转向时研究文化:历史学和社会学”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汇集。在这本文集中,学者们反思了新文化史,对新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甚至对“文化”概念本身,重新进行了检讨,并提出了在文化研究中要把社会的因素找回来,以及如何把文化的分析模式和社会的分析模式结合起来的问题。
自《超越文化转向》问世以来,十多年过去,新文化史研究依然是历史学者感兴趣的领域。但是,以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依托、在80、90年代处于霸权地位的那种文化史高潮在西方已经过去,当年的激情已经消退。换句话说,以“解构”为目的的新文化史研究似乎已经完成了使命。海登•怀特表示,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中出现文化转向的意义在于解构,它使很多人认识到,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实在只是诸种可能中的一种[7]。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文化史的学术史已暂告一个段落[8]。

如同当今其他人文社会各个学科门类的繁荣,中国史学也进入了一个再出发的前夜。从1919
到1949,从1949 到1979,从1979
至今,中国史学经过了不同的风向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从废弃“以论带史”到皈依“史料即史学”,从解构“宏大叙事”到走向“碎片化”,学术界一直争论不停。郑起东教授从引进西方史学新潮流“新文化史”研究入手,强调文化在研究史学中的重要性,诸如社会心态史、日常生活史、下层社会史、微观文化史等等,郑起东教授反对极端化,提出了史学研究的三个具体办法,即基本社会内容与独特社会内容相结合、微观文化史研究与宏大叙事相结合、“讲故事”的历史表达方式与一般历史研究方法相结合。他勉励学子抓住历史繁荣的大好机遇,对史学研究的基本方向进行及时调整,运用先进的研究方法,从研究身边地域史入手,填补中国史学研究在新方法运用上的一个个空白。

2012年4月5日下午,应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教研室的邀请,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兼人文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史学家汪荣祖教授在该院做了题为“西方‘新文化史’评述”的演讲。
汪荣祖教授指出,新文化史批判以西方为中心的霸权文化,重视弱势文化与弱势群体,注重微观研究;新文化史与后现代史学有密切关系,但又非后现代史学;新文化史重视叙事,反对将历史著作写成社会科学报告。汪先生特别指出新文化史的缺陷,认为微观研究发掘了历史的深度,但微观之余,仍需要宏观来统筹。关注小人物也不应排挤大人物,才不至于有见树而不见林,甚至见叶而不见树的遗憾。
汪先生谈西方新文化史,意在对如何承继、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如何主动借鉴西方史学等问题,加以思考,给人启发。

“什么是新文化史?”是一个不容易简而言之的问题,彼得•伯克写了整整一本书来回答这个问题,可见其复杂性[9]。但新文化史有一些基本的特点还是很清楚的:它研究大众的文化;在研究方法上,新文化史研究主要采用叙事的方法,如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创造出微观史这样的历史研究新形式;新文化史研究也是西方学术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大背景下的产物,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新文化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我们思考。
新文化史研究的个性极为鲜明,尤其在与此前流行的新社会史研究相比,新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资料,及其研究的重点,都显得别俱特征,它称得上是一种史学的范式[10]。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种范式[11]。人们总是根据研究的对象给每个学科命名,与新社会史一样,新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人民大众或社会大众,只不过是它侧重于大众的文化,就像有学者说,新文化史就是历史学家在文化史领域进一步践行了社会史学家“自下而上的历史”的主张[12]。所以,新文化史研究具有社会史学的属性,应当被看成是社会史研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类型,它使我们在研究人民大众的历史时多了一个研究的方面和一个看历史的视角,当然,也多了一种社会史写作的新形式,我们由此而获得了理解历史的新途径。
把新文化史研究放在社会史学的范围内来认识,把它看成是社会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如同新社会史研究那样的一种类型,这种认识不仅符合实际,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在吸收新文化史成果的过程中,避免出现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在发展过程中曾经与新社会史研究之间发生过的那种紧张关系。要知道,在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史学史上,依据后现代主义的新文化史学者与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为依靠的新社会史学者之间的学术争论充满了敌意[13]。现在看来,这一经历更像是西方学术史走过的一段弯路,值得我们借鉴。依我的理解,无论是新文化史还是新社会史,都研究人民大众的历史,因而都属于社会史研究,所不同的只是研究的侧重、方法、以及各自所依重的理论,它们应该可以互补或用来互相修正各自的偏差,而不是对立的关系。
