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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宣纯(1859-1924),日本宫崎县人,日本陆军中将,1875年考入陆军幼年学校,1877年5月考入陆军士官学校旧3期。1879年12月,授炮兵少尉军衔,翌年12月毕业。日本谍报界鼻祖,日本军部第一位”中国通”。特务机关青木公馆的创始人,也是侵华观点的最早提倡者之一。

在日本间谍中,土肥原臭名远扬,世人皆知。而对青木宣纯,国人则知之不多。自1877年至1924年的40余年中,除中间短暂回国外,青木宣纯几乎都在中国,因而他被日本军部称之为第一个“中国通”。

挺谁谁赢:北洋府里的日本师爷有多厉害
1917年7月14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坂西利八郎,迎来了他的中国新雇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
坂西利八郎送给新雇主的见面礼是:中日军事结盟的策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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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想法与正中段祺瑞下怀,皖系希望利用日本提供的军事援助,推行其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日本则希望通过中日“同盟”进一步巩固其在中国势力范围,于是一拍即合。
美高梅棋牌游戏官网网站,3月23日,段祺瑞授意,北京政府精心准备《预筹中日联合出兵防俄条拟》,以“俄国内乱,影响东亚,德、奥俘虏,又复东侵”为由,提议中国“与日本联合出兵共同防俄”。
至此,段祺瑞与日本师爷坂西形成了牢不可破的盟友关系。
那么,这位名为外交武官的坂西利八郎到底什么来头?
我们应该记得,1915年日本大隈内阁颐指气使,逼北洋政府签下的《对华21条》,有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为北洋政府钦配了日本师爷。
坂西利八郎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这位日本师爷,在入幕段府之前,是在段府的上家袁府中效力的。
坂西利八郎,1870生人,出生在日本和歌山县一个武士家庭,从军后的他因善于钻研中国问题的专长被调入参谋本部,晚清末年派往北京。通过青木的引荐,坂西结识了直隶总督定世凯,应聘为北洋新军的练兵顾问兼北洋督练公所总翻译官。当时,中俄之间订有《喀西尼密约》,其中规定中国军队如聘用外国教官必须由俄国人充任。袁世凯为避免麻烦,便让坂西利八郎装扮成中国人,并给他起了中国名字:班志超。袁世凯对坂西利八郎说:“你的工作类似汉光武帝时出使西域的班超,就叫班志超吧。”
口舌如簧的坂西利八郎是一位著名的演说家,著有讲演集《谈邻邦》。
1911年在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参谋本部立即派坂西去北京,任公使馆武官,建立以“坂西公馆”为代号的特务机关。北洋政府建立后,坂西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他借袁世凯器重,广泛结交了北洋各派系的军阀、政客,受到他们的所赏识。
袁死后,经过几番过渡,段祺瑞渐渐控制了政局,
并与坂西结下不解之缘。此后,不管北京政局如何的动荡,坂西都坚定站在段祺瑞一边,在他的牵线下促成了段祺瑞政府的“西原借款”,强力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方针。
从袁世凯到黎元洪、冯国璋,再到段祺瑞、曹锟,周而复始,坂西利八郎纵横北洋数十载,或任顾问,或充当幕后谋士,历经北洋七任总统而不倒,故被日本媒体称为“七代兴亡之不倒翁”。
1927年,坂西奉调回国时,很多北洋军政要员对坂西颇有措别之情,如段祺瑞的马仔、曾任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就与坂西交情甚厚,赋诗惜别,诗曰:
“二十五年海外交,一杯离洒长春亭。销魂今日幽燕别,把臂他年沧海盟。大地龙蛇方起陆,九州烽火息惊医。莫特长剑轻抛却,赤县睡狮要觉醒。”
