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梅棋牌游戏官网网站 历史解读 刘成 李琳莉 | “非暴力革命”更易实现革命目标——对英国革命的再思考

刘成 李琳莉 | “非暴力革命”更易实现革命目标——对英国革命的再思考



光荣革命以来英国的王室和贵族

作者=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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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届奥运会目前正在伦敦举行,可是据调查,英国民众认为2012年最重要的事是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六十周年。自从光荣革命奠定英国君主立宪制以来,英国的王室和贵族在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为何如此受民众的爱戴和尊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全喜教授指出:英国的国王、贵族并非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他们恰恰是英国现代民主制下,承载人们对文明、秩序、传统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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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革命”更易实现革命目标

英国光荣革命之后,他们的贵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20世纪以来,有两个词长期被污名:一个是“中世纪”,一个是“君主制”。联系前者的是“黑暗”;连缀后者的是“专制”,并且还是“封建专制”。以致我们对这两个词的认知形成了条件反射。其实,中世纪并没我们想象的那般黑暗,或,它不比任何一个时代更黑暗,包括现代。同样,君主制也不是那么万恶;尤其当它和它以后的全能主义时代相比(奥斯维辛、古拉格……),你会发现,君主制蕴含着很多古老的自由。

——对英国革命的再思考

高全喜:英国前现代社会的贵族,也就是标准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的贵族,是旧贵族;现代社会中的贵族,是新贵族。在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的两大皇族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爆发玫瑰战争,导致旧贵族所剩无几。因此,伴随光荣革命新兴的上层中产阶级,以及旧贵族中的小贵族,两者合流就构成了新贵族。通过剥夺旧王权制下的天主教财产,以及给予当时国教新财富和新特权,新贵族真正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贵族,而不再是以土地经营方式为主的封建贵族。

中世纪与君主制在时间上大致合一。中世纪各个国家的政权基本上是君主形态的。我华夏是一个无神论民族,我们今天对中世纪的批判主要不是对神权批判而是对君权的批判。政治学上和君权对应的是民权,亦即和君主制对应的是共和制。按照教科书,君权之下无民权,所以人民要革命。一百年前的辛亥,华夏的制度对决就在君主制和共和制两间展开。可以用一本书和一部电视片概括这一对决所形成的百年史:从“《走出帝制》”到“《走向共和》”。

刘成 |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

王权作为贵族制的象征,而新贵族是两方势力的合流,在英国转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代替了旧制度中的老贵族,另一方面也不同于新兴的市民阶级,成为英国社会转型期的中坚力量。新贵族代表了当时最有创造力的生产方式,当时的贵族是土地所有者、国教人士、军官、银行家、大商人,是英国持续近百年过程中的精英团体,是社会的主导。

英伦:没有走出帝制的共和

李琳莉 |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其实美国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贵族政治,属于隐秘的贵族政治。因为美国是新世界,没有历史包袱,所以不存在封建贵族,但这并不表明美国不会在自我生长中发展出精英力量。美国没有英国那样因为血统而产生的权力精英,但美国仍然是精英统治,美国总统的权力要远远大过英国国王。只是美国的参议员、众议员和其他政治家不由血缘关系连接,他们仍然是少数人,仍然遵循着“精英”圈子的特定规则。

帝制就是君主制:尽管哈布斯堡家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世袭皇帝,但路易十六不是皇帝是国王。当年法兰西由帝制而共和为我华夏所取法。当然,法兰西亦有取法,那就是
“美利坚合众国”。合众即共和。然而在美利坚之前,还有英吉利。它才是地球上最早迈进现代门槛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的保守主义气质,不为华夏所待见,我族当年可以学法,也可以学美,但不会学英。一百年前,同盟会的《民报》插图不是鼓吹美国革命就是法国革命,却不见英伦的。后来《新青年》拾级而上,更是一味偏重法兰西。再后来,20世纪20年代涌现的反帝浪潮,第一个针对的就是英吉利(当时收复的租界,也只是英租界)。原因固然很多,但就政治言,法兰西和美利坚都是共和政体;英吉利的头上留了个君主制的辫子,不足取法。所以,辛亥前力主学英的康梁只配“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4期

在英国社会,贵族与国王和人民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历史从头捋。走出中世纪的国家,一英,二美,三法。德俄无论,更无论那些古老的东方帝国。现代化是从英伦这个蕞尔小岛发起,接着越过海峡由西往东推进。东方无不在走西方的路。问题在于,西方之间英、美、法,各自路径就不一样。于是就有一个取法上的选择,或者叫路径依赖。面对传统君主制,英伦的路径不是从君主到共和,而是从君主到立宪,而后逐步共和。即使共和,无废君主。这是没有走出帝制的共和。其次是美利坚,制度创新,直接共和;因为北美没有帝制和君主。英美由此形成世界史上走向共和的两个模块。英耶?美耶?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高全喜:英国议会有三个部分:国王、贵族院和平民院。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人民主权以议会主权的形式出现,因此议会的组成也就是“人民”的内涵,“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议会中。因此,议会的三部分也就自然地成为英国“人民”的三个肉身。国王、贵族并非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而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都是人民主权的代表,国王是象征性代表,议院是选举性代表。

最初面临选择的就是法兰西。它选择了美式共和。法不学英,盖有因缘:英法世仇,世纪中又输掉了“七年战争”。法兰西学美,一则美利坚独立时,法英作对,故不惜鼎力相助。更兼之前的启蒙运动,高卢雄鸡注入了共和激素,亢奋好斗无已。1791年君主立宪甫定,吉伦特派发动民众为共和签名,试图废君宪立共和,由此酿成血案。尔后雅各宾推波助澜,发动民众起义,拘囚路易十六。一个月后宣布帝制终结,共和成立。然而,走出帝制的共和,给法兰西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祸患。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70年代,八十余年间,法兰西一直在帝制与共和之间荡秋千,是欧洲最不稳定的国家。

英国的17世纪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充满了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也正是在这个世纪,英国摆脱了专制王权统治,为率先实现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奠定了政治基础。然而,这一变革并非英国革命的结果,而是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的产物。最后英国通过19世纪的议会改革实现了议会民主制度,完成了社会形态的根本改造。

