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梅棋牌游戏官网网站 美高梅网上平台入口 项佐涛:中东欧政党政治:历史演进及特点分析

项佐涛:中东欧政党政治:历史演进及特点分析

2013年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匈牙利科学院合作研究项目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召开工作座谈会。课题组成员匈牙利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瓦莫什•彼特(Vámos
Péter)、匈牙利考文纽斯大学教授、冷战研究中心主任乔巴•贝克什(Csaba
Bekes),以及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马细谱研究员,黄立茀研究员、李锐副研究员、欧洲研究所孔田平研究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高歌研究员参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丹、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博士后徐刚、博士贺婷、曲岩等列席。座谈会由黄立茀研究员主持。
乔巴•贝克什教授谈了匈牙利圆桌会议问题。他认为,1989—1990年是中东欧转型的发轫期,在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家,执政党与反对派通过圆桌会议达成和解,在基本未出现大的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实现了社会制度的质变。本次座谈会上,乔巴•贝克什教授详尽还原了匈牙利圆桌会议的过程。他将圆桌会议划分为两个阶段。1985年“十三大”召开到1988年秋冬为第一阶段,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一党制中引进更多民主因素,允许党内派别多元化,并做出重大人事变动。此阶段党内虽有一些派别,但没有法律地位,执政党并未承认多党制。1989年1月《结社法》颁布到10月匈牙利正式更改国名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社工党宣布放弃执政地位,实行多党制。反对党的存在合法化,他们逐渐联合起来。1989年6月—9月,各党派代表举行圆桌会议,通过6个法律草案提交国会讨论。10月,国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国名由“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更改为“匈牙利共和国”,确定国家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改行总统制,采用市场经济。至此,匈牙利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乔巴•贝克什教授发言后,学者们就社工党由“允许党内派别多元化”向“多党制”转向的动因展开了讨论。大家认为,匈牙利将自由、独立看得高于一切的文化传统,1956年改革奠定的基础,1989年各反对派力量强大、倒逼政权,苏联放松对匈牙利的管控等因素,合力导致社工党政党观的转向。
彼特研究员谈了“西欧对中东欧转型的影响问题”。关于中东欧启动转型是否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如果没有苏联自身的危机,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东欧的转型是不可能发生的。彼特教授利用解密的档案文献,对西方在中东欧转型中的作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为具体阐明自己的观点,彼特首先回顾了讨论该问题的历史背景“雅尔塔会议”。雅尔塔会议是美国、英国和苏联三个大国在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之间在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举行的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首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联取得了广泛的成果。主要是:取得了分区占领德国的权力;确定了有利于苏联的苏波边界,保留了苏联支持的波兰卢布林政府;“大国一致”的原则确立了苏联在联合国的牢固地位和作用等。由于在会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以及英国首相邱吉尔都没有依照当时中欧,东欧被“占领”国家的期望,要求战后被苏联解放的国家交由联合国代管,因此,许多人认为此次会议使苏联以及各国共产党得以控制中欧,东欧。
彼特认为,依据雅尔塔会议规定,二战胜利以后在欧洲形成了苏联与西方两个势力范围,直至1989年,这两个势力范围都共同遵守雅尔塔会议原则及会议原则确立的国际政治格局,因此欧洲保持着动态的稳定。
这一背景,决定了西欧诸国对1989年东欧国家制度变化的态度: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希望继续维持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平衡的现状,不希望在东欧发生政治、经济制度剧变,引发动乱,危及西欧国家的稳定。基于此,在他们看来继续承认苏联在东欧的权力,
对于其国家利益来说是第一位的,尽管他们认为东欧改变为民主制度他们是欢迎的,但是,这种变化的利益对于他们是第二位的。西欧各国对东欧变化态度的原因有一个共同点——都惧怕两德统一,强大德国的崛起;此外,西欧各国对东欧变动的担忧各有不同:具体来说,与东欧国家有接壤的奥地利、很怕难民问题,也害怕德国统一会影响到奥地利;同时,奥地利作为中立国,担心东欧制度剧变,引起苏联出兵会影响其安全。意大利在二战后完全失去了在中欧和东欧的影响力。他们希望东欧变化后,其影响会增大,因此会和德国有竞争。匈、捷、波最重要的外贸伙伴是德国,意大利希望减少德国的影响。德国要实现统一,恢复以前的荣耀。法国作为欧洲的大国,特别希望减少美国在欧洲的影响。英国在欧洲大陆的考虑是希望避免德国影响过度提高。总的来说,在军事方面,西欧不希望华约解散,希望欧洲继续以北约和华约存在维持两个势力范围的军事平衡。