靳云鹏将坂西描述为唤醒睡狮中国的英雄人物,由此可见其在北洋军政要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知道,北洋治下的中国,是典型的武夫治国,这种治国方式,主要特点是依仗武力维护政治权力,对内奉行复古与民族主义,对外则陪着小心,唯强是尊。
从1912到1928,纵观北洋政府对中国长达十六年的统治,其外交政策可用四字概括:日主中从。就像中国五代十六国时期,各个汉族政权与契丹的关系,契丹支持谁,谁就能当上皇帝。东洋师爷挺谁,谁就能得到日本扶持,势力迅速崛起。于是北洋各系的形成,无不印有东洋痕迹。
一战之后,日本成为东方名副其实的新霸主。东洋师爷对北洋政府的话语权无限扩大。他们是一个群体,人数很多,坂西利八郎之外,青木宣纯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位。
青木比坂西大11岁,应该算是坂西的前辈了。他1859年出生,日本宫崎县人,16岁便考入陆军学校,入伍后从炮兵少尉一直干到陆军中将。他是日本特务机关青木公馆的创始人,号称日本谍报界鼻祖。
青木宣纯年轻时就对中国感兴趣,热心钻研中国问题。1887年,作为驻参谋本部人员,他被派往中国广州。至此,军部内才诞生了第一个中国通。
青木宣纯在来中国之前,学的是北京官话,到广东后无法开展工作,于是下苦功夫学成一口流利的广东话,顺利的完成了情报搜集工作。1887年他和同学柴五郎受命绘制北京地区周围的地图,当时日本参谋部的北京地图非常简略,经过他们两人的勘测绘制,为军部提供了一份非常详尽的北京地图。
1895年8月,就任参谋本部第2局职员,1897年10月到1900年3月第一次清国公使馆武官。在此后的八年中,除了一度回国担任联队长,他几乎都在北京渡过。他在北京设立特务机关,对外则以“青木公馆”的名义,广泛结交中国官绅人士。其最为得意之举莫过于取得宜隶按察使袁世凯的信赖。定当时负责督练新建陆军,多有借重青木之处,二人遂结为至交,当袁出任山东巡抚时,特邀青木前往济南协助编练新军,袁世凯经常对同僚讲;青木是“唯一可靠的日本人”。但他却说过:“中国人只有利己心,毫不顾及国家利益,从他们身上看不出能依靠他们实现国家的统治。”由此不难看出,他所谓的与华交好背后,是“中国人没有统治能力”的傲慢认识。
毫无疑问,坂西与青木是北洋师爷中的佼佼者。青木是日本的祖师爷级人物。坂西也可以说是他带出来的二世祖。青木于1913年8月晋升日本中将。而坂西业绩不凡,一路追赶前辈,最后也做到日本陆军中将。而且,还“桃李满天下”,对中国问题颇为精通的日本陆军名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等人均出自其门下。
但二人政见略有不同。
坂西认为,中国内部事务太复杂,必须要有个强人来领导统治,而日本的任务就是与这个强人搞好关系。他们的理念可以算作务实派。
而青木典型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私利观念太重,根本没有国家观念”,只有日本深度的介入,发挥指导作用,不断改革中国的社会和政府,才能有让中国起死回生的可能。
坂西与青木的观点,分别代表了日本中国通的两类。总得来说,大同小异。均为日本利益在中国最大化而努力,不可能优先考虑中国利益。北洋政府要员大多不傻,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但形势使然,个人利益出发,不得不用,不得不重用。其时,北洋聘用的日本顾问不胜枚举。这些中国通,与中国人达到了神似地步。有时他们和中国人站在一起,不管是谈吐,还是文化底蕴,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他们不仅是谍报巨头,而且还是干政的智囊,间接影响中国政局走向。
小结“日主中从”岁月,我以为最值得留意的,是那些日本师爷对中国上层人物的评价。
1917年1月,青木在最后一次出任北洋政府顾问时,总结了他所接触的中国政治人物,在致好友山县有朋的信中,说得明明白白——
段祺瑞乃官僚派领袖,心胸狭隘之人,与民党无法相容。
孙文乃高理想之人,与官僚绝不相容,乃正道中人。
梁启超乃进步党领袖,系反复无常之士。
何为官僚,何为志士,何为犬儒,百年前的旁观者给出了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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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宣纯,日本宫崎县人,佐土原藩士青木新藏的长子。自幼爱读《三国志》,后来对中国发生兴趣也源于此书。1875年考入陆军幼年学校,1877年5月考入陆军士官学校旧3期。1879年12月,授炮兵少尉军衔,翌年12月毕业。