作为社会史学的一种型式,新文化史研究使社会史的一些重要主题的内涵变得更加丰满。现在,我们认识到“阶级”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概念,或者简单地由经济地位来衡量和决定,文化在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家庭”不再是抽象的类型划分,以及以数字形式来表示的规模和结构,家庭关系和内部感情、私生活中的态度和观念揭示了生动的家庭生活状态。新文化史研究还使人们认识到,人民大众并不能靠阶级、集团等集合性的概念来说明,具体而生动的个人才是人民大众的基本成份。新文化史还突破了新社会史的局限,使人们认识到,社会并不仅仅由阶级所构成,仅靠阶级这样的概念还不能对社会的不平等做出充分的解释,“性别”观念的引入,给社会史研究开辟了更广泛的空间。“族群”关系的研究具有同样的效果,“族群”概念对于美国这样由多元文化组成的社会尤其重要。总之,新的研究使新社会史学家与新文化史学家靠拢,他们意识到以前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开始重视文化。而新文化史学家在史学实践中也逐渐地认识到文化不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文化也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他们也需要寻找“社会”,把大众文化看成是社会的文化。至于“社会”究竟应作怎样的理解,当然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但脱离了社会的大众文化肯定是不存在的。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相互靠拢,有助于社会史研究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新文化史学者中的激进分子当然不愿认同于新文化史研究对新社会史研究的补充和扩大,那些具有后现代主义精神的新文化史学者否认历史的真实和客观性,认为一切都不过是语言/话语构成的文本,甚至连个人的经历都不过是话语而已[14]。
对这种激进的史学思想,已有过很多评说。我想谈三点:第一、对于这些史学思想,我们不妨像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多样性、差异性那样的态度包容之。其实,很多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理论、观点和方法所持的态度更像现代主义者,他们一方面标榜差异性、多样性和个性,另一方面又致力于解构宏大叙事,终结现代史学,表现出强烈的“破坏性”,这有违于自己的本意。第二、应当承认,后现代主义的史学思想不乏真知灼见。比如,最真实的历史资料也是由语言而形成的,说它是一个文本并无任何不妥。语言归根到底只是人们描述事物、表达意思、传递思想的媒介,由语言而形成的文本毕竟不是历史事实本身。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是有局限性的,它不可能把全部发生过的事实充分地再现,而且也不一定能够把确切的信息表达出来;有时,它所包含的信息还容易被读者作不同的理解;文本也生产意义,作者在使用辞语和制作文本时,主观意图已经揉入其中。因此,历史上留下来的文献、档案,的确只是一种文本,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客观真实性,需要经过历史学家的仔细分析和鉴别。由此来看,语言学转向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学确实在提醒我们,要谨慎地对待我们长期以来深信不疑的“客观性”、“真实性”。但是,第三,从基本面上讲,我们还是要承认,语言具有反映客观实在的功能,即使历史资料只是一个文本,但是,只要它所记录、表现的内容符合实情,仍不妨碍我们认定它具有客观真实性。在这里,客观性和真实性将由人们共同来认定。当然,历史学中不乏那种一直被人们深信不疑但后来被证实虚假的证据和资料,不过,这种事例与其说证明了历史资料的不可信,倒不如说,历史研究中的确存在着客观真实性,只是这种客观真实的状况需要我们去追求、去发现和确证。所以,问题不在于历史资料是语言或文本,而在于作为语言/文本的历史资料是否反映了实在。

叙事是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新文化史学者借用文化人类学的“厚描术”,用讲故事一样的方式把历史人物的经历、观念、情感、态度、思想和命运等告诉读者,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历史人物的形象,生动地刻画历史的细节,创造出了微观史这样一种新的历史研究形式。微观史研究深受人们的喜欢,不仅历史学者,连普罗大众也喜欢微观史作品。
微观史研究深受欢迎,需要放在60、70年代(即依靠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计量统计和分析而进行历史研究的新社会史主导时期)西方史学背景下去看,微观史研究一改以往的社会史研究抽象、枯燥的写作风格,把叙事史重新带回历史学。它的出现的确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事情,它告诉人们:对于小人物的历史,也可以这样来做。
不过,微观史研究也引起人们的议论,我们应该予以注意。
首先,微观史研究只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类型,而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我们没有必要因为喜欢微观史而去否定宏观的历史研究,也没有必要因为叙事能使历史研究变得生动而贬斥在历史研究中使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在历史研究中,宏大叙事和微观研究缺一不可,它们不仅相互补充、兼容,而且,因为有宏大历史作为参考和依托,微观研究才显示其价值和意义,正如拉杜里所说,微观研究就像一滴水与显微镜的关系[15]。当然,微观史研究的价值并非必然体现在它能证明某个宏大叙事上,它也可以用于解构某个宏大叙事或重构新的宏大叙事。但无论如何,微观研究若要证明其价值,必须与宏大历史保持一定的互动关系[16]。