在这个意义上讲,英国议会内部的斗争与妥协,始终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十七世纪是建立君主立宪制,实现了君主、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平衡;十八世纪就完全是虚君共和了,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壮大,平民院成为主导,组织责任内阁,三方权重向资产阶级倾斜,这也就促成贵族与国王的联合。十八世纪末著名的英国父子首相皮特,就是当时兴起的资产阶级杰出代表。十九世纪之后,无产阶级兴起、壮大,工人运动兴起,妇女权、劳动保护权等问题也不断提出来,促成国王、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但他们仍然向无产阶级妥协,权重逐渐向无产阶级倾斜,《济贫法》等社会福利政策出台。到了二十世纪时,他们又与无产阶级和解,建成福利国家。不管各方势力的意见分歧有多大,辩论多么激烈,国王和贵族始终都是人民的一部分。虚君只是共和国的一个侧影而已。换言之,光荣革命后,君主制在英国不是政治问题,而很好地转化为文化问题;贵族不再是一种权力阶层,而是一种尊称,一种社会秩序的象征。他们维护了文明、礼仪、等级制下的尊严感,在这个符号下逐渐沉淀为文化传统的普遍认同。就像荀子说的“化性起伪”。有了这种绅士阶层的担当,社会便不会出现资产阶级的狂飙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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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上先后经历过“暴力革命”—“不流血革命”—“非暴力改革”,这三种不同性质的历史变革是英国史领域长久的研究课题,其背后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发展逻辑,具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历史学与和平学相结合的视角,对英国革命与社会转型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思考。

我们可以看出,近现代以来英国几乎是各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只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的阶级问题,促进社会转型。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光荣革命是渐进式的,一轮一轮的,仍在进行着。它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一劳永逸,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努力消解而不是破除一个问题。

拿破仑·波拿巴

而法国则不同,国王路易十四彻底制服贵族,贵族成为国王的从属,直接面对的是第三等级的兴起,贵族被排斥,只有第三等级才是人民,其他等级都是人民的敌人。法国大革命推翻了贵族制,国王自然也被推翻,人民随后又分裂,各个自称代表人民的派系在争夺“谁是人民的真正代表”。最后拿破仑顺势而起,消弭人民的分裂。拿破仑败后共和国又起,但共和国是疲软的,拿破仑三世上台,又恢复贵族制。自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社会总是经历着贵族制的反复、战争与和平的反复,却从没取得过国王、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三方妥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弑君换来了虚君共和,而法国大革命的弑君则换来了更激烈的斗争哲学,不断地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

英法两国分居英吉利海峡两边,它们各自的共和恰恰是一个有意味的对比。英伦是没有走出帝制的共和,法兰西的共和是在结束帝制之后。从制度成本的角度看,英惟其没有走出帝制因而是和平过渡;法终结帝制,遽尔共和,反而酿出了巨大的政治灾难。

英国革命爆发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但革命试图解决的最大问题,即王权与议会之间的权力归属,则是从都铎王朝时期就开始逐渐积累的:从亨利八世时期盲从的议会,发展到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窃窃私语的议会,再到詹姆士一世时期已有反意的议会,最后是查理一世时期反抗的议会。

因为贵族制是君主制的最后依托,没有贵族制就无所谓君主制,贵族必然需要君主做象征,而君主没有贵族则丧失权力依托。因此,法国大革命中贵族制的反复,也是对君主制的反复。

插:正是出于对帝制或君主制长期污名的不满,记得我在一次对话式的聊天中就“走出帝制”的书名调侃(我没有这本书因而没读过),意思是帝制没有那么可怕,英国今天不还是帝制吗。稍后一位朋友说:我认为英国不是帝制而是共和。朋友的话当然没问题,我也只是心里应了一下:毕竟英国直到今天依然是Kingdom而非Republic吧。当然,说英伦是帝制只是在某种意义上。完整地说,它是Kingdom和Republic相结合的制度“宁馨儿”。

中世纪的英国君主受制于贵族分权,《大宪章》和议会就是最好的例证。英国专制王权确立于都铎王朝。君主专权有利于克服贵族的分裂,因而为铸造民族国家作出了贡献。从民族国家与现代化的关系角度看,都铎王朝是英国近代国家的开端。有意思的是,都铎君主的权力充分扩张的同时,议会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由于君主权力增强,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等都铎君主对操控议会有完全的自信,议会也有了更多表达意见的空间。正如著名英国史学家埃尔顿所言:16世纪时,议会被公认为国王法庭的终审地,其他法庭的错案可以在这里得到弥补,而它自己的错误则自我修正;但议会的存在又必须得到国王的允许,因为如果国王不下召集令,议会甚至无法开会。总体来说,在都铎王朝时期,王权专制和议会法治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甚至融合。

英国的宪法制度总是能够吸纳社会结构中的变化,通过法律变革有效调整各阶层主体的权重。所以英国宪制是一个柔性的和解性的制度。而法国相对则是刚性的结构,以破坏现有制度为手段建立新制度,又不足以使新制度稳定持续地生长、发展,也就会导致新的反动。

法兰西:理念主义理性主的代价

然而,这种微妙的平衡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被打破了。詹姆士一世来自苏格兰,不熟悉英格兰的政治文化,他即位后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嫌隙不断扩大加深。到查理一世时期,王权与议会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最终导致革命的爆发。革命爆发的原因一般被归结于查理一世对专制王权的追求。确实,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对英国宪政传统的背弃,是导致革命爆发的根本因素。在英国议会与国王的权力平衡问题上,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否认议会“权力不是来自君主”,反而认为下院“有意剥夺国王的所有权力”,二者在权力来源和权力归属方面有着意识形态上的本质矛盾。

那么,英国没有极端的保守势力或要求废除君主制的激进势力吗?

人类最古老的制度就是君主制了。原始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就是最早的君主。针对法国大革命推翻路易十六君主制,保守主义的迈斯特为君主制辩护:“对人类而言,最自然的政体是什么?历史将回答:是君主政体。”东方民族早熟,还在元前,我族就已经进入“封建君主制”了。

查理一世

高全喜:光荣革命前后,英国也有激进势力。像克伦威尔的激进共和主义、像边沁的社会功利主义,都有激进的色彩。英国也有斗争,像宪章运动,但它不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运动。英国各势力的斗争中彼此会激烈辩论,但到政治抉择的时候则会相互妥协;更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已经把这种斗争和妥协以制度的形式固定化了。

历代周王是君主,分封各地的诸侯是贵族。君主和贵族都是可以世袭的。它们各有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贵族不受周王直接统治,是自治。这是分权性质的君主制,是为君主制第一阶段。元前221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其实,诸侯不是西来,而是诸侯作为制度被秦王剑指归西。从那时起,我华夏族封建不再,余绪犹存。历史进入了君主制的二阶“集权君主制”,所谓君主专制是也。