在中国,他开创了以侵略中国为目的的特务组织“青木机关”,训练了大批特务人员,深入中国各地进行谍报及各种特务勾当,称得上是日本近代间谍战之鼻祖。

1881年4月,山炮兵第2大队付,陆士教官,参谋本部出仕,1884年被任命为驻参谋本部人员,热心钻研中国问题。当时,与同期生柴五郎、小泽豁郎三人,都是矢志终身研究东亚的人物,1884年月到1887年12月被派往中国广州。”至此,军部内才诞生了第一个’中国通’。”他原来学的是北京官话,到广东后无法开展工作,于是下苦功夫学成一口流利的广东话,顺利的完成了情报蒐集工作。1887年他和同学柴五郎受命绘制北京地区周围的地图,当时日本参谋部的北京地图很简略,经过他们两人的勘测绘制,为军部提供了一份很详尽的北京地图。1888年3月,近卫炮兵联队付,历任陆士教官,晋升大尉,参谋本部第2局副,比利时留学,1894年8月甲午战争的时候调回,任第1军山县有朋的少佐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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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8月,就任参谋本部第2局职员,1897年10月到1900年3月第一次清国公使馆武官。在此后的八年中,除了一度回国担任联队长,他几乎都在北京渡过。他在北京设立特务机关,对外则以”青木公馆”的名义,广泛结交中国官绅人士。其最为得意之举莫过于取得宜隶按察史袁世凯的信赖。定当时负责督练新建陆军,多有借重青木之处,二人遂结为至交,
当袁出任山东巡抚时,特邀青木前往济南协助编练新军,袁世凯常常对同僚讲;青木是”唯一可靠的日本人”。1900年青木前往济南,途中适逢义和团起事,被迫滞留天津。青木在天津纠集日租界的侨民组成”义勇队”,抵抗义和团的进攻,不久八国联军入侵,青木积极协同联军作战;攻陷天津城后,占领天津之后,设立军事管制机构–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后更名天津地区临时政府,青木自始至终参于其事,担任军政委员,大肆搜捕杀害义和团民。占领北京后,出任清国公使馆武官,参谋本部员,1902年12月奉调回国,晋升炮兵大佐,野战炮兵第14联队长就任。

因《三国志》对中国感兴趣

日俄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他就被提升为陆军少将,1908年第四次成为清国公使馆武官,其间作为袁世凯的顾问,继续在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政局中纵横捭阖。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后,中国并没有因此而统一和安定,由于他没有实行民主政治,南方革命党以孙中山为首一再掀起反袁斗争,致使中国仍旧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对此,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以为:”该国的状况很混乱,以袁之力量虽可暂时得以表面解决,不过他处在权势之位,终究不是好事,完全的和平也难以实现。”由此,他得出”此时毋宁说对南方寄予同情为得策”。即主张日本不仅要同袁世凯合作,也要和南方革命派合作。然而,这并不表明他真的希望同南方革命派派进行合作,也不表明他真的尊重中国,以为中国可以在南方革命派的领导下实现和平与统一。这是因为他以为:”支那人只有利己心,毫不顾及国家利益,从他们身上看不出能依靠他们实现国家的统治。”由此不难看出,他的所谓稳健主张的背后是”中国人没有统治能力的悲观论”。1913年8月晋升陆军中将,就任旅顺要塞司令官。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所写的《有关时局的意见》一文,充分显示了他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在意见书中,他首先将大战的爆发视为”大正首要之喜事,视为天予之机会终于到来”,将其看成侵略的绝好机会。并且,首先通过外交和压力,第一、”作为归还青岛的报酬,在我之势力范围的”满蒙地区”由他实施而后让于我,以表明其诚意。其它各种行政、军事和外交等要害部门都要有中国之顾问;陆军教练、武器、装备等也只能使用中国制造的。”提出了远比二十一条更为强硬的满蒙分割论。他主张在外交手段无法达到该目的时,应断然采取如下之措施,第三,”在满蒙地方采取自由行动,以武力占领该要地。”为此应放任盗贼和革命党,”为中国采取行动提供一个好的口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根本不理解中国的近代化和民族革命的方向,只是将其视为一个绝好机会。充分暴露出了其露骨的侵略主义思想。”
意见书还继续分析了当时的中国形势,以为由于借款的失败和大战爆发的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将日益艰难,动乱的预兆亦正显现。不如此时逼迫袁世凯归隐,使其遭受天谴。和孙文、黄兴等不同,他希望援助非共和派的岑春煊一派,让其掌握政权,实行恢复帝制。主张,”如此新的建设,对支那政府,我首先以监督的身份对其奖掖指导,使其势力日趋与东洋相合,成为我之附庸地。如此之巨集业,今日放弃他日将不可复得也。”并且为了实行该计划,甚至出现了他们将袁世凯的爱子袁克定挟为人质,希图将其招揽至日本等方策。

