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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历史看贵族精神

大学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健全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纵观历史,无论是欧洲中世纪的贵族教育,还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书院教育,都秉承着培养独立人格的宗旨。而在今天信仰缺失的时代,大学应该怎样找回丢失的贵族精神呢?
5月10日晚,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许纪霖教授做客第273期孔目湖讲坛,为我校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精英教育和贵族精神——对中西方大学教育的反思”的精彩讲座。讲座期间,许纪霖教授以其严谨深邃的语言向大家讲解了何谓精英教育和贵族精神,为师生们带来一次精神的洗礼。

  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这本书也因此备受关注。

平等与民主是现代性不可扭转的大趋势,复辟贵族制无疑是一条死路,出路在于如何在平民社会之中发掘贵族的自由传统,在没有贵族的时代重建贵族精神。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导 许纪霖 教授 / 摄影:高宁波)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的名著,原著出版于1856年,中文译本在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冯棠译,桂玉芳和张芝联校。

中国崛起了,神州富人遍地。富裕起来的暴发户,都想做贵族,甚至自以为就是贵族。开宝马车、喝人头马,都成了贵族的身份标志。不那么富得流油的城市白领,另辟蹊径,泡酒吧、看话剧,谈村上春树,以精神贵族自居。各地的大学也以开设高尔夫球课程招徕生源,似乎学会了挥舞球杆,从此便步入上流社会。

中国精英为己,西方精英为人
讲座伊始,许纪霖讲到《非诚勿扰》节目男嘉宾安田的事例,就读过三所世界名校的安田选择女友的标准为:是否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安田这种思想的形成与他的西方教育背景密切相关,许纪霖由此引出了本次讲座的主题:何谓精英教育?
许纪霖介绍说,西方大学与中国大学精英教育的理念截然不同。以哈佛大学为例,哈佛大学校长教育学生,不要以精英自居,真正的精英是服务于民众的。而中国的精英教育则更像是成功学,过分专注于个人的成功。
概括起来说,在中国精英高于民众,在西方精英服务于民众。
在当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教育却出现了诸多问题。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跟着大学走”。社会各种新思想大多是经由大学酝酿,而后作用于社会,推动社会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大学跟着社会走,社会上的的各种新思潮,无论对于错,反而作用于大学。这时候,大学已失去了领导社会的意味。在这个“利”的世界里,培养出来的大学精英更多的是为己,缺乏西方精英“为人”的精神。

  就《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想内容、价值与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本报专访了已故张芝联先生的弟子、北大历史系主任、我国著名法国史专家高毅教授。

满城尽带贵族甲,偏偏无人对历史上的贵族感兴趣,没有人去深究细想:什么是真正的贵族?贵族的精神何在?暴发户与贵族相距多远?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有一位德瓦尔德教授,一直着迷于欧洲贵族的研究,苦心研读几十年,终于成为欧洲贵族史的研究权威。最近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其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名著《欧洲贵族(1400——1800)》,让我们有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览欧洲贵族的历史变迁。

贵族精神内涵:教养、责任、自由
真正的精英教育是培养学生的贵族精神。所谓的贵族精神,许纪霖认为是三个精神支柱:第一个是教养,第二个是责任,第三个是自由。他通过对欧洲贵族的介绍来阐述了贵族精神的内涵。
第一,
教养是被熏陶出来而非教育出来。在中国,端盘子的人可能被人看不起,甚至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但是在巴黎或伦敦,在一些餐厅,特别是比较好的餐厅里,服务生们气质非凡,其收入可能也不会比别人低,他有他的尊严。这是平时所自然形成的礼貌习惯。欧洲的贵族有教养,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来培养:家庭、学校与社交。
第二,
贵族责任转变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中国现在很多富人自认为是贵族,他们认为贵族就是有权力、有特权。真正的贵族当然是有权力的,但权力之外,还有责任。首先是对自己的责任,严于自律。其次是对家族负责。欧洲的贵族非常重视名誉,名誉高于一切。而当代社会不讲门第出身,代替家族的,是一个新的门第,这就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清华、北大是天之骄子。但是中国的名校学生,炫耀自己的出身,更多地是指一种高人一等的身份,很少有为母校争光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责任的第三个意义是为臣民负责。这种为臣民负责的精神到了现代转变成为公众服务的精神。
第三,自由精神是贵族精神的核心。法国贵族为什么会死亡?许纪霖分析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这是一种自杀———自我谋杀。贵族失去了贵族精神的根本:自由。而英国贵族不一样。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部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勇敢的心》,讲的就是苏格兰贵族反抗英国国王的自由传统,不自由勿宁死,这种自由精神是贵族精神的核心。