尽管如此,议会也应为革命的爆发承担一定责任。1640年11月“长期议会”在查理一世的被迫同意下召开后,立刻通过了一系列限制王权的法令,对国王的权力步步紧逼。1641年6月,议会将国王本人与君主政治明确区分,认为“后者可以由作为最高司法部门和王国高级议事机构的议会来运行”。12月1日,议会又将包括200多项条款的《大抗议书》呈交查理一世,甚至在国王回复前就先斩后奏地公开了这个文本,引起查理一世的震怒。其实,此时议会内部同情国王的议员开始多起来,很多议员主张国王和议会两者权力平衡而不是一个压倒另一个。而查理一世认为,作为英国国王他已经无法也无权再退让。于是他撕毁《大抗议书》,并于1642年在诺丁汉城堡举起王家旗帜,正式向议会宣战。

保守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法国迈斯特尔式的保守主义,主张所谓“神圣同盟”,是依附于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旧贵族模式;另一种是英国制度内在包含的保守主义,因为英国已经没有老贵族了,所以它没有迈斯特尔的思想,并非要回到前现代社会的贵族制中。

人类历史具有趋同性。我族元前的历史场景,又在元后五世纪末欧亚大陆的那一头重演。属于日耳曼部落的法兰克首领克洛维率兵进占高卢,后建立法兰克王国。这是西欧君主制的一阶段。以后由查理大帝三分的东法兰克、中法兰克和西法兰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分别从君主封建走向君主集权。其中,法兰西王国从西法兰克脱胎而来,至17世纪卡佩王朝的路易十四,终于把贵族收拾成了廷臣,并豢养在自己眼皮底下的凡尔赛。路易十四完成了集权之业,这是绝对主义王权。

在革命爆发前夕,如果双方互退一步,就可能选择一条非暴力解决冲突的道路。王权和议会的矛盾并非必然导致激烈对抗,都铎时期的共生状态就是先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变革时期,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思潮都可以大体分为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中间派别。激进主义往往是社会变革的急先锋,保守主义是防止社会过速变革中发生灾难的刹车,中间派别处于二者之间。

法国的保守主义就是极端贵族主义,反革命,也反拿破仑,完全要恢复到现代社会变革之前的十五、十六世纪,甚至更早的贵族制。这种保守主义才是真正阻碍现代社会的一股力量。不过,这股力量很小,也很快消沉,不再有社会力量支持。只是他们一些思想资源在现代社会会成为可以调用的一些资源。就像民国时期,主要是国共两党的斗争,前清遗老遗少早已没有力量了,但他们的想法与国共两党都不一样,可以提供一些思想资源。比如现在有些人借助列奥·施特劳斯,试图调用这一资源,其实早就没有社会基础了。

至于隔海英伦,自1066年威廉征服后,君主几乎就是绝对君主。但贵族势有不甘,双方的斗争彼此跌宕。1215年《大宪章》订立,这是贵族的一次胜利。但都铎王朝亨利八世的《至尊法案》,不仅改天主教为国教,并使自己在世俗领袖之外同时成为宗教领袖。这是君主专制的胜出。但,风水轮流,下一个胜利,历史天平又倒向了贵族议会,而且一劳永逸。这时已是17世纪了。

它们分别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某个方向,综合起来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如果这三种力量通过内部的对抗与合作,在社会重大问题上整合成一股矢量,就可以保证社会大变革过程中的平稳过渡。但很多时候,由于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方互不相让,三种力量没能实现有效融合,只能任凭某一种力量完全压制其他力量,往往就会引发暴力革命,于是国家发展偏离了原本正常的道路轨迹。由于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执意将苏格兰的政治传统强加于英格兰,议会又在限制王权的道路上操之过急,双方的政见不合与利益冲突最终激化到必须通过革命来解决的地步。

至于废除君主制的说法,并不是没有,但是我们要看到,社会变革的动力是新的社会阶级兴起、发展。英国很好地处理了这个动力与其他传统因素在一个制度框架下较好的结合。对待王室也是如此,纯粹君主制的问题在英国历史上就不是一个中心问题。英国实质的结构就是现代的民主制、共和制,而君主制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了文明、文化、传统价值的寄托,这是个锦上添花的事情,所以到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要废除君主制,不是主流。英国王室在英国国民心目中的尊崇地位,是历史的延续,美好的东西能寄托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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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查理一世被处死到詹姆士二世逃离英国,其间不到40年,但英国却经历了“斯图亚特王朝君主专制-英吉利共和国成立-克伦威尔实行军事独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君主立宪制确立”等多次历史波折。历史清晰地表明,1649年暴力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但并没有实现克服专制统治的预期目标。1653年,克伦威尔强行解散了残缺议会,通过武力驱赶了“人民代表”。“自此后,英国革命就迷失了方向:革命是以维护议会的自由权利开始的,反抗国王的专制统治;但现在国王被处死了,议会却也失去了权利,起而代之的是一个强制性的力量,它完全以武力为后盾。革命背离了出发点,相反却走向了反面。这以后革命就走下坡路了,一直走到它的失败。”

我们是否可以说,英国的贵族和王室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精英统治呢?

亨利八世

克伦威尔

高全喜:一个社会总是有精英和普通老百姓,社会的治理,总是要由精英来立法和治理,这是一个优良的政府必不可少的,但这并不等于反文明啊!人民寻找出最优秀的群体和个人来治理国家,符合最大的民主原则。治理者只是受托者,而不是主人。不过要强调一点,精英的这种优秀,不是基于血缘的,而是基于能力和德性的,而且人民可以罢免。因此,它虽然是精英制的,但是却向所有的人敞开。十八世纪之后,英国社会中血统论已经淡化了。英国贵族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这当然是靠血缘关系的。但并非所有的贵族都是贵族院成员,在贵族中也进行选择,或曰贵族内部也要采用代议制。

17世纪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世纪性纪年。在英吉利,议会贵族和斯图亚特王朝博弈并胜出;因此,1688年的“光荣革命”完成了君主制演变的三部曲:从封建君主而专制君主而立宪君主。人类历史从中世纪缓慢进入现代。但,历史并不同步;反观法兰西,路易十四“朕即国家”,这是欧陆专制君主的巅峰。英法之间的时间差,显然,英吉利走在了法兰西的前头,也走在了历史的前头。现代性的曙光从孤悬海外的英伦三岛亮起。隔着海峡向东,自法兰西而德意志而露西亚而土耳其而吾族华夏,整个大陆广袤逶迤,尚蛰伏在中世纪的雾幔中。

