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梅棋牌游戏官网网站 美高梅网上平台入口 老将军讲述改造日本战俘的故事

老将军讲述改造日本战俘的故事

1944年3月,新四军发起了车桥战役,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的宣传委员松野觉参加了这壹次战斗。

华夏五千年历史纵横千古,许多故事或于民间流传,真假难辨却又令人充满好奇,[图文]揭秘中国抗日战争时鲜为人知的“日本八路”,小编今天为各位讲述。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时,笔者有幸结识了刘国霖将军,并与刘老成为了忘年之交。目前健在的日本战俘后参加八路的多是刘国霖将军的战友和部下。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每次见到刘老,笔者总是问东问西,特别是抗战中教育日本战俘的事情,更是追问再三。听刘老多次讲述,笔者摘要部分鲜为人知的事和人,记录下来:学日语在延安,由于刘国霖学过日语,便被分配到抗大三分校五大队的敌军工作训练队。接待他的是三分校校长许光达同志,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到前线去做敌军工作。这是1938年12月的事儿。刘老说,敌工队位于延安北门外的二排窑洞里,与八路军总政治部和留守兵团为邻。敌工队的学员分初级班、高级班。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学员日语好,都编入高级班。我由于口语差,读写还可以,就编入初级班了,从基础日语学起。每班有10个学员。一开始是一位朝鲜人教日语,没过多久,从前线送来一名叫吉积清的日本战俘教我们口语。1939年春,从120师又送来一名日本战俘春田好夫。由日本人来教我们日语,所以大家的日语会话水平提高得很快。这两位后来都成为“反战同盟”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吉积清,由于工作积极,还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参议员,这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说明共产党优待俘虏、一视同仁政策的诚心实意。发传单、喊话与感化破坏者1941年10月的一天,组织上通知刘国霖到抗战前方的野战政治部去工作。算起来在延安已经学习了三年多,他日夜渴望投身到抗日最前线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一路辗转,刘国霖终于到达野战政治部所在地,山西的麻田村。敌工部部长是漆克昌,科长和几名干事都是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敌工部下属还有以前田光繁为首的“觉醒同盟”成员七八个人,此外,还有未参加同盟的日军战俘十几人。1940年秋百团大战时,日军俘虏逐渐多起来了,所以,野战政治部的敌工部成员都忙得不可开交。由于敌工部成员及“觉醒同盟”的老成员都积极做战俘的思想工作,到1942年,绝大部分日军战俘都改变立场,自觉参加“觉醒同盟”,进行反战活动。同时,在太岳、冀南、冀鲁豫等军区也相继成立了“觉醒同盟”支部。“觉醒同盟”后来改为“反战同盟”,主要活动就是油印反战传单,放在敌人炮楼附近,或托村长等人送到敌人手中。“反战同盟”成立之前,敌工部也印发传单,但是政治口号空洞、概念性的内容多。由同盟成员编印的传单,就切合日军的心理了,也能引起他们思乡、反战的情绪。盟员们还做出印有樱花的慰问袋,里边装上大枣、核桃、点心、香烟、香皂之类的,送到炮楼里的日军手里。在侵华战争陷入泥沼困境之时,物质供应贫乏的状况下,他们对八路军的“慰问袋’:是很欢迎和感谢的。有的日军收到后还送来感谢信。另一项重点工作,就是由敌工部干部带领盟员,乘夜色在八路军战士的掩护下,到敌人炮楼附近去喊话,跟炮楼里过去的战友拉家常,劝他们为了和平,不做无辜的牺牲,放下武器向八路军投降,扫荡时不要伤害老百姓等等。