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表现为叙事,重在阐释历史故事,探寻其中的意义。而社会科学的方法侧重于分析、归纳,寻找因果关系。它们各自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微观史研究有种种优点,但它仅靠自身是难以展现宏观层面的历史变化的;而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所做的研究,虽然生动不足,却有助于阐述历史的总体进程。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历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要向历史提出什么样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题材。
其次,只要微观研究与宏大历史保持联系和互动,微观研究就不会造成史学的碎化。
微观研究不等于碎化,这是首先应当弄清楚的一点。现在有一些人常怀忧虑之心,担心微观研究的增长会导致史学碎化,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微观的历史研究与史学的碎化是两回事,“碎化”只有在脱离宏大叙事或宏大叙事遭到解构的情况下才会发生[17],那些刻意追求细枝末节,专心于奇闻轶事的所谓微观史研究,的确显得琐碎,有使历史研究走向“昏暗领域与边缘角落”[18]之嫌。当研究者不再顾及宏大历史进程,猎奇式的、窥探隐私式的历史研究大量出现时,史学就会出现“碎化”的趋势。但这样的局面不可能出现,琐碎的研究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我们应该有这种自信。
第三,微观史研究不止一个模式。
我们所接触到微观史研究成果主要是意大利式的微观史作品,多采用叙事的手法描述人物的经历和内心世界。不过,微观史研究也有不同的方式,在德国,微观史学又叫“日常生活史”研究,这是与意大利式的微观史学风格不同的微观史研究,日常生活史研究者更多地采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路数,对识字率、书籍的拥有量等文化史内容进行统计分析。根据伊格尔斯的观察,“他们就比自己所认可的更为接近传统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并更加远离了历史人类学”[19]。可见,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不限于“厚描术”式的叙事方法。历史研究固然不应局限于做抽象的分析,但也不应只认“讲故事”的方式。
第四,微观史研究深受资料来源的局限。
做好微观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足够的资料,因为需要对研究对象做细微的描写,研究者必须占有足够详实的资料。但是,关于人民大众的历史资料本来就少,历史资料十分丰富的个案更是难得,这就给微观史研究带来局限,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拉杜里是幸运的,因为他搞到了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关于蒙搭尤村那么丰富的资料。的确,对于更早期的历史,由于资料难得,我们少见历史人类学式的个案研究。到目前为止,经典的微观史作品多是关于近代早期及以后的历史时期的研究,而且,即使是近代早期的作品,研究者也常常要借用同时代其他相应的历史资料来补充[20]。在有的情况下,研究者甚至还得借助于适当的推测或想象,以弥补史料的不足[21]。

从中外史学史来看,历史学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总是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在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出现在20世纪的60、70年代,蓬勃发展于80、90年代,反思、检讨和平稳发展于世纪之交,这个过程固然体现了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但也是西方社会的变化在史学中的反映。
新文化史的兴盛是时代的产物。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有学术上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现实政治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杰夫•埃利以其自身的学术经历,见证了历史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他认为,不论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政治都深深地影响我们能够思考和进行研究的各种历史,“历史和政治始终都是相互渗透”[22]。伊格尔斯在谈到新文化史的兴起时,也总是把时代背景首先揭示出来[23]。
在60、70年代,欧美的大众政治就是女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对科学和进步的信仰的危机、对现代化的怀疑、对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失望,等等。结果,以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为依靠的历史研究及其观点和方法都受到了解构或质疑,那时,“有一种悲观主义的看法占据了大量‘新文化史学’的中心地位”[24]。
如果说,新文化史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时代所造成,那么,它作为一种史学潮流的消退,也与时代和政治有关,比如各种历史研究都未预见到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历史学处在尴尬的地位,“它们以令人瞩目的方式推翻了旧的社会科学的自信心,(它相信贯彻始终的社会解释的可能性),同样地也推翻了新的文化史学的自信心,(它大体上忽视了日常生活文化的政治语境)”,现实使人们认识到,历史研究难以继续遵循以往的路子[25],当然,更不能只遵循一个路子。
既然新文化史研究带有时代的印记,那么,当与新文化史研究相关的政治热情消退以后,新文化史研究自身就成为一个纯学术的领域,这使我们有可能以更加平和、理性的态度对待它,把它放在与其他类型的历史研究一样的地位,以观察它的优长或不足。