革命初期,克伦威尔是满怀理想与热情的,他和他的很多战友或许确实没有谋求个人私利的欲求,革命的主要目标就是克服斯图亚特王朝的王权专制。但在短短不到十年时间里,他们为什么快速背弃自己当初的革命信仰,转而走向暴力与独裁统治呢?这与暴力革命本身的内在属性不无关系。革命自身作为一种暴力手段,必然体现出你死我活的零和结果,英国革命中那些政见和立场并不完全相同的群体,因为对王权专制的共同憎恶而联合起来,汇集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最终战胜了国王。革命就要使用暴力,克伦威尔的军队在战争中击败了王军,推翻了国王统治,建立新政权,他和他的战友也就取得了革命的领导权。

而且,随着历史推演,上院的权力逐渐缩小,因为政治活动的主体——政党和内阁都在下院。上院变成象征性、荣誉性的机构,但从权力配置来说,他们的作用还是必要的,当一些重大法律事件,如罢免、弹劾时,上院就能成为制约选举政治、政党政治的有效因素。这正是人民所希望的。因为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有其短视性和一时的激情,需要受到制约。到布莱尔为首的英国工党推行了一系列限制上院的法案,上院的权力就所剩无几了。

一百年后,法兰西异军突起。1789年,它以大革命的方式开创了不同于英伦首发的另一种现代性;但,从历史后视角度,这是现代性的歧出。如上言,法兰西应该就近取法一衣带水的英吉利,而不是绕过大西洋去拥抱刚立国的美利坚。移民的北美没有自己的地理传统,但法兰西有。法兰西同英吉利一样,都是有着古老君主历史的民族,这种传统在自己的地理上早已扎下了根。后发的法兰西学英可以,学美注定碰壁。结果法兰西无顾本土历史与现实,尽管也是共和;但从来没有帝制的共和在北美是橘,走出帝制的共和在法兰西是枳。水土不同故也。

因此,英国这场以革命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变革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虽然革命消灭了国王,但专制王权时期形成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随着一个人的消失而改变。英吉利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威胁非常严峻。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克伦威尔要想实现革命理想、守住革命果实,首先就必须维护自己政权的稳固,就不得不继续诉诸暴力,用军队力量清除异己,维护其个人权威。一方面,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军队推动了革命进程的发展;另一方面,革命本身的暴力性质也驱使克伦威尔和他的军队借助军事手段掌控绝对统治地位。然而,这一行为本身却根本背弃了革命克服专制的初衷,这不得不说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悖论。因此“英格兰的共和国拥护者们并非被他人击溃,他们是自取灭亡的”。

您之前提到法国对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反复,这似乎反衬出英国对传统的独特态度。

垂范在前的英吉利,对自己的历史传统因革损益,有扬有弃;雅各宾则一叶障目,但知革而不知因,恨不将克洛维以来的历史像辫子一样一刀剪断,一切从头开始,也一切从我开始。当年在密室中策划“光荣革命”的都是一些老谋深算的贵族,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是非常务实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法兰西不然,雅各宾几乎都是些年轻的不熟悉公共事务的文人。他们的思想资源是启蒙运动,身上有着普鲁塔克式的英雄情结。传统在他们眼里不屑一顾,历史本来就是用来创造的。政治经验贫乏的他们,却富有政治浪漫主义的热情和理念。一边以抽象理念运作政治,亦即让政治成为理念的演绎,一边无视自己的现实、传统和历史:这是一种非常法兰西的“理念主义理性主义”。

高全喜:西方现代政治思想有一种很有意思的研究路向,将国家比喻为身体(bodypolitics),一个社会就像一个生命有机体。霍布斯、卢梭都曾很生动地使用这种譬喻。国家就像身体,社会转型就像治病救人,不能依靠割除某个器官而改变,而是通过缓慢的新陈代谢,让血液更新,这就使历史性不被中断,使文明和生活方式在既有生命的延续中变化。也就是说,真正富有成效的、目前已经胜出的、具有扩展优势的现代社会一定要有保守性的内在品质,而非以否定性为前导的、破坏性的、革命式的暴风骤雨、闪电霹雳,这是目前对现代化的历史性理解中忽略的一点。英国就是以这样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完成了变革,我称之为保守的现代性、渗透了传统精神的现代生活;光荣革命就是“革命的反革命”——它在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的意义上,起到了革命的意义,同时却抑制了激进革命的发生。这是英国人作为政治成熟、文明发达的民族所具有的智慧,以审慎原则完成了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而法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方式是疾风骤雨的大革命,其诉求是斩断传统,建立全新世界,但迎来的却是社会的持续动荡不安,它的结果是法国几百年都不能被整合起来。它高昂的革命成本最终没有实现旧貌换新颜。直到二战后,法兰西民族才真正建立较稳定、优良的政治体。虽然二战后,英国本土由日不落帝国降格为世界二流国家,但它的这种现代社会创制模式却得到全球普遍推广,成为社会治理的一般模式,实际上扩展了英国的政治生命。还须牢记的是,虽然全球社会是多元文明的,但它的基本底色是英国所提供的。比如,唯有英国在退出殖民地之后,为殖民地留下稳定持续的繁荣,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我们今天去英美,往往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不是震惊于摩天大楼和先进的科技,而是在现代生活中看到了没有被断裂的传统生活方式,这种传统不是贫瘠、愚昧和迷信的,这种传统的脉脉温情与现代文明的理性机器很好地融于一处。换言之,现代的传统和传统的现代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社会转型,在与传统亲密无间的点滴中完成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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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结束了,专制的国王被消灭了,但过去的专制又在革命后的土壤中“借尸还魂”,并且被赋予了英国人民的名义。1649年到1660年“王位虚悬”期间,英国所建立起的短暂的共和制度,很快就随着克伦威尔成为护国公而名存实亡。英国革命和查理一世之死并没有使英国建立起事实上的新制度。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1660年5月,查理二世被议会请回伦敦,斯图亚特王朝正式复辟。“1659年的英国掀起了剧烈的反对‘无边界、无限度自由’的浪潮,而国王正是在这种情绪的顶峰中回到英国的。”自诩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第一次感受到自由无边界和无限度的代价。

在社会转型中,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英国的历史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