在距炮楼30-50米的地方,隐蔽起来向日军喊话是很危险的,日军小队长怕上级处罚,命令部下向喊话的盟员开枪射击。一般情况下,八路军是不还击的,以示我们的诚意。笔者问刘老:在喊话中出现过危险吗?老人沉思了一会儿,放低了声音说:有啊,有。1944年5月的一天夜里,“反战同盟”支部长亲自带领几位盟员,去襄阳县河口镇的日军炮楼前喊话,盟员砂原利男刚开始喊话不久,就从炮楼里射出的子弹,将他的大腿打成重伤。掩护部队的排长劝他撤下来,他却在血流不止的状况下继续喊话。另一名盟员,竹野甚七也一起喊话。可是一排机枪子弹打了过来,二人均受重伤,后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当时,砂原27岁,竹野25岁。我们在王堡村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太行军区政委李雪峰还写了《悼国际战友砂原、竹野两君》一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据我所知,抗战八年中,我军俘虏日军战俘大约2000多名,自愿参加“反战同盟”的大约300多人。其中,在反战宣传和战斗中牺牲了20多名盟员。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后来,我们就多用电话来喊话。就是将我们的电话机,接在敌人炮楼之间的电话线上,可听到他们之间的通话内容、姓名和职务,又可以与他们说话进行宣传,而他们又伤害不了我们。由于“反战同盟”积极、频繁的活动,搞得敌军人心惶惶,这使日军上层非常头痛。后来,他们就想派遣特务假装投降八路,或故意让我们俘虏,从而混入“反战同盟”,企图进行投毒、策反、暗杀等破坏活动。有的被我们识破,有的在我们中间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认识到八路军是仁义之师,就主动坦白交代,并自愿加入“反战同盟”,我们也不歧视他们,而是真诚地欢迎他们加入。日本教员来教刺杀“反战同盟”成员的主要工作是反战宣传,教育日军俘虏。我们也尽量发挥他们的特长,知人善任。有的当了炮兵教官,如水野靖夫;有的当了日语教官,如山下好之:有的当了医生,如山田一郎,后来,他还当了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内科主任、副院长,并成为中共党员。刘老说,都说美国大兵善拳击,中国士兵大刀厉害,日本兵白刃格斗刺杀过硬。在抗战期间,我军参照日军教材,编写了《刺杀教范》。可是光学教范,纸上谈兵效果不大。于是,我们就从盟员中挑选刺杀技术好的,到部队当教员,教授和示范。我呢,就一同前去,任现场口头翻译。特别是练对刺时,对象是真正的“日本鬼子”,等于实战训练,日军刺杀的套路、险招都一清二楚,训练班干部受完训练,回去再教士兵。这样,八路军的刺杀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可是,在一次训练刺杀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太岳支部一名盟员在教八路军士兵刺杀时,打死了一名士兵,他吓坏了!认为肯定会被枪毙的。后来,经过仔细调查,是枪支管理者的责任,他没有把枪中的子弹退净,在拼刺中,那位盟员误扣了扳机。因为日本军队规定在战场上拼刺刀时,一定要将子弹退出。结果,并未处分那位盟员,而是处分了枪械管理者。这事儿对全体盟员震动特大,他们从心里更认定加入八路军是幸运的。“花姑娘”的故事笔者问刘老:听一位朋友说,有一个日本兵当了俘虏,还向你要“花姑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刘老一听,哈哈大笑了一阵说,是有这么一回事儿。那是1942年5月反扫荡时,我到王家峪去找襄恒独立营。听说两个民兵抓了一个日本兵,怕他逃跑,就把他囚在一个枯井里。通过交谈,我知道他叫小西政贤,农民出身,是敌军36师团的。我跟他讲了我军的俘虏政策,以及由日本人组成的“反战同盟”及其活动内容,而且告知他,盟员中就有他的老乡。他情绪安定了,我又让人给他吃了鸡蛋面条,也不再把他囚在枯井里了……下午四五点钟,看守他的侦察员送来一个小西写的纸条,我一看用日文写着:“早先到院子里的花姑娘能借给我一晚上吗?”