结论是:虽然西欧国家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东欧的变化是积极的,但是西方各国都有国内的利益,而且是第一位的。因此,东欧制度变化,依据雅尔塔规定形成的两个势力范围的平衡被打破,引发经济、政治、民族问题动乱,不是西方想要的结果。西欧国家并不积极支持东欧激进的变动,希望这些国家慢慢改。所以,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主要是人民自己的选择,西方对它的影响较少。
中国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该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马细谱研究员就“巴尔干国家与欧洲一体化”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是欧洲现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制度变化”。作为国内研究巴尔干问题的权威学者,马细谱研究员指出,巴尔干国家在转型后都积极申请加入欧盟,但目前只有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少数国家成功入盟,土耳其等国何时入盟,前景尚不明朗。制约巴尔干国家入盟的因素有几方面。从内部看,巴尔干各国内部都有一两个小党反对入盟,且少数民族矛盾、难民问题和边界争端都有待解决。从外部看,欧盟不断提高入盟标准。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自身也陷入困境,吸纳力减弱,巴尔干入盟更加困难。第三个因素是欧洲怀疑主义情绪蔓延。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入盟后,政治上需要与欧盟分享主权,经济上也没有获得大量援助,欧洲怀疑主义应运而生。这种情绪对尚未入盟的巴尔干国家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认为加入欧盟不会获益很多,也不可能成为平等的家庭成员。马细谱研究员同时也指出,巴尔干地区是欧洲的一部分,它们不入盟,欧洲就不是完整的欧洲。但从目前来看,巴尔干各国还是应该加快自身的发展,解决好内部矛盾和边界纠纷,不要急于加入欧盟。这样做比匆匆加入要好。黄立茀研究员补充道,理解中东欧包括巴尔干国家能否入盟的关键,在于他国的加入能否为欧盟带来更多的利益。最近十年来,巴尔干地区成为俄罗斯、中亚向欧盟输入石油、天然气的通道,这是巴尔干部分国家得以入盟的重要原因。
徐刚的发言题目是《西欧和中东欧的新民粹主义》。二十余年来在欧洲愈演愈烈的新民粹主义思潮备受国际社会关注,我国学界也展开了研究。此次座谈会上有两位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发表了看法。博士后徐刚指出,民粹主义的内涵十分宽泛,但核心内容是以民意的真实代表自居,标榜民众与他者的对立。自19世纪后期始,民粹主义经历了三次浪潮:19世纪末在美国、俄国以及东欧出现第一代民粹主义;20世纪60—70年代第二代民粹主义在全球兴起,尤以拉美的民粹主义复兴为甚;第三代民粹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欧洲复兴的一种思潮,它始于西欧,扩展到中东欧,成为一种泛欧洲现象,我们称之为新民粹主义。与旧民粹主义相比,新民粹主义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在显示极端的同时又保持了对民主的肯定,它们不是反对民主而是反对自由;抨击1990年以来的精英共识;质疑欧洲一体化;成为泛欧洲现象;最主要的政治表现形式是组建政党,不同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政党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针对徐刚的发言,李锐副研究员提出两个问题:三代民粹主义是否有前后继承的方面;西欧与中东欧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不一,为什么都兴起了新民粹主义思潮,有何区别。
高歌研究员简述了青民盟的发展历程。中东欧国家相继入盟后,新民粹主义政党在政坛迅速崛起,匈牙利的青年民主联盟就是其中之一。高歌研究员谈到,青民盟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创始人是一批年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最初的目标是取代共产党,争取青年对改革的支持。1998年的议会大选是青民盟命运的转折点,它由议会中的小党一跃成为第二大党。此后,青民盟不断发展壮大,最终于2010年以绝对优势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获得组阁权。追寻青民盟问鼎的原因,与会学者普遍指出,其非常注重运用大众传媒进行舆论宣传。此外,社会党因无力带领国家走出经济困境引发选民的强烈不满,在2010年大选时已没有能够与青民盟抗衡的政治力量。皮特教授还提醒不要忽视青民盟领导层的成长环境。现任匈牙利总统、总理、圆桌会议议长和其他一些领导人都曾是罗兰大学法律系的同学,甚至在一个宿舍居住,彼此信任;罗兰大学思想活跃开放,也为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此外,他们也都很有能力。高歌研究员提出一个问题,青民盟在1990年代由自由党转变为保守党,这种情况在中东欧国家政党中是否普遍存在。对此,
Csaba Bekes教授回应,这是匈牙利的独特现象。
孔田平研究员认为,东欧转轨肇始于波兰,扩展到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转轨或转型,迄今已走过了20余年的历程。中东欧国家的转轨或转型是否已经完成,中外学者莫衷一是。孔田平研究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持“转轨完成说”,认为中东欧国家在政治上都实现了从一党制到多党制的过渡,确立了多党议会民主制的框架;在经济上已摆脱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这些国家在1990年代已经完成转轨。但转型并未结束,这是一个长期过程,还面临许多挑战。马细谱研究员在讲述巴尔干国家融入欧洲的问题时也指出,巴尔干国家与西欧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很大,巴尔干各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也很大。因此,加入欧盟并不意味着巴尔干国家的转轨完成。彼特教授持“转型转轨均未完成说”。