青木宣纯1859年9月出生在日本宫特县的一个旧薄武士家庭,自幼爱读《三国志》,受此书影响对中国产生兴趣。
1875年入陆军幼年学校学习,1877年入陆军士官学校,1879年毕业。
1884年被任命为驻参谋本部人员,热心钻研中国问题。

1915年12月,参谋本部付,被派往上海与孙中山、黄兴联络,关注二次革命的动向。1916年,日本大隈重信内阁作出了援助一切有志于推翻袁世凯的中国人的指令,他的地位越发重要。丹这壹次任务随着袁世凯的死亡而结束。1917年1月到1923年1月应聘为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的军事顾问。1917年1月的《青木中将支那之行时所带给山县有朋的书信》中,分析了当时以北京为中心的政治形势,将其作为官僚与民党的对立来把握。其中,他对各首领人物做了如下评价:、黎元洪乃温厚之人,有重民意之风,与官僚派有冲突。、段祺瑞乃官僚派领袖,心胸狭隘之人,与民党无法相容。、唐绍仪、孙文乃高理想之人,与官僚绝不相容,两人乃正道中人,为国民党之领袖。、梁启超和汤化龙乃进步党领袖,乃反复无常之士,现企图通过官僚派来壮大其政党。、岑春煊处于中立位置,乃正直之士。、冯国璋的态度让人无法捉摸、变换不定。在出身关系上,接近官僚派,但和民党也相处非常好。据此,我们能够看到他对先前同他接近的官僚派给予了否定的评价,而对国民党则寄予了好感。这与他早期的看法有着显著的不同。青木宣纯虽与袁世凯保有长期的亲密关系,却又是陆军中讨袁运动的积极策划者,同孙文等革命派进行接触后转而成了黎元洪的顾问。由于这样的经历,无论其对中国认识的深浅,作为日本陆军中一个较为冷静的研究者,开辟了一条日本侵略中国的谋略家的道路。他的自以为比较合理的中国判断最终汇出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这一观点。他始终居于日本陆军大陆政策的前列,并一直以为中国革命或动乱对日其实讲是一个侵略的好机会。1919年8月编入预备役,1921年4月,退为后备役。1924年青木在从北京回故乡宫崎县扫墓途中死去。结束了40年的谋略活动。徒弟阪西利八郎陆军中将。女婿矶谷廉介陆军中将。

当时,同期生柴五郎、小泽豁郎三人,都是矢志终身研究东亚的人物,不久被派往中国广州。“至此,军部内才诞生了第一个‘中国通’。”他原来学的是北京官话,到广东后无法开展工作,于是下苦工夫学成一口流利的广东话,顺利地完成了情报搜集工作。

地图一向被称为军队行动的向导和作战的指南。因此,地图的测绘,一直被各国政府视为“国之神器,不可予人”,而掌握了一个国家的精确地图与关键设施的地理坐标,也就意味着对其国防和经济命脉的了如指掌。
1887年青木宣纯和同学柴五郎受命绘制北京周围的地图,当时日本参谋部的北京地图非常简略,经过他们两人的勘测绘制,为军部提供了一份非常详尽的北京地图。

甲午战争后,青木于1897年被参谋本部派往北京,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的职位,在北京设立特务机关,对外则以“青木公馆”的名义,广泛结交中国官绅人士。其最为得意之举莫过于结识了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并取得对方的信任,受其邀请担任军事顾问。青木是“唯一可靠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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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八国联军攻陷天津

1900年青木前往济南,途中适逢义和团起事,被迫滞留天津。青木在天津纠集日租界的侨民组成“义勇队”,抵抗义和团。不久八国联军入侵,青木积极协同联军作战;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之后,设立军事管制机构——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后更名天津地区临时政府,青木自始至终参于其事,担任军政委员,大肆搜捕杀害义和团民。
1902年8月联军撤离天津,青木奉调回国,任炮兵连队长。