美高梅棋牌游戏官网网站,  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的民主

近代的贵族是中世纪封建制度的产物。耸立在欧罗巴平原与英伦海岛上一个个中世纪城堡,便是贵族权力的象征:它们独立于王权,又统辖着臣民,自成为一个王国。欧洲的贵族最初是唯血统论,是庶民还是贵族,就看你继承的是哪个家族的血脉,出身是否高贵。最初的贵族是那些蜗居在乡野城堡中的乡绅,他们粗鲁,缺乏教养,只关心狗和打猎,到十六至十七世纪的中世纪晚期,血统贵族的传统被打破了。大批贵族迁往城市,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之下,慢慢融入近代的文明进程,教养开始代替血统,成为贵族的重要标志。

做有贵族精神的公民
所谓的贵族精神,就是许纪霖所讲的教养、责任和自由。教养意味着每一个人不仅要关注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且要有精神的追求和品质的追求。责任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追求自己的私利,而且要有担当,承担起公共责任。而自由,不仅要追求不受强制的权利,而且要有政治参与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那么,在当今没有贵族的平民时代,如何重建贵族的精神?
许纪霖讲到,在平民时代之中,这一贵族传统不再是对少数精英的要求,而是对所有公民的要求。也就是说,在一个没有贵族时代的贵族精神,就是现代的公民精神。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今中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每个公民都应参与到公民精神的构建中来,以推动中国经济、文化、制度全方位的发展。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当严于律己,修好自己的德行,培养自身的贵族精神,进而影响身边的人,使这个社会变得更符合我们的向往!

  《21世纪》:《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在托克维尔个人思想史上和法国思想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

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已经诞生,这些靠海上贸易和手工作坊起家的暴发户们,论钱包,要比贵族们鼓得多,唯独缺乏的,是贵族的教养与气质。教养这个玩意很玄虚,又很实在,体现为优雅的谈吐、文明的举止与对人的彬彬有礼。不要以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只有贵族之间才讲文明礼貌。贵族与庶民,虽然身份不平等,但同为上帝的子民,人格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尊严,你看英国历史片中的管家先生,没有一个卑躬屈膝,个个都像贵族那样体面、有尊严。张爱玲说过
,老上海公寓里的电梯工,一定要衣冠楚楚,领带整正,才肯出来为客人开电梯。不仅全社会追求绅士风度,以教养为荣,而且贵族对下人也尊重有加。路易十六皇后上断头台,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皇后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对不起,先生。”

  高毅:托克维尔的主要著作有三本,即《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分别出版于1835年和1940年)、《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1848年革命后不久即写就,但1893年才出版,其时托氏已去世34年)和《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

贵族的教养从何而来?它无法像知识那样机械地传授,只能在适宜的文化环境之中熏陶而成。家庭、学校与社交,便是陶冶性情的最重要空间。教养首先来自家教。家教不是指弹钢琴、背《论语》式的家庭功课,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亲切与自然,举手投足中的优雅与高尚。家庭之后是学校。从伊顿公学到牛津、剑桥,贵族学校教你的不是谋生的本领、赚钱的实用知识,而是阅读大量“无用”的拉丁文,通过古典文化的熏陶,让学生成为贵族社会所需要的绅士。最后是社交。男孩女孩到了十六岁,便为成人,由父母带领进入社交圈子,学会与不同的人交往,实践各种社交礼仪,成为彬彬有礼的君子淑女。