2014年11月30日,“中东欧国家转型: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研究所等单位参与课题研究的学者到会发言,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这一课题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匈牙利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合作项目,项目启动以来,中方和匈牙利及其他中东欧国家已进行了数次交流互访。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黄立茀研究员向专家们介绍了项目研究的进展情况。项目启动两年以来,围绕中东欧转型的历史根源、中东欧国家转型25年经济、政治、民族、社会发展的特征与评价、外部条件(欧盟、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等)对中东欧转型的影响三个主题,中匈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探讨。至今,已有若干和本研究有关的论文在中国和匈牙利发表;中匈两国学者共同主编的第一次合作研究的论文集也已勘校完毕,即将出版。
世界历史所马细谱研究员以《中东欧转型25年得与失》为题,分析了中东欧国家转型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的发展情况,结合统计数据和自身感受,认为这一转型中虽然存在各种问题,但总体上是成功的。加入欧盟之后,这些国家也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中心欧亚研究所的苗华寿研究员是波兰问题专家,曾长期担任中国驻波兰的外交官,见证了很多波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他以《波兰转型中的几个问题》为题,以丰富翔实的数据分析指出,如果考虑到波兰各项经济指标所依据的不同汇率折算方法,外界对波兰所谓转型“优等生”的提法应该进行再商榷。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朱晓中研究员以《对中东欧转型几个问题的探讨》为题,分析了中东欧国家在转型中的政治和经济方面若干不尽如人意的现象,认为这些问题即便是在西欧发达国家也存在,并就此提出一个问题,即是否可以将这些现象看作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问题,是中东欧国家转型的“新常态”。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黄立茀研究员做了题为《建筑的诉说:历史记忆与中东欧转型——以匈保波为个案》的报告。她结合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几处不同历史时期的著名建筑或雕塑,以及与这些建筑和雕塑有关的人物的命运起伏,分析了中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的不断变化,指出了不同时期不同政治势力以这些建筑和雕塑为工具,对社会观念的操控。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高歌研究员以《如何认识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的进度》为题,谈了如何认识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的程度,认为民主巩固既包括民主制度的巩固,也有赖于民主观念的巩固,即精英和民众对民主制度的认同、服从、支持和参与。中东欧国家在制度巩固之后,旨在巩固民主的政治转型远未完成,而且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国家政治制度运作的环境。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李锐副研究员以《中东欧转型历史探讨中的几个问题》为题发言。她结合1980年代中后期、末期、1990年代、2000年代几个不同时期人们对中东欧改革与转型问题的不同评价,认为历史研究应该始终保持客观态度,不应该带有感情色彩,也不应受到政治气候的裹挟。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徐刚博士以《中东欧国家转型中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为题,谈了中东欧转型的民粹化现象、“次等选举”的右倾化现象、匈牙利的“欧尔班现象”、多数政府频繁提前下台现象。他认为,这些现象表明转型仍然是个未竞的事业,也是一个漫长的系统工程,仅从政治、经济、外交来考察是不够的,应该从系统结构的角度加上诸如历史、宗教、民族、社会、人自身发展等方面来进行综合考察。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鲍宏铮博士以《中东欧国家参与欧洲一体化的几个问题》为题发言。他结合刚刚完成的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换届,分析了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波兰人图斯克的当选在中东欧参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他认为,由于国力的差距,中东欧人士出任欧盟要职并不能迅速提高中东欧国家整体在欧盟中的话语权。
作为本研究项目的外方合作者,匈牙利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皮特•瓦莫斯(Péter
Vámos)发来了书面论文,题目是《存在中国效仿的匈牙利模式吗?——中国改革最初10年里的中匈关系》(A
Hungarian Model for China? Sino-Hungarian relations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Chinese reform
era)。皮特•瓦莫斯认为,出于当时的国际关系和苏联因素,匈牙利党并不认为有一种所谓的“匈牙利模式”,但是承认有一种“匈牙利实践”。
乔巴•贝克什(Csaba Békés)
发来的书面论文是《匈牙利政治改革与冷战的终结(Political transition in
Hunga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988 –
1991)。乔巴•贝克什对“从一党多元主义到伪多党制”、“竞争性选举和国家圆桌会谈”等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首先是匈牙利,其次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在苏东阵营解体问题上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两位匈牙利学者的论文均由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刘凡博士进行了翻译和摘要介绍。
保加利亚学者伊斯克拉•巴耶娃(Искра Баева)和艾芙格尼娅•卡利诺娃(Евгения
Калинова)也发来了题为《东欧社会主义年代的书报检查制度》(Цензурата в
Годините н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Европа)的书面论文,马细谱研究员对其论文内容进行翻译并做了介绍。保加利亚学者的研究表明,由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国情,东欧各国的书报审查制度方面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措施,审查强度也几经变化。波兰、匈牙利的审查逐步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方式,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事件后一直较严,但在赫尔辛基最终文件签署之后,波、匈、捷,以及保加利亚等国的审查都有所放松。这为政治反对派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在讨论阶段,朱晓中研究员就中东欧成员国参与欧盟中央机构问题、中东欧在欧俄关系和乌克兰危机中的作用问题,马细谱研究员和苗华寿研究员就波兰与欧盟的关系问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刘邦义研究员对历史建筑和雕塑的准确性问题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张丹、何风等年轻学者也参加研讨会。