日俄战争前的1903年末,青木宣纯受儿玉源太郎的怂恿和鼓动,为进行谋略谍报活动而再次来到北京,担任驻北京公使馆武官。此时,和他有密切关系的袁世凯已继李鸿章之后担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并驻在天津,这为青木在中国活动提供了便利。

从其长期经验来看,青木对中国的形势判断之准确令人信服。这体现在他对中国政治家的人物评价上。在1917年1月《青木中将支那之行时所带来的书信》中,分析了当时以北京为中心的政治形势,将其作为官僚与民党的对立来把握。其中,他对各首领人物做了如下评价:

黎元洪乃温厚之人,有重民意之风,与官僚派有冲突。

段祺瑞乃官僚派领袖,心胸狭隘之人,与民党无法相容。

唐绍仪、孙文乃高理想之人,与官僚绝不相容,两人乃正道中人,为国民党之领袖。

梁启超和汤化龙乃进步党领袖,乃反复无常之士,现企图通过官僚派来壮大其政党。

岑春煊处于中立位置,乃正直之士。

冯国璋的态度让人无法捉摸、变换不定。在出身关系上,接近官僚派,但和国民党也相处很好。

据此,我们能够看到他对先前同他接近的官僚派给予了否定的评价,而对国民党则寄予了好感。这与他早期的看法有着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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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11月,参谋次长儿玉源太郎突然访问青木,命令他“再次赴清国执行秘密使命”,即组织谍报机关,准备对俄开战,儿玉给他下达了三个使命,一、与中国共同组织对俄谍报。二、开战后破坏俄军交通线。三、策动马贼团对俄军进行骚扰。这样青木第三次成为了清国公使馆武官。

青木仓促整理行装,秘密到天津见到了直隶总督袁世凯,袁在私邸接见了突然来访的青木,青木说:“日俄开战是无论如何都免不了的。为此,有事与阁下商量。战争上日本独立作战,而暗地里无论如何不能不借助阁下的协助。
”青木宣纯要袁世凯帮忙的,就是指使在满洲和蒙古的马贼起事,从后方和侧面扰乱俄军。袁世凯觉得他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可以为他找些门路。但在自己管辖的直隶省境内不许制造骚乱。

结果,袁世凯从部下挑选精干士官数十人,以逃脱为名,把他们送到青木手中,供其驱策。另一方面,直隶总督府答应每天从特派到东北和蒙古的谍报员那里收集情报,整理后交给当时任袁世凯顾问的坂西利八郎少佐,坂西将其译为日文转送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司令官再将谍报电告参谋本部。这使青木大喜过望。

1904年2月4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俄开战,同一天参谋本部给青木发出急电,要他切断北京到恰克图的欧陆联络电线,结果他不但切断了这条电线,还切断了营口到普兰店、旅顺的电线,致使东乡平八郎2月8日偷袭旅顺的时候,俄国舰队因完全没有接到仁川海战和日俄宣战的消息,还在搞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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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在武官室召开会议,内田康哉公使、桥口勇马少佐、佐藤安之助大尉和35名浪人代表出席,传达了参谋本部要求切断西伯利亚大铁路桥的指示,当即组成4个任务班(后来日本的“特务”一词,就是从青木的“特别任务班”演变而来的),还利用了安置在喀喇沁王府做教师的河原操子做掩护,准备切断齐齐哈尔或海拉尔方面的铁路。

这个河原操子原本就是上海一家务本女子学堂的女教师,后来却成为日本情报人员,在喀喇沁王府做起了教师。河原操子从第一天起,从未敢掉以轻心,教学的同时,她始终在密切关注着喀喇沁王与俄国之间的举动,喀喇沁王以前因为地域关系与俄国人接触较多,而与日本少有交集,直到娶了肃亲王的妹妹后,才开始对日本渐生好感。现在河原操子到来后,以她独有的教学能力和亲和力让喀喇沁王日益疏远俄国,转而亲近日本。河原操子也借着熟悉周围环境的机会,经常暗地观察俄国边境的驻兵情况。