我一看差点儿气炸了肺,真想揍他一顿,可打人是违反政策的呀!我就叫来卢殿甲县长,审问训斥了小西政贤一顿,他知道错了,一直低着头。小西后来也改变了立场,参加了“反战同盟”,后来我们相遇,他还十分不好意思呢……两张照片1946年夏,根据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安排,刘国霖带领30多名反战同盟盟员,以及部分日军俘虏和日侨一共124人,步行十来天,到达石家庄南的元氏县,将这批日本人交给元氏县的国民党驻军,由他们转送到大连南边的葫芦岛,待船运返回日本。刘老说,元氏县的国民党驻军抗战时是为日军卖命的伪军,抗战胜利后为了抢夺胜利果实,扩军准备打内战,就被国民党36军收编,摇身一变竞成了“国军”,将与我们一起战斗的盟员交给他们,真是荒谬之极。临分别时,与我们相处多年的老盟员热泪盈眶,紧紧与我握手拥抱,互道平安,盼望有朝一日战友重逢相见。说到这里,刘老拿出两张黑白照片让笔者看,第一张照片就是1946年在元氏县分别时,刘老与“反战同盟”两位支部长的合影,左边是星川诚一,右边是水野靖夫。这张照片曾在国内各种报刊以及电视节目中出现过,是一幅具有历史意义的着名摄影作品。另一张是由他护送的123名日本人在一起的合影,密密麻麻的几乎看不太清楚面目。刘老说,这张照片是欢送日本人临行前拍摄的,摄影者是129师摄影科科长裴植。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本来送还的日本人一共是124名,摄影时却是123名。因为出发前夜开欢送宴,有一名日本人由于将要回国,心里非常激动,喝酒过度,突发脑溢血而死,真是乐极生悲。我们只好将其埋葬。可是,就在临出发时,又有一个日本兵投降者赶过来,要求与大队一起回国,但是来不及办手续了。谈话中得知,此人与死去的人正好是同村的老乡。于是我们经研究,临时决定让他顶替了死者名额,并将死者的一点骨灰经过处理后,放入一个小木箱,让这个日本兵捎上,随大队人马回了日本,交给死者家属。这件事儿在日本人中传开,他们从心里叹服八路军,认为八路军最讲人道。后来……解放战争中,刘国霖在晋冀鲁豫军区联络部任科长,仍然是做俘虏的教育改造工作。全国解放后,在军队中的教育、科研、国防科委等处工作。1989年10月,有日本中央大学和一些反战和平友好团体,在东京举办“日中战争中在华日本人反战活动研讨会”,特邀刘老出席。刘老到达东京的当天傍晚,他的老战友,时任船桥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八•四战友会”第一任会长的水野靖夫,会同第一日本人老八路前田光繁,还有当年“反战同盟”山东滨海支部长的小林宽澄先生,赶来看望刘老。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血气方刚的战友,如今都已是满面风霜、头发斑白的老人,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激动得热泪横流。几位老人高兴得像天真活泼的儿童,说到兴奋之处,还用手比画着“八”字,高声大喊“我们都是老八路!”刘老为3位战友带来了解放军特制的毛背心,让他们穿在身上。他还为水野靖夫带来一件特殊的礼品,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张在元氏县分别时,3人的合影。水野靖夫是第一次见到这张珍贵的老照片,捧在手里久久端详着说:“太珍贵了,这要成为我的传家宝,这是中日战友亲如兄弟的写照……”老战友重逢的第二天,刘老在早稻田大学的国际研讨会上做了“抗战时期八路军对敌工作和日本人‘反战同盟’活动”的长篇报告。刘老在讲演结尾时说:“在抗战中,‘反战同盟’盟员的积极活动,是一个帝国主义侵略国的国民,在觉醒之后,勇敢地与被侵略国的国民站到一起,呼唤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积极行动。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非常独特的、罕见的,这也证明了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环球视野》第357期,摘自2011年3月1日《中国国防报》)