  一个中心问题意识贯穿了托氏的这些著作,那就是如何面对正在席卷全球的政治民主化这个时代潮流,或者说如何在政治民主化的现代社会保障个人的自由。《论美国的民主》探讨的是在他看来是相当成功的美国经验,然而这种经验在旧大陆却也相当难以推行——他关于自己亲历的1848年革命的《回忆录》,其实就昭示了在欧洲(首先是在法国)建立这种美国式民主的艰难。他悲观失望,也气急败坏,《回忆录》中于是不乏对当时政坛名人的苛评,以至于该书只能在他辞世多年后才得以问世。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其实就是托氏对1848年法国民主政治失败的历史原因的一种追根寻源的考察。

一般来说,贵族气质要三代而成。第一代是暴发户,虽然腰缠万贯,但从小形成的粗鄙习性不复改正,无论如何模仿,皆不成体统,于是开始培养下一代,送子女进贵族学校,学绅士礼仪。但第二代毕竟是教育的结果,所谓的贵族气质乃后天形成,尚未内化到血脉之中。平日尚能维持文明与体面,一到吵架的时候,家乡的骂人土话便脱口而出。一直要等到第三代,习惯变为自然,贵族品性浑然天成,方能形成家族门风。

  《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讨论的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国革命那种特殊的暴烈性或狂暴性的原因。实际上托氏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政治实践,体现了一种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恰恰是从革命前的“旧制度”政治文化中蜕变出来的。由此,托氏首次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开辟了大革命研究的一条新的思路:它试图在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历史哲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回答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比在其他欧洲国家更早发生?为什么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为什么法国人民比其他欧洲国家人民更加憎恨封建特权?为什么在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为什么说中央集权体制并非大革命的创造,而是旧制度的体制?等等。

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在英国,贵族制度之所以能传至今日,并非由于任何武力上之凭藉,而胥由于人民之同意。英人贵族制度流传至今,乃是得到民众同意。英人不仅不反对他们所处的社会里有这种贵族的成分,且反以此种贵族制度为骄傲,为满足。他们以为‘贵族’代表一种尊严,代表一种高超的品性。”一个社会很难人人为君子,但只要大多数人以贵族精神为自觉追求,便会形成文明的秩序和有教养的氛围。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之际,所有乘客,无论是头等舱的,还是甲板以下的,在妇孺面前,都表现出礼让与风度,便是一个绅士社会的风范体现。

  这本书的学术性很强,虽然语言很平实,像是一种娓娓道来的聊天,但要读懂它还是需要有点世界近代史、法国革命史的知识准备;而且它微言大义,内涵极深,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因而要读很多遍才行,仅“看一下”是不够的。

贵族精神的另一个标志是责任。不要以为绅士们贵为一方,手握权柄,便可以为所欲为。身为贵族,便意味着担当与责任。首先是对自己负责,严于自律。最有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人人趋之若鹜,但身在其中,无异为吃苦夏令营。统一作息时间,清晨起床跑步,晚上集体熄灯。军营化的管理,目的无他,乃为培育学生高度的自律与团队精神。欧洲的中世纪家庭,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长子以下的贵族,都要从军打仗。严明的纪律训练,性格的自我约束,成为贵族学校的第一要务。储安平比较中英教育,深有感叹地说,英国的学校重视人格教育,思想容忍自由,性格倾向管制。中国的教育却是思想管制,性格放纵。放纵的结果是人人自由散漫,全国一盘散沙。中国人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而英国贵族教育所形成的团队精神,是另一个结果:“一个英国人,一个呆子,两个英国人,一场足球,三个英国人,一个不列颠帝国。”

  《21世纪》:为什么在英、美、法三国的革命中,只有法国革命把革命前的制度称为“旧制度”,也只有法国革命才被称为“大革命”?