中国史学界受西方新的史学风尚的影响往往有数年时间的滞后。虽然少部分人较早就接触到西方史学的前沿,但西方新史学的全貌要为国内大多数历史学者所认识,其成果为人们所消化、吸收和运用,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一些时日。例如,在80年代中后期,当国内学者把社会史当作新史学来倡导的时候,西方的新社会史研究高潮已经退去,史学不仅出现“文化转向”,而且新文化史的大旗正在高高飘扬。近年来,新文化史的作品陆续被引进,在新文化史研究为更多的国内学者所熟悉和追捧的时候,西方的史学潮流也是早已超越了文化转向。可见,从总体上看,我们与西方的新史学还做不到同步。不过,这种时间差对我们来说也有好处,它为我们比较全面地观察欧美史学的走向,以及思考如何吸收和合理地利用其成果提供了方便。今天讨论新文化史,是一桩既有学术意义,也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注: [1]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Introduction”, in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10-11. [2] 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Past and Present, No.85
,pp.3-24. [3] 〔英〕彼得•伯克著:《什么是文化史》,第35页。 [4]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5] Geoff Eley, Crooked Line: from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p.156.
[6]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7] Hayden
White,“Afterword”,in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p.316. [8]
于尔根•科卡:《20世纪下半叶国际历史科学的新潮流》,《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还可见《光明日报》记者薄洁萍对俞金尧、张弛和加布里埃尔•M.施皮格尔的访谈《欧美史学新动向——实践史学》,《光明日报》2011年9月13日“理论•史学”版。
[9]
〔英〕彼得•伯克著:《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0] 〔英〕彼得•伯克著:《什么是文化史》,第57页。 [11]
俞金尧:《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199-219页。
[12]
周兵:《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1期,第37页。
[13] Patrick Joyce, “The End of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vol. 20, No.1(January 1995),pp.73-91. Paula S.
Fass,“Cultural/Social History:Some Reflections on a Continuing
Dialogue”,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37,No.1, (Fall 2003),p.40.
[14] Joan Scott,“The Evidence of Experience”,in Terrence J.
McDonald, ed.,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pp.379-406.
[15]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蒙塔尤•中文版前言》,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16]
见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与纳塔莉•泽蒙•戴维斯的访谈,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由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6页。
[17]
见俞金尧:《微观史研究与史学的碎化》,《历史教学》2011年第24期,第3-5页。
[18]
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景德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5页。
[19]
伊格尔斯著:《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3页。
[20] 可参见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李璧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
[21]
比如戴维斯在《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常常使用“可能”、“也许”、“设想”、“推测”之类的词。
[22] 他的著作(Geoff Eley, Crooked Line: from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自始至终都在阐述这样一种关系。 [23]
见伊格尔斯著:《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2-113,155-157页。
[24] 伊格尔斯著:《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13页。 [25]
伊格尔斯著:《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55-156页。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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