车桥战斗开始的前一天,松野觉不顾四天一夜的战斗和急行军的疲劳,一放下揹包就刻印传单。第二天一早,他又开始练习自制的日本式弓箭,累得满头大汗。他说:「把传单绑在箭头上,射到日军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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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午夜时分,战斗打响后,敌人的掷弹筒不停地在他周围爆炸。当大围墙被突破后,他便随榴弹组的同志迅即翻过围墙,冲进街巷。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正在编发反战宣传品

凌晨,只剩最后一座敌堡了,他忽然撩起棉袄,系在腰间,提着喇叭筒,疾步跑到团长面前:「首长,我要求拯救我的同胞,不管怎样,带我到最前线去,我要再一次向同胞们喊话。」团长答应了他的要求,他拿起大喇叭喊起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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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兵正把无情的枪口对着松野觉。最初他还勉强忍着,依然喊话,可是,发狂的日本兵把枪口瞄准他射击,松野觉心中的怒火燃烧起来,他随手拿起身边的枪,3发子弹命中了两个日本兵。当他第四次拉开枪栓的时候,敌人的一颗子弹打在他的头上。这位坚强的反战勇士,为反法西斯的正义事业献出了年仅26岁的生命。

反战同盟成员带伤上前线喊话

从1939年底反战组织成立,到1945年8月抗战结束,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出生命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成员,有名可考的有36人,还有多人没有留下名字。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在中日人民心中树立起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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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1周年。在当年的抗日大军中,有一支鲜为人知的特殊队伍:一批觉悟了的日本俘虏和士兵。他们毅然加入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行列。

1939年1月2日,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在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杉本一夫等3名日军俘虏走上台,当场宣布要参加八路军,成为第一批日本反战士兵。

11月7日,以他们3人为核心,在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野战总部,召开“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成立大会,这是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此后,日本人反战组织陆续建立,遍及敌后抗日战场。到了1945年8月,盟员已多达千余人。

大批日军倒戈,在日军中引起极大震动,也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当时,美军曾派“迪克西使节团”到中国考察对日俘虏工作。1944年7月1日,《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这里的日本俘虏并不是被关在集中营里,共产党人使他们相信,帮助八路军就是帮助日本从军阀和战争的重担下解脱。文章道出了日军倒戈的秘密。

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和优待俘虏政策,吸引了大批日军俘虏投入反战的大旗下。抗战初期,八路军就发布了优待俘虏的6项命令。后来,又特别增加了对日俘的具体政策,如:“对待日俘须以兄弟待遇之”,“愿意与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尽可能予以方便”等。

1940年春的一次战斗中,八路军俘虏了一名叫石田美喜的日军士兵。当时他拒绝八路军的忠告,提出把他送回日本军队的要求。出乎他意料的是,八路军竟然答应了他的要求。可是回去后,他非但没有得到日本军官的同情和关怀,反而受到残酷的虐待,并要将他军法处置。面对日军的残酷和八路军的善良,石田美喜追悔莫及。不久,他就逃了出来,重新回到八路军总部,加入反战组织。

在生活上,日俘也得到了照顾。当时八路军的月津贴为:士兵1.5元、排级2元、连级3元,而日俘一律按连级军官待遇。中国官兵以小米为主,连八路军首长也吃小米,俘虏们却主要吃大米、白面。上午是一菜一汤,下午是两菜一汤,几乎天天都有一点肉。根据地的群众还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省给他们,衣、被、鞋袜等生活用品也优先供给。

各种战法直插日军心理防线

反战同盟的反战活动,主要是发动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唤起日兵觉醒。在实际工作中,反战盟员结合日本的民族习惯和日兵思乡厌战心理,创造了几十种斗争方法,直插日军的心理防线。

方法1: 写信和日兵谈心

反战同盟将反战标语写在树干、桥梁、岩石等日军可能看到的一切地方。书写的内容广泛深入,如“亲人们望眼欲穿等着你回去”、“杀戮无辜的中国平民,如同屠杀自己的父母兄弟”、“八路军不杀俘虏,会兄弟般地接待你们”等。当时,冀南支部有个叫秋山良照的盟员,他多才多艺,不但能写文章,还善于绘画。在艰苦的环境下,靠着简陋的印刷条件,和战友们编写印制了大量宣传品,仅1942年就多达几十万份,全部散发给日军士兵。秋山还抓住日兵的心理,经常与他们通信谈心。到1942年8月,秋山良照收到的日兵回信,累积起来有一尺多高。

后来,每当夜间反战支部到敌人碉堡前喊话时,总有日本士兵问:“秋山君在哪里,他还好吧?”当时日军中纷纷传说“八路军中有个‘秋山良照’部队”,日军还专门讨论所谓“秋山事件”。日军下令通缉秋山良照,并发表公告,以连升两级和1万元悬赏。

方法2: 唱小曲令日兵不寒而栗

1940年8月的百团大战中,反战盟员协助八路军行动,向日军士兵进行宣传喊话,给日军士气带来非常大的打击。1942年11月,太行支部对山西省潞安县老顶山分遣队进行喊话。喊话在敌人的碉堡下进行,非常危险,碉堡上常常飞过冷冷的子弹。