欧洲的贵族传统,非常重视名誉,名誉高于一切,包括最珍贵的生命。贵族间的决斗看似野蛮,却是捍卫自家名誉的不二法门。名誉不是虚荣,它意味着另一种责任,即对家族的责任。每个贵族不仅代表个人,也代表整个家族,其一言一行,都与家族的荣誉休戚相关。在各种欲望与利益的诱惑面前,仅仅靠个人品性难以抵挡,还要靠家族的集体约束力。一个贵族世家的荣誉,来源于几代人鲜血凝聚的战功,不容有败家子毁于一旦。到了现代,传统的贵族世家已经式微,融入平民社会,但集体的名誉依然存在,转化为母校的荣誉感。比如,哈佛的毕业生,一生须谨守哈佛的法则,无愧为哈佛之子。若个别害群之马有丑闻曝光,当令整个学校蒙耻。母校决不护短,定下驱逐令,将其逐出家族圈子,以此警戒家族众人,不要自取其辱。

  高毅:这是由法国社会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较之革命时代的英国和美国,革命时代的法国不仅阶级矛盾太尖锐,或者说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太严重,而且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社会各界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这种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

中国儒家有修齐治平的传统,欧洲贵族也是从个人到家族再到庶民,对底下臣民怀有保护的责任。中世纪分封制下的贵族,作为一方领地的统治者,其权力之大连国王都不得与闻,但权力同时也意味着责任。领主与臣民之间,看似依附与被依附,实乃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若无法保护臣民的利益,尽到领主的职责,臣民们会出走投奔自由城市,领主的势力也随之衰落。这一中世纪贵族“为臣民负责”的传统,到了现代便转化为“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一到周末,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贵族名校,皆人去楼空,学生都到社区、医院、教堂和养老院当志愿者,为公众服务去了。真正的贵族,不是在学校学打高尔夫球,与民众们拉开距离,以显示上等人身份;而是尽量走向底层,接近平民,为公众服务。奢侈不是贵族的身份标志,只有暴发户才需要炫耀性消费,证明自己已经脱贫。真正的贵族虽然有钱,但不在乎钱,更不以聚财和享受为人生目的。他们在生活上是低调的,在意的不是消费,而是慈善。慈善活动才是真正的贵族圈游戏。在各种赈灾、拍卖和捐助之中,贵族们竞相攀比的,是他们对社会的爱心,同时也是自己的荣贵身份。

  简单说来,英国1066年才进入封建社会,封建贵族的势力发展不够充分。美国原本只是一些英国的殖民地,其居民都是身份平等的平民,根本不存在什么贵族势力。而法国就大不一样了。法国在中世纪就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贵族势力特别浩大,封建割据的状态极为严重。当时法国的大贵族,都是独霸一方的封建主,财大气粗,豢养了自己的军队,能和国王分庭抗礼。这种骄横的贵族也只承认暴力的逻辑,从来不屑于使用理性的方式,比如使用法律的武器来和王权作斗争。这样就导致法国始终没能出现像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那样的约束王权的法律文件,因此没有能够培养出自由主义的法治传统。这种情况下法国国家统一的任务也只能由国王用秦王扫六合的暴力征服方式来完成了。这种暴力征服之后形成的法国的绝对王权,也由此成为欧洲最典型、专制程度最高的君主制。特别强大的法国王权,很自然地会成为传统的贵族特权的有力保障,从而为后来法国革命增添了许多困难。