河原操子与日本参谋本部的联系也非常隐蔽。参谋本部一旦有秘密指令,会先送到北京公使馆,青木宣纯接到后,马上起用青木机关专门负责此线的间谍,当时这个间谍是潜伏在赤峰的一个张姓中国人,他将密信标注“沈”字后,由伪装成朝廷使者的人骑快马送给河原操子。同样,河原操子若有急件需送,就会请喀喇沁王的王妃派出特使送到热河,再通过那位张姓间谍用密码电报传回北京公使馆。不便使用电报的就以喀喇沁王府公务的名义,派专使直接送回北京公使馆,再由青木宣纯上报给日本参谋本部。喀喇沁王的一举一动就这样落入了日本人的监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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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原操子的掩护下,这4个任务班途中会合了纵横草原的巴布扎布的上千名蒙古骑兵,炸毁并切断了辽河大桥。
7月,日俄辽阳大会战日本大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青木的特别任务班提供的准确情报。这时青木调任满洲军参谋部任职。
8月,在锦州的一个喇嘛庙中,青木宣纯召集部下,宣布第一期任务结束,现阶段的任务是仍以“特别任务班”的组织形式,网罗活跃在东北各地的马贼组建东亚义勇军,配合正规军作战,结果他部下的浪人召集了数万马贼,包括冯麟阁、张海鹏、杜立山、巴布永等,冯麟阁手下不下2000余人,被青木拉拢后,一再扩充,到战争结束时扩大到骑兵4000余;被网罗的其他地区的马贼也不下万人。在“特别任务班”的操纵下,“满洲义军”活跃在俄军后方,破坏铁路,袭击兵站,焚毁军用物资。并伺机袭击俄军,如黑龙江哥萨克第5、第6两个中队几乎全部被歼灭。俄军米斯钦科骑兵军的快速机动被阻止,1905年3月,日本满洲军司令大山岩率部27万在奉天大破俄军35万,毙俘俄军11万,赢得了陆战决定性的胜利。

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胜,青木宣纯的作用至为重要。

1908年青木又一次被派往北京出任驻华武官。
1912年晋升中将,调任旅顺要塞司令官。

从青木宣纯的经历来看,他在中国活动的时间前后达数十年之久,可以说是陆军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

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后,中国并没有因此而统一和安定,由于他没有实行民主政治,南方革命党以孙中山为首一再掀起反袁斗争,致使中国仍旧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对此,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认为:“该国的状况非常混乱,以袁之力量虽可暂时得以表面解决,不过他处在权势之位,终究不是好事,完全的和平也难以实现。
”由此,他得出“此时毋宁说对南方寄予同情为得策”。即主张日本不仅要同袁世凯合作,也要和南方革命派合作。

1913年8月4日,孙中山、胡汉民一行,由福州马尾乘日轮“抚顺丸”去基隆,5日从基隆换乘日轮“信浓丸”赴日本。9日到达神户,18日转抵东京。黄兴继孙之后,于27日到达东京,化名冈本义一。先后到达日本的还有李烈钧、柏文蔚、居正、谢持、许崇智、田桐、廖仲恺、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冷愈、程潜、方声涛、邹鲁、谭人凤、李书城等人。陈其美、戴季陶、朱执信等在国内失败后,也相继到日本。

革命党人出逃得到日本军人协助。日驻华武官青木宣纯致电参谋总长说:“无论是站在人道上或道义上,均应同情南方革命党,并尽可能予以援助,至少应给予充分方便。
”倪嗣冲为此致函日本驻南京领事,要求派兵到日本商船搜捕李烈钧等。日方表示“碍难认可”。

然而,这并不表明他真的希望同南方革命派进行合作,也不表明他真的尊重中国,认为中国可以在南方革命派的领导下实现和平与统一。这是因为他认为:“支那人只有利己心,毫不顾及国家利益,从他们身上看不出能依靠他们实现国家的统治。
”由此不难看出,他的所谓稳健主张的背后是“中国人没有统治能力的悲观论”。

青木宣纯1915年调回参谋本部。其时,袁世凯复辟帝制,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日本内阁有意援助孙中山的倒袁运动,为此参谋本部再一次起用曾被袁世凯视为“唯一可靠的”青木,派往上海,配合孙中山推翻袁世凯政权。
1916年6月袁世凯骤亡,青木的任务也就随之结束。
1917年1月,青木又出任黎元洪总统的最高军事顾问。
1923年12月,青木宣纯死于日本家乡,从而结束了他在中国长达40年的特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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