西耶斯

查理二世

高全喜:向现代转型有三个标志性的革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三种革命就是代表性的现代社会建立模式——以光荣革命和独立战争为代表的英美模式,以法国革命和普鲁士崛起为代表的欧陆模式。这两种模式有几个主要内容,一是基本的社会结构及其形成的秩序和规则,二是人的生活方式——理念、文明文化的生长,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这两种模式直至二十世纪下半叶才真正合流。

共和主义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制度理念。至于这个理念与水土是否能立即吻合,这不在它所考虑。《什么是第三等级》的作者西耶斯,被誉为法国大革命的“首席政治设计师”。阿克顿爵士谈到他时说:西耶斯“将政治理解为一种探讨国家之应然状态的科学,他拒绝接受历史形成的结果,即国家之实然状态……经验不足以充当统治艺术的老师。他完全是背对历史……但他向世人保证,未来将截然不同于历史,且可能会更好。”这里的“应然”即理念状态,“实然”则现实状态。政治作为对公共事务的治理,不顾实然而应然,只能是政治的倒错。

从政治上讲,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恢复了国王、议会和法制,取代了军事独裁的“强制政权”。从宗教上看,复辟后的英国恢复了主教、祈祷书和英国国教,取代了清教主义。因此,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使英国回到了过去,似乎与革命前并无二致。英国革命的腥风血雨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形态变革,却在英吉利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深重的阴影。1660年4月4日,查理二世在荷兰发表的《布列达宣言》中写道:“在漫长的悲惨与受难之后,上帝宽恕了我们,并让我们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获取我们的权利,尽可能地减少流血牺牲以及对人民的伤害。”但事实上,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查理二世并未完全遵守宣言中的承诺,而是对“弑君者”施以报复,从根本上否定了革命的合理性,这种以暴制暴的行为,又为复辟的王朝埋下了隐患。长时间的革命和动乱未给英国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历史的轨迹似乎又回到了革命前的原点。

许多人以为出国留学、旅行就是理解西方。这并不完全,这种对西方的平行观感并不是西方的全部,我们看到的西方只是当代西方,要去捕捉它的演变过程,即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现代社会在一些方面优越于古典城邦社会和封建社会——无论是物质财富的生产、社会治理的效能,还是个人权利的保障。这是大的叙事模式,是进步论的叙事,我基本认同这一抽象勾勒。这不表明我认可进步论叙事和革命叙事所得出的结论:现代就必然是反传统的,传统就必然是反现代的。理解现代国家中的传统因素极有助于我们研究西方社会。

应然之法VS自然成宪

然而,英国真能回到查理一世向英吉利人民宣战前的那个原点吗?可以这样说,英国回到的是一个新环境下的原点。为什么社会历史进程中暴力革命总会不断出现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社会不具备良性变革的条件,两大对立派别都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对社会力量进行重新整合和分配。一旦革命结束,很多方面特别是政治条件改变了,社会力量发生了此消彼长的根本变化,某个政治派别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同,从这个新原点开始,社会就具备了和平改良的条件。

每个国家的转型都有其特殊性,英国自然不例外,但不可把这一观点推行极端,过分强调英国独特论。整体来看,英国是从前现代到现代社会转型的典型代表,在这一转型中蕴含了普遍性的制度原理、生活方式的变迁、价值观念的演变,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为标志,西方进入真正开始塑造现代社会的过程。在这之前,可以称之为现代社会的酝酿期。此后,无论是社会结构、法律制度,还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甚至包含人性的变化,西方全面进入到现代市民社会。

“理念”一词源自古老的柏拉图。在柏拉图的世界,理念是形而上的,它和现实的关系是,现实只是对它的模仿。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会受到不同国度文人亦即知识分子的欢迎,知识分子就是“理念人”:它居高临下,以应然对实然启蒙,亦即以理念对现实启蒙。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是这样一本书,它对法国大革命影响至大。罗伯斯庇尔的枕头下就放着这本书。但,可以质问的是,过往千年,历史上哪一个时代签过这样的契约呢(美利坚例外,而且卢梭时代还没有美利坚)?卢梭的回答意味深长:“我探讨的是权利的道理,我不要争论事实。道理是应然,事实是实然。道理如果不是来自现实,仅仅是纸上的逻辑,却要事实反过来去服从;正如一棵树本来可以成为橘但却成了枳,要在种植它不是根据现实水土、而是仅仅根据抽象的普遍的一般的植物学原理。

为了取得议会对王权复辟的支持,查理二世作出了相当一部分退让。“1640年开始的长期议会及其制定的法律条文也获得了合法地位,所以像星室法庭、高级专员委员会这一类专制统治的工具就不能再恢复,被取消的封建关系,如封建义务、土地监护权等,也不可复返了。”所以,复辟后的英国虽然回到了君主专制的原点,但其社会条件却与詹姆士一世时期有着根本不同。如果说内战前英国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来进行社会变革,复辟后的英国则拥有了更好的选择。

总之,透过英美现代社会,应意识到固然有民主议会、选举制度、发达的商业运作,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内涵,但这不足以成为真实的现代。真实的现代还需要传统的因素渗透其中,作为精神内涵,调整现代性的路径不使其迷失方向。

从卢梭到西耶斯,就是从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卢梭声称:“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如果翻译无误,秩序可以是权利?而且还神圣?退步言,建构社会秩序是一项权利;但在英伦,它宁可说这是“古老的权利”,也不轻言“神圣权利”。神圣是形而上,但权利却是形而下。何况,社会秩序可以建立在约定之上?谁是约定者?历史上能找的到吗?卢梭的契约实际上就是宪法,卢梭认为,它是可以有制定者的(确实,18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每隔两三年就搞出一部宪法)。

查理二世统治初期,君主与议会双方达成了较为平和的合作关系。但查理二世又试图扩张王权,再度加剧了国王与议会间的矛盾。查理二世临终前接受天主教弥撒,其后公开信仰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上台,国王与国家的矛盾达到了顶峰。詹姆士二世加速强化专制王权的行为以及对天主教肆无忌惮的推崇,不断刺激着议会的敏感神经。随着詹姆士二世注定信仰天主教的小儿子的出生,议会决定再次行动。这一次议会没有选择暴力革命的形式,而是采取宫廷政变逼迫詹姆士二世下台,邀请其长女的丈夫威廉来英国执政。英国人决定秘密邀请威廉,就是希望改变现状而又避免再发生几十年前那样的暴力革命。