反战盟员石田雄是胶东支部的宣传委员,他有一副清脆甜润的歌喉,并且能根据日本士兵的要求唱日本各地的曲调。1943年深秋,他到山东文登县城据点喊话。敌人正想开枪,石田雄用优美哀伤的男高音缓缓地唱了起来:夜半人静月更明,寒光斜射照进窗。期待在渺茫异国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寂寞和悲哀……歌声随风吹进碉堡,里面的士兵不寒而栗,思乡厌战之情油然而生。“你唱得太悲哀了,我们很难受。”碉堡里传出了声音,喊话就自然地开始了。

方法3: 宣传画让日兵号啕大哭

抗战后期,日军思乡厌战、反战投诚、集体自杀之风在内部弥漫开来。反战同盟加紧活动,力求彻底瓦解日军士气。他们从日军士兵切身利益出发,不但制订《日本士兵要求书》,提出228条需要争取的利益,并教给他们斗争的方法;还针对不同战场特点,展开针对性宣传攻势。

在晋西北,某日军据点的士兵常年以黑豆为食,晋西北支部编出了“不要让我们吃黑豆”等传单发给日军士兵,并将日本歌谱谱上反对吃黑豆的新词,写在长长的木牌上,夜晚插到日军据点旁边。

在华中,苏中支部制作的精美宣传画,被日军据点哨兵看到,竟忍不住号啕大哭。原来上面画着一轮明月,月亮里站着一名妇女,月亮下是一座孤零零的碉堡,形单影只的士兵在站岗;在冀南,在反战同盟的争取下,还建立了一些“和平据点”。少尉分队长津金,每次出去执行任务,都亲自拿着小白旗,不打八路军,八路军也不打他。日军先后5次合击八路军,他的小队都故意让开缺口让八路军突围。

方法4:慰问品让日兵爱不释手

慰问袋是日本战时流行的一种风俗,当出征的士兵在前线作战时,国内民众将日用品或食品、慰问信等,装在一个一尺见方的布袋子里,赠送给前方士兵,以示慰劳和鼓励。在日军侵华初期,日本士兵每人平均年收8至12只,里面装的食品和物品也比较精致高档。到1940年,慰问袋降至6只,1941年仅为3只,所装物品质量也大大降低。

针对这种情况,反战盟员动手制作慰问袋,里面装上烟、酒、毛巾等日用品和慰问信。每逢春节、樱花节、盂兰节等日本传统节日,向各日军据点分送。开始,日军长官以有毒为借口,不许士兵拿。后来,不但无法控制,士兵或下级军官还友好地回赠礼物。

除了进行反战宣传外,反战盟员还活跃在生产、教育、卫生等抗战各条战线上,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反战盟员山田一郎原是日军中尉医官,被俘后自愿为八路军医治伤员。在根据地药物奇缺的情况下,他就地取材研制出治疗肺病的代用药品,救治了不少军民,曾被誉为“日本白求恩”。

不少反战盟员还在战场上与敌搏杀。新四军反战同盟第五支部的十几名盟员,曾和五师师直敌工队一起,伏击了从湖北黄冈姚家开往河口的一个日军小队。盟员森增太郎亲手将日军小队长击毙,并缴获了他佩带的军刀。战斗结束后,森增太郎将军刀赠送给李先念师长,受到李师长亲笔写信表扬。

抗战末期,反战盟员积极投身受降工作。他们向日军士兵发出通电,号召他们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各地支部将通电印成传单,大量向日军散发,并反复向抵抗士兵喊话,叫他们放弃抵抗。同时认真安顿解除武装的士兵,为他们消除疑虑、安排生活、联系遣返。抗战胜利后,除一部分留在中国参与建设外,大部分反战盟员陆续回国,继续从事中日友好工作。

回顾这段历史,反战盟员与中国军民朝夕相处,手足相亲。1942年5月,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当时,西村、浅见等反战盟友受重伤,被安排在马江村的郭大娘家隐蔽。

郭大娘知道他们是“日本八路”,像亲人一样地对待他们,给他们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在家里掩护了近一年时间。敌人闻讯前来搜查,把郭大娘打得昏死过去,她宁死也不说出他们的藏身处。西村学会的第一句中国话就是“娘”,他认郭大娘为自己的妈妈。西村伤好后被冀中军区接回部队,临走时,他拉着郭大娘的手,哭个不停。1981年,西村托赴西安的日本友人给郭大娘的女儿捎信说:他非常怀念中国,思念郭大娘及其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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