在欧洲,英国贵族是开放的、流动的,经过国王与女王陛下的册封,不断有各界精英与成功人士,作为新鲜血液补充入贵族队伍。相比之下,法国的贵族比较封闭、保守。路易十四时代,中世纪的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为削弱各地诸侯的实力,国王继续授予贵族们以经济特权,却剥夺了他们的地方政治实权。路易十四建造了辉煌无比的凡尔赛宫,让贵族们迁居到首都巴黎,在他的眼皮底下生活,沉浸于上流社会的豪华奢侈之中,从此乐不思蜀,不再关心臣民的疾苦。托克维尔指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贵族阶级享有特权,却不尽公共责任,因而人民非常痛恨他们,欲除之而后快。一个社会的精英阶级是否腐败,不是看其享受了多少特权,而是要看是否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若责任与特权相等,民众尚可接受,民生也能安顿。一旦统治阶级只考虑私利,放弃对臣民的职责,甚至荒淫无耻,全然不顾民众的死活,有贵族却无贵族精神,便距离革命不远了。托克维尔还分析说:贵族社会倾向于地方自治,平等社会却需要中央集权。十七、十八世纪法国的中央集权,建立了一个人心中的平等社会,但这个社会还死死抓住已经被掏空了内容的贵族形式。当贵族们沉湎于花天酒地,不再担当精英职责的时候,新的社会精英出现了:启蒙知识分子领导第三等级,通过革命的方式,试图建立一个没有贵族的民主社会。

  革命前的法国的社会结构,被划分为三个等级。这三个等级实际上也就是两个等级,一个是特权等级,一个是非特权等级。特权等级就是第一、第二等级,教士和贵族,无权无势的人就是第三等级,也就是平民等级了。特权等级,位高权重,在法国中世纪它享有各种优惠,不仅基本上垄断了法国的政府、军队和教会的高级职位,还拥有极庞大的土地财产,而且他们还不用怎么纳税。

法国贵族之所以灭亡,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自我谋杀:在其肉身尚未灭亡之前,其灵魂——贵族精神已经死亡了。贵族精神除了教养与责任之外,最重要的乃是自由。“不自由,毋宁死”,最早是贵族对抗王权的口号。当法国的贵族们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徜徉,在富丽堂皇的舞厅里,围绕着国王、王后翩翩起舞的时候,他们的自由也就丧失殆尽了。大革命后的法国,建立的是一个平等的平民社会。贵族阶级灭亡了,但是否还需要贵族精神,尤其是其灵魂——自由精神呢?生活在奥尔良王朝时代的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贵族时代的原则是荣誉,平民时代的原则则是自利。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贵族精神中的公共责任消失了,在威权主义的统治下,不是杨朱,即为犬儒。在封建时代,以贵族为中心的地方自治,社会内部存在着有机的结合,但到平民时代,每个人都是原子式的个人,彼此孤立,是一种机械的利益组合。为形成起码的社会秩序,在原子式的个人之上,不得不按照旧制度的传统,重建一个专制威权。在中古时代,民众们追随贵族,贵族是社会的公共表率。到了平民社会,不再有道德与舆论权威,人们追随多数人的意见,为匿名权威所摆布。在这样的社会之中,优秀的品质与可怕的灾难都会减少,但在平等的多数主宰之下,社会逐渐趋向平庸化和肤浅化。

  可是,到了18世纪末这个时候,法国贵族还想在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已经有能力向贵族等级、贵族特权说“不”了。如此一来,一场异常激进的革命也就在所难免。而人民大众一旦被动员起来、被推上了政治舞台,这个革命也就小不了了。因此,法国大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的革命。

托克维尔是一个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深知贵族社会与平民社会的利弊所在。平等与民主是现代性不可扭转的大趋势,复辟贵族制无疑是一条死路,出路在于如何在平民社会之中发掘贵族的自由传统,在没有贵族的时代重建贵族精神。所谓的贵族精神,有三根重要的支柱,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二是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精英,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如何看待和评价法国大革命

平民时代的来临,宣告了贵族阶级的死亡。但各种伪贵族们,无论是物质贵族,还是精神贵族却应运而生,这些不再有贵族精神的贵族赝品,充斥了我们的时代。教养、责任与自由,这些久违了的贵族精神,究竟又在哪里?从历史返观当下,不由令人长叹:世无贵族,遂使伪士成名!