只是,在英伦那里,宪法也好,制度也罢,它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约定或制定的。宪法和制度就像风俗、习惯、语言、货币等一样,无不是自生自发的,找不到它们的起点。既没有发明人,也没有制定者,它只是人类在漫长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结果。我们今天说英伦是一个判例法国家、习惯法国家、普通法国家;它没有成文法,只是非成文法。但,不成文不是指不诉诸语言文字,1215年的“大宪章”就写在羊皮纸上。这里,非成文的含义是非制定。从法和秩序的源头来说,它是生成的,不是人为的。你找不到原初的制定文字,甚至它形成于文字之前。

威廉与玛丽

当然,这是和“实证法学”的解释相抵牾的制度、法律系统。因为人类秩序最初就存在于自然之中,因着这古老的自然秩序逐渐形成了人类的风俗习惯,又在这与水土因应的风俗习惯中慢慢成形为一套制度法律。这一切就像山野中的一棵树,没人去栽种,它是自然出生、自然生长。虽然它凝聚着历代人点点滴滴的经验和智慧;却无法由人类按照自己的“理性”、“应然”事先约好并定制。

需要指出的是,“光荣革命”与英国革命相比,在起因、目标和手段方面并没有本质区别。两次革命都源于议会与国王间的矛盾,双方都要维护或争取自己管理国家的权力并都诉诸武力。不同的是,第一,英国革命中是查理一世首先竖起战旗,“光荣革命”是议会主动邀请威廉;第二,英国革命中因两派力量相当,最后通过激烈的战争决定了权力的转移,而“光荣革命”发生时詹姆士二世成了孤家寡人,议会方面几乎兵不血刃就迫使国王逃离英国并实现了议会主权。

迈斯特说:“我们来看看英国的政体吧。它肯定不是事先制定好的。英国的政治家从未聚在一起说,‘我们来创建三种权力,以如此这般的方式让它们相互制衡’。他们谁也没想过这种事。英国的宪政是诸多环境因素的产物,而这些因素多得数不胜数。罗马法、教会法、封建法;萨克森人、诺曼人和丹麦人的习俗,所有等级中的特权、偏见和主张;战争、叛乱和革命;诺曼人对英国的征服和十字军东征;种种的善与恶,种种的知识、谬误和欲望……总之,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互相影响,千千万万种因素的汇聚辐辏,经过悠悠千载的漫长运作,才形成了这个复杂的统一体,这种世人所看到的权力的平衡。”这个统一体,名字就叫君主制,这个权力平衡就是君主立宪。

于是,英国17世纪的革命年代最终由一场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画上了句号。1689年底,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宣言”,在法律层面巩固了这场非暴力革命的成果,开君主立宪制之先河,最终以和平的方式逐步完成了英国政体的变革。英国最后通过“光荣革命”实现社会变革,是在先前暴力革命后汲取教训和深刻反思的结果。这种温和的变革方式此前可能并不具备相应条件,但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无论经济基础、政治制度还是人民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为“光荣革命”铺平了道路。

根据以上,英伦所以没有终结帝制,而是在帝制框架下共和。这是它对历史传统的自觉承袭,也是“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克制了本土亦有的“理念主义理性主义”冲动的结果。西耶斯认为,经验不足以充当统治艺术的老师,英伦正是以经验为师而不以抽象理念为先导。所以,“光荣革命”看不到一个宏大叙事的概念,正如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等大词满天飞。和法国大革命血流遍地相比,“光荣革命”到底光荣在哪,仅仅是因为没有洒落一滴血吗?英国史家屈威廉说:“这次革命的真正‘光荣’之所在,并不是为了保证它的成功只使用了最低限度的暴力,而是在于,这次革命的解决方法为后世的英格兰人民找到了一个避免使用暴力的方法。”是的,不是1688年革命时期没有流血;而是直到今天,三百多年来英伦三岛一直和平。

那么,“光荣革命”缘何成功?我们常常说,这是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的政治妥协和宗教宽容。这固然很重要;但,远比这重要的是,在国体上,“光荣革命”持守了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古老的帝制,将它宪政化而不是推翻。没有这样一个国体稳定,和平是谈不上的。还是屈威廉:“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共同缔造了一个新旧参半的政体,这就是后来历史上称之为的‘革命解决方法’。在这种政体形式下,英格兰从此得以享受和平。不管对于教会还是国家,这个‘革命解决方法’都证明具有稳固的特质。它几乎没有变动地一直维持到了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的通过。”

对于“光荣革命”的真正作用,英国历史上也曾存在诸多争论。比如18世纪末,英国保守主义学者埃德蒙·伯克就在其代表作《反思法国大革命》中提出,“光荣革命”并未真正给英国带来质变,最明显的一点就体现在“事实和关于‘革命给了我们选择自己国王的权利’的说法实在相距甚远”。在他看来,“光荣革命”过于温和平缓,没有立即给社会带来本质性的变化。但他也承认,正是这种“非暴力性”使得英国可以渐进式地向前发展,不断自我调整和改良,而不像18世纪末的法国一样出现大规模暴力革命。

1832年是英伦“民主化”的开始,此年的纪年意义相当于1688年英伦开始的“宪政化”。从宪政到民主,英伦始终稳健推进,盖在于它有一个“新旧参半”的政体,这就是上文所说的Kingdom和Republic的合一。

当代英国学者对“光荣革命”大多给予极高赞誉。比如,史蒂文·平卡斯将其誉为“第一次现代革命”,认为它“意图改变、并彻底改变了英国的国内外政策、政治经济以及教会制度”。泰德·瓦兰斯指出,“光荣革命”为17世纪末的英国带来了诸多变化:充满生气的政治文化、出版审查制度的废除、领土的扩展,以及为适应领土扩张而建立的新型机构,包括英格兰银行,后者为海军提供了资金支持,海军又转而为国家对外贸易提供了军事保障。哈里·迪金森教授也在谈及“光荣革命”时指出:“国内外学者都认为,英国在欧洲绝大多数国家还将君主专制奉为常态的时候,走上了一条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欧洲以及英帝国的自由的向往者,羡慕英国法律,并将英国视为世界上守护代议制政府和个人自由的第一卫士。”可以说,无论对“光荣革命”给予怎样程度的评价,其给英国社会带来的重大转变都是毋庸置疑的,这种转变是克伦威尔的暴力革命没有也无法实现的。