内容提要

(俄罗斯东欧室张丹供稿)

自1989年剧变以来,中东欧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多党制的确立阶段,特点是中右翼政党执政,政党关系紧张,政党分化、对峙现象普遍;二是多党制的巩固阶段,特点是形成了由中左、中右翼政党主导,左翼、中左翼、中右翼、右翼阵线分明和结构稳定的政党格局;三是民粹主义政党兴起阶段,特点是标榜超越左右的民粹主义政党冲击原有政党格局,甚至成为执政党。剧变30年来,作为第三波民主化的样板,中东欧基本上完成了对西欧政党政治模式的移植,但是国情的多样性又为各国培育新的政党政治模式提供了可能性。

关键词

中东欧;政党政治;多党制;民粹主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DOI:10.19422/j.cnki.ddsj.2019.03.008

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欧剧变的过程中,中东欧各国宣布废弃一党制,改行多党制。然而,西欧政党政治模式在中东欧的确立和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剧变初期,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曾伴随着党派斗争、政党分裂甚至政治动荡。近年来,随着中东欧各国民众自主意识的提高,其政党政治又出现了一些不同于西欧政党政治模式的“特色”,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民粹主义政党在一些国家上台执政。总体来看,剧变至今,中东欧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多党制的确立、多党制的巩固和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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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党制的确立

1989—1992年是中东欧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多党制的确立阶段,其特点是右翼、中右翼政党在各国政治生活中占据绝对优势,纷纷上台执政,而共产党以及与社会主义有联系的左翼、中左翼政党或是被禁止活动,或是背着历史包袱前行,即便是新成立的社会主义政党也难以有所作为。同时,各政党内部普遍存在派系分化、分裂现象,且不同类型政党之间对峙严重。

美高梅网上平台入口 ,右翼、中右翼政党大多由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演变而来,各个政党和派系的意识形态、纲领主张有很大差别,集合在一起只是因为反对原有制度。然而,随着剧变后共同敌人的消失,这些政党内部的离心倾向逐步显现,出现分裂现象。举例来说,波兰团结工会后来分裂为“中派协议会”、“公民运动—民主行动会”、自由联盟、中派联合党、农民联盟、团结工会、劳动联盟、基督教民主党等十几个政党和政治组织;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论坛分裂为“复兴俱乐部”、“左派选择”、社会民主党、公民民主党和公民运动;匈牙利民主论坛分裂为民主论坛和真理与生命党;阿尔巴尼亚民主党也分裂出民主联盟党和新民主党,等等。