  《21世纪》:出身贵族的托克维尔是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的?

  高毅:托克维尔是19世纪最聪明的法国人之一,是富有前瞻性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他出身贵族(文官型的“穿袍贵族”),其家族在大革命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难,但仍能对大革命持客观、公允甚至部分肯定的态度,因为他深切认识到,自启蒙运动、美国革命以来,王公贵族的独占统治再也难以为继,民主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法国大革命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必然要发生的一个事件,具有不容否认的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

  但作为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内心深处最珍视的还是“自由”的价值,并且终其一生,他都对民主政治对平等的重视有可能导致对自由的侵害,有一种深深的隐忧。这一点早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有所体现:一方面,他承认民主是世界潮流,另一方面他也担心,民主政治强调人人平等,搞得不好很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他在《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中坦言:“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托克维尔当然更认同美国革命,因为他感到美国革命建立的制度有效地削弱了多数的暴政,而法国革命在这方面则完全失败了。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他就明确表达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这种失望情绪,认为法国大革命没有处理好自由与民主(平等)的关系。在他看来,大革命本来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平等社会的,而这也正是“民主政治”的真谛,但是人们很快就忘记了自由,却甘当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的“平等的奴隶”。

  《21世纪》:作为我国研究法国史的著名学者,您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

  高毅:尽管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但是法国革命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理想模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革命太激进了。法国大革命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还有一种“民族再生”也就是要实现“人尽舜尧”的道德狂想。同时,强劲的贵族社会传统还使法兰西民族养成了崇尚暴力的习惯,结果这个民族在它的革命中,自觉不自觉地总要诉诸专制的、专横的暴力手段,最终导致了其民主实验的流产。法国大革命的确一贯地带有某种和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专制主义气质,不是搞“议会专制”,就是搞“群众专制”,后来还滑向了拿破仑的个人独裁。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法国革命的这种激进性也有一个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那就是通过对平等价值的执着追求,大革命不仅彻底捣毁了法国那种特别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从而为人民主权在法国的实现开辟了道路,同时它还在世界历史的层面上,做出了一项英美革命所不能企及的贡献,这就是它以空前的力度高扬了人民民主的正当性。这正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这种“小革命”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人们公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也就是开创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的革命是法国大革命而不是英美革命,原因就在这里。

  由此看来英美式革命和法国式革命各有自己的短处。英美式革命的短处在于,它片面地倡扬了自由的价值,而法国式革命的短处则在于它过于迷恋平等的价值。因此,这两种革命的经验实际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也许只有将两者的思想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建成比较健康的现代民主政治。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现实意义

  《21世纪》:您认为,《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对我们今天有哪些启发意义?

  高毅:就中国当下的形势和问题而言,《旧制度和大革命》主要能为我们提供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只是在旧制度末期的时代条件下,这种腐败没有带来经济的凋敝,相反却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因为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专门从事生产活动的被统治者即第三等级创造财富的效能的增长),然而也正是这种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腐败的旧制度下的经济繁荣就这样成了大革命的催生婆。

  第二,旧制度统治者的腐败,主要表现为贵族阶级的没落——这个中世纪以来的社会统治阶级,此时已随着王朝集权(绝对王权)的发展失去了它过去的社会管理职能,脱离了人民,却仍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和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尊崇地位,而且还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之,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而这也正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第三,法国大革命的激越浪漫、血雨腥风,很大程度上缘起于其间法国特有的“文学政治”——即一帮在旧制度下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政治经验的文人掌握了权柄,这些人无知无畏,勇于标新立异,也“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又应归结为旧制度言论自由的缺失——按托克维尔的原话来说,就是“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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