历史一激进,人类就摔跤

然而,“光荣革命”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和平政变,其间充斥着大量的暴力行为。上万名普通民众参与了这场革命,这并不完全是一场由政治精英发动的宫廷政变。而且,奥兰治的威廉是率领一支拥有15000名士兵的军队“入侵”英国的,双方实际发生了小规模的战斗。如果詹姆士二世的军队最终效忠于他,并且他得到一定数量议员的支持,那么“光荣革命”很可能就是另一场暴力革命。当然,尽管英国的“光荣革命”可能是另外一种形式。但是,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英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方向是确定的,即以议会主权替代国王个人的专制统治。幸运的是,英国通过较为和平的方式完成了这种替代。

出于对英伦光荣革命的认同,国内有学者将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也比附为“光荣革命”。因为它也是低限度的暴力。但论者似乎忽略了两者根本的不同。“光荣革命”保留了君主框架,它的共和是Kingdom下的共和。我们效法法兰西,是“走出帝制”的共和(因而也复制了当年法兰西共和后的乱局)。这其实可以让我们深思,为什么英伦革命平安了三百年,1912之后我们却战乱频仍。更有意味的是,义和团事件之后的清末倒是没有战乱的,那么为什么清末不乱北洋乱。从英伦的经验和法兰西的教训看,关键因素在国体。

其实,世界史上任何国家只要发生现代化的转型,其民主化进程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方式存在不同而已。“光荣革命”开创了英国和平变革的道路,但其具有特殊性,对这一模式本身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反思。尽管如此,“光荣革命”与之前的英国革命相比,确实是一次生命代价极小的和平变革。据英国学者统计,整个英国内战过程中,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死于战场以及因战争而导致的疾病等的人数,总计高达54万人,约占其总人口数的7%。因此,“光荣革命”没有经过流血牺牲就改变了英国政治体制,这在当时的世界是少有的。这一革命的成功给予了英国人无比的自豪感。

国体如国鼎,宜静不宜动。一旦国体板荡,人人问鼎,势必天下无宁。所以,托利、辉格两党哪怕从国外请来一个其实也是专制的国王,也不废除君主制。君主制比君主重要,正如制度比人更重要。这种政治智慧是汲取了17世纪四十年代清教革命的教训。“光荣革命”之前,英伦也有一段共和历(1649-1660)。但那是失败了的共和。所以,“光荣革命”不愿重蹈查理一世之后的共和悲剧,而是让新兴的共和植体于古老的君主制,让其逐步发育生长。

但“光荣革命”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指出的是,“光荣革命”之所以在英国历史上特别重要,不是因为取得了彻底的革命性变革,而恰恰在于它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虽然英国在“光荣革命”后开始转向君主立宪制的新政体,巩固了议会权力,但议会制度本身的弊端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光荣革命”最直接的结果是更换了英国人不喜欢的国王,其他的制度性变革是此后逐步完成的。

1911年时,康有为把这种形态的共和叫“虚君共和”。它可以让社会转型新旧衔接,避免一刀两断,过度震荡。当年康梁是学英反法不学美的,就像法国革命前期主张学英的斐扬派一样,抵挡不住激进主义的潮流被边缘化。

如前所述,“光荣革命”的“不流血”其实带有一定夸张性,但它为英国直到今天的长期和平发展起到良好的开端作用,在“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迈上了渐进平稳改革的道路,再也没有爆发过革命。在“光荣革命”后的100多年时间里,英国人要求议会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群众运动屡见不鲜。其中最为激烈的是工人阶级争取权利的斗争,“只要和平达到目标的希望一线尚存,他们就不试图使用暴力;反之,一旦和平表达政治愿望的做法完全被压制,暴力的企图就会出现”。

“虚君共和”属于古典形态的共和。共和体制虽出现在王政之后,但也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政治体制。在康有为看来,世界上最早的共和是我华夏族。元前841年,周厉王虐政,国人进攻王宫。王者弃位逃逸,国柄由周、召二公联掌,史称“周召共和”。这是贵族共和。如果按亚里士多德:一人执政是君主制,少数人执政是贵族制,多数执政是共和制;这种共和是平民共和。但,到了罗马时期的希腊人波利比乌斯那里,共和不在贵族,也不在平民,而在贵族、平民和君主的三位一体:共和=君主+贵族+民主。这种体制发端于罗马王政又成熟于罗马共和,波利比乌斯正是对罗马共和时期的权力架构的观察,方才归纳出这种“混合宪制”的共和,是为古典共和主义的完型。

1830年,辉格党上台执政后提出了议会改革的方案,但遭到托利党的强烈反对。民众强烈要求改革,托利党强硬反对改革,两者互不相让。但最终国王和贵族对改革让步,避免了暴力革命,并为其后的政治改革确立了先例。由于英国统治者的适度退让,国家与人民的斗争就被从体制外拉入体制内。虽然英国统治精英改革的宗旨是保持贵族的统治权力和避免真正的民主,但改革确实使英国避免了革命剧变。英国和平渐进的发展模式,最终是通过1832年议会改革及其后的一系列改革逐步成熟并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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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和议会改革为一个稳定、宽松、自由的英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创建了一种和平学所提倡的积极和平的社会环境。积极和平的概念建立在对广泛社会条件的理解之上,公正与平等是和平的根本因素,不消除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即不消除结构性暴力,和平就不可能实现。积极和平是一种过程,它关注未来的、持久的、全面的和真正的和平。它在制度上要求文化和平与结构和平,它在人的行为上要求通过非暴力手段。积极和平意味着发挥而不是抑制人类的不同倾向和才能。

可以看到,英伦“光荣革命”正是对古典共和的现代践履。国王可以世袭,贵族构成上院,下院除地主外,又吸纳从事工商的新贵族。至于法国大革命的共和,没有君主,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也没有贵族,它不是两院制而是一院制;有的就是把教士和贵族剔除在外的第三等级(如立法会议和国民公会)。西耶斯认为,第三等级就是人民。由它主权就是民主。所以法式共和,与民主同义。后人多学法兰西而不学英吉利,即在于这种共和直截了当兑现了卢梭的“人民主权”。既政治正确,又大快人心。

正如和平学所指出的,仅仅关注消除战争、减少暴力只是消极和平的体现,积极和平意味着实现了非暴力的冲突转化,创建一个更加公正与和平的社会。而正是通过“光荣革命”及其后的一系列改革,英国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优良的社会结构和发展环境,推动了各个政治集团的融合,激发了所有阶层和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一种全社会的合作体系。英国革命杀死了查理一世,“光荣革命”实现了议会主权,议会改革和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完成了现代国家的转型。英国人试图采取暴力革命立刻解决的问题,最终通过旷日持久的社会全面改革得以实现。全方位的改革保证了长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渐趋平息,民众诉求的表达变得规范化和体制化,英国转型中的社会整合初见成效,现代国家基本形成。1832年议会改革以及之后一系列改革的成功,根本改变了英国的“旧制度”,最终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平稳转型。