在右翼、中右翼政党发生分裂的同时,左翼、中左翼政党也发生了分裂,如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分裂为支持总统伊利埃斯库的保守派和支持总理罗曼的改革派,前者几经演变成为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后者则变成了罗马尼亚民主自由党;匈牙利社会党在1990年发生分裂,时任该党副主席波日高伊脱离该党并组建了国家民主联盟;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分裂为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左翼—民主左派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党三个政党。

与此同时,由于意识形态、政治立场严重对立,不同类型政党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紧张。在剧变初期反共浪潮的冲击下,反共、反社会主义成为右翼、中右翼政党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而作为共产党的后继党,无论是拒绝改弦更张的共产党还是改旗易帜的社会民主党都步履维艰。在一些国家,右翼、中右翼政党上台后,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政党,力量迅速衰落;改弦更张的社会民主党虽然可以合法活动,但也遭到执政党的打压,党员的数量迅速萎缩,活动经费紧张,只能惨淡经营。一些国家还颁布了《净化法案》,对社会主义时期与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等相关的行为进行所谓“犯罪调查”,禁止曾在社会主义时期计划或有过这些行为且曾担任过执政党党内要职的人参与中央或地方的政府选举或者担任官职。此外,左翼、中左翼政党之间也矛盾重重。社会民主党为了站稳脚跟,极力撇清与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干系,拒绝与共产党结成选举联盟,甚至在选举中也同样拿共产党祭旗。不仅如此,右翼、中右翼政党之间也经常爆发冲突,有些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有些则是利益的不同使然。

然而,政局的混乱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剧变之初,许多中东欧民众认为推翻了共产党统治、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代之以西方式的政治经济模式,他们很快就能过上西欧人的生活。但事实并非如此,中东欧民众不仅梦想并未成真,反而陷入社会动荡和混乱、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困境。在现实面前,中东欧民众不再相信不断重复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说辞,而是把执政业绩作为评判执政党是否合格的主要指标。面对右翼、中右翼政党治国无术的事实,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选择。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借机表明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在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划清界限的同时,强调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和政党间的宽容性;虽然赞成社会主义,但拒绝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虽然主张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但注重区别于右翼、中右翼政党的激进做法,从而日益赢得民众的支持。因此,自1993年以来,中东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开始相继在本国执掌政权。

多党制的巩固

1993—2004年是中东欧国家多党制的巩固阶段,其特点是形成了阵线分明的左翼、中左翼、中右翼、右翼政党,以及中左翼、中右翼政党交替执政的政党格局。在这一阶段,政党分化、分裂已经不是中东欧各国政党政治的“主旋律”,政党间的关系趋于缓和,各政党基本接受了轮流坐庄的游戏规则,而不再是凭借暴力冲突来抗议选举结果,并且淡化了各自竞选纲领中的反共色彩,转而突出自己的执政理念。

中东欧各国中左翼政党重新掌权从波兰开始。在1991年10月举行的波兰议会选举中,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派联盟获得了12%的选票,在众议院的460个议席中获得60席,仅次于民主同盟,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团;1992年民主同盟分裂,左派联盟实际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团;在1993年的议会大选中,左派联盟以20.4%的选票,赢得171个议席,成功上台执政;1995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克瓦希涅夫斯基在总统选举中战胜波兰前总统、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至此,波兰左翼政党控制了议会,取得了总理和总统职位,建立了“红色三角”。1994年,匈牙利社会党和保加利亚社会党分别赢得了议会大选。1997年,阿尔巴尼亚社会党战胜了民主党,获得组阁权。1998年,捷克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与此同时,共产党也得以在一些中东欧国家恢复公开活动。

左翼和中左翼政党的回归让中东欧国家的政治格局不再严重“右倾”,带来了左右平衡的局面。同时,左翼、中左翼、右翼、中右翼阵营内部、政党内部的分化和重组日益减少,政党格局逐渐变得明晰。

中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是左翼政党的主要代表,数量很多,主要有匈牙利工人党、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捷摩共、斯洛伐克共产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联盟党、罗马尼亚新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党、保加利亚左翼党、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等。大部分共产党在其国内政坛上力量较弱。相对而言,捷摩共的影响力最大,1996年通过选举成为捷克议会第三大党,在此后的多次选举中得票率一直维持在10%—20%之间,保持议会第三大党的地位。

中东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是中左翼政党的主要代表,主要有波兰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党、波兰劳动联盟、匈牙利社会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捷克社会民主党、斯洛伐克民主左翼党、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阿尔巴尼亚社会党、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人士党等。根据成立的时间,这些政党可以分为由原共产党演变而来的“改建党”、由二战前后的老社会党重建或恢复活动的“重建党”,以及剧变后成立的“新建党”。社会民主党对中东欧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许多国家赢得议会大选上台执政,在有些国家连续或多次执政。

中东欧各国的中右翼政党的主体是民主党和带有宗教性质的保守党。前者主要有波兰公民论坛和团结工会、匈牙利自由民主主义者联盟和民主论坛、捷克公民民主党、斯洛文尼亚自由民主党和民主党、罗马尼亚民主党和国家自由党、保加利亚民主力量联盟、阿尔巴尼亚民主党、斯洛文尼亚民主党等。保守党主要有波兰的全国基督教运动、匈牙利的基督教民主人民党、捷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斯洛伐克的基督教民主运动以及民主基督教联盟—民主党、罗马尼亚的新一代党—基督教民主党以及全国基督教民主党、斯洛文尼亚的新斯洛文尼亚—基督教人民党等。它们是中东欧各国休克疗法的主要推动者,在各国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东欧各国的右翼政党主要是一些民族主义政党和少数族裔政党。前者有斯洛伐克民族党、保加利亚“阿塔卡”联盟、斯洛文尼亚民族党,后者有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联盟党、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民主联盟、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等。民族主义政党拥有较为稳定的支持者,在各国政坛上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例如,各国的执政党,无论中左翼还是中右翼政党,为了扩大执政基础,在组成执政联盟时通常会吸纳代表少数民族的政党。

在多党制的巩固阶段,以多党竞争为基础的政党政治在中东欧基本成型,但也蕴含着潜在危机。

首先,中东欧各国中左翼、中右翼政党变得“越来越像”。这一阶段由于新自由主义盛行,市场化、私有化、政府放松控制成为中东欧转型的基调,但是转型初期中左翼、中右翼政党所推行的转型方式却有所不同。中左翼政党主张渐进转型,强调应该尽可能地减少转型对普通民众利益的损害,认为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发挥主要作用。中右翼政党则认为普通民众的福祉应该交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实现,“做大蛋糕”才是主要目标。然而,在这些政党执政几年之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与西欧看齐,这使得它们不得不做出改变。中右翼政党开始关注就业、保护环境、社会福利等问题,不再像转型初期那样“冷酷”;与之相对应,中左翼政党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日益强调吸引跨国资本的投资,以及从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获得转型需要的贷款和援助。

其次,中东欧各国民众的不满逐渐增加。这一阶段,中东欧各国与西欧各国的差距不仅没有弥合甚至还在拉大,部分民众开始对中左翼、中右翼政党所奉行的政策失去信心,开始厌倦它们“治国无术的空谈”。正如德国著名学者达伦多夫指出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激进式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效率和福利的暂时性衰退。这种转型的另一个后果是大量人口陷入贫困,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经济低迷和失业等现象直接损害了社会中下层群体的利益,也给这些民众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演化为对现有政府和民主制度的不满,并且这种不满在某种程度上被转嫁到了欧盟这一外部因素上。当人们想象中的民主和福利资本主义与实际生活中的体验相差很远时,民主本身将陷入危险之中。”更糟糕的是,执政的中左翼、中右翼政党被认为窃取了转型成果并且向外国资本出卖了本国财富。一些学者的研究似乎为此种观点提供了佐证:“在这些国家里新掌权者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在1988年时并非精英。领导岗位上的新贵们的真实来源是原来的中层管理者;也就是说,新‘老板们’是那些在1988年时就已经有点权势的人。”因此,中左翼、中右翼政党被认为是与人民对立的“精英”,失去了部分民众的支持。这些民众开始寄希望于新型的、“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党来改变现状,民粹主义政党由此兴起。

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

自2004年开始,中东欧政坛再起波