然而,英吉利偏偏是历史舞步中的慢三。拖着虚君的辫子不说;其共和也只是旧式的贵族精英共和,不是人民民主共和。后者作为一种普世诉求,还要交给历史去逐步完成。可以看到,从1688年“光荣革命”到1832年议会选举的“改革法案”,英伦用了近150年的时间才开启民主制度化的运作。这是英伦从宪政到民主,亦即从古典共和到现代共和的转型。它是缓慢的,也是稳健的。

英国在“光荣革命”后,用了200多年的时间,一步步地完成了现代国家的改造任务,速度不快但平稳坚实。在英国历史上,暴力革命并非实现社会形态改变的最佳途径,甚至并未给英国社会带来本质性改良。其他一些国家,由于落后社会形态存在的时间太长,具有很强的顽固性,要想在短时间内破除,就必须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对社会力量进行重新洗牌和再分配。在经历暴力革命之后,社会往往还是回到原点,但这个新原点的基础发生了变化,社会具备了和平改革的条件。此后国家就能在和平渐变的改革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稳健。

高卢雄鸡看起来快捷,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咔嚓一声,君主死了,帝制死了,历史也死了,人类现代了。然而,“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但它“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了吗?且不说第一共和的灾难给法兰西带来的不幸;更何况它还开启了模仿它的露西亚式的现代性灾难,以至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法兰西买单。从传统到现代,历史只能加减,不能乘除。从事历史作业的人,须当审时度势,循序渐进(此即梁启超所说的不能“躐等”),亦不必抱“俟河之清,人寿几何”那种功必在我的孙文心态。否则历史一激进,人类就摔跤。今天,英吉利还是英吉利,始终没有抛弃帝制。法兰西看起来第五共和与第一共和一样,无有帝制框架;但它终究无法绕过君主立宪的道路。法国现代史上的标志年份有1789、1830、1848、1870,但没有1814。然而,这个被忽略的年份在法国现代编年上不可或缺。这一年英普联军终结了拿破仑帝制,让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复辟登基。自此,法兰西摆脱了大革命的紊乱,走上了君主立宪的共和之路。

重新考察英国革命,有助于思考在和平年代里怎样通过改革的方式来有效实现平稳的社会变革和进步。英国经历了暴力革命与非暴力革命两种尝试,后者对英国和世界的意义更为重大。暴力革命是社会变革的一种形式,但如果冲突双方抓住机会,和平方式的社会变革也是可能实现的,关键是冲突双方相互尊重核心利益,通过协商发现创造性的解决方式。在暴力革命动摇旧制度根基并创造出充足改革条件的年代,特别需要珍视这一来之不易的局面,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的全面改革。改革如能实现社会的根本进步,则它就是一场“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内战是革命,“光荣革命”是革命,社会改革也是革命,这三种革命结合在一起,体现了英国从“专制主义王权”到“贵族寡头统治”再到“议会民主政治”的全景式变化图景,共同完成了英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根本转型。这表明,革命具有暴力和非暴力的两种形式,它不仅是战胜旧制度的短暂决战,更是创建新制度的长久变革。

这其实是英吉利带着法兰西走自己1688年的老路。到1870年的第三共和,尽管其间有反复,比如中经一个短暂不宁的第二共和(1848-1852),但大体没有脱离君主立宪的轨道。正是有了半个世纪多的相对平稳的过渡,法兰西才可以卸掉君主的袈裟。1870年普法战争法兰西战败,国体问题重新提出。因为波旁家族和路易·菲利普家族都有继位的权利,同时也出现了纷争;为避免进一步失序,君主不复的第三共和成为法兰西的应时之选。它一直维持到了二战时的1940年。

西班牙的“民主国王”

那么,像法兰西一样,英吉利的共和是否也可以脱去君主的外衣。事实上英伦始终有取消王室的呼声,也许某一天这并非不能成为事实。只是到今天为止,保留王室依然是民间主流。英吉利是个保守的民族,它愿意把王室作为传统的活化石保存下来,哪怕以供观瞻。当然,这种表述很表浅。不妨听听阿克顿勋爵的看法:“只要君权存在,大不列颠就将仍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对于很多自治的英联邦成员,王权仍是必要的权力中枢。此后虽然只是消极存在,它仍能享有一种积极的影响,并帮助维持一种组织结构,惟有奠基于此,方可获得人民的尊重。即使有堕落和愚蠢的君主,君主政体仍将继续存在。伟大而自由的英国所依据的社会秩序,需要君主对公众有强烈的吸引力,这也是种政治需要。”消极的存在,积极的影响,这是对今天君主制功能的一个适当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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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卡洛斯一世

不妨在英伦之外举出一个“积极影响”的旁证。西班牙和法兰西一样,也是传统君主制国家,长期统治它的也是来自法兰西的波旁家族。该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共和,但都伴随动乱。特别是1931年的第二共和,直接酿成二战前夕的“西班牙内战”。是军人弗朗哥平息了战乱,也终结了共和。他一手恢复了君主制,但不自为君主;而是让君位虚悬,自己摄政。这位饱受诟病的独裁者统治了西班牙近四十年,直到1975年逝世。按照他的遗嘱,他死后政权还交给波旁家族亦即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西班牙开始进入君主立宪式的共和时代。我们今天可以指责佛朗哥,但如果不是佛朗哥用君主制结束了自身就混乱不堪的西班牙共和;那么,很清楚,这个共和不过是露西亚人手中的玩物。

胡安·卡洛斯登基之后最重要的事就是推进西班牙普选。之后他只是一个虚位君主或“国家的象征”,国家事务则由民选的政府首相治理。但,1981年弗朗哥旧部发动军事政变。议会被包围,正在开会的首相等一干人被拘捕。政府瘫痪,情势紧急,国民更是惶惶不安。这时是王室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胡安·卡洛斯发表电视讲话,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听到国王的声音,国民镇定下来,同时也知道政变注定失败。人们信任国王,有时也需要国王,这是不是从古老历史深处传递下来的集体无意识?

据悉,近年译出的《民主国王》是胡安·卡洛斯的传记。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民主与君主的誓不两立,已经在我族成为广泛的教科书认知;因此,这吊诡的书名倒是可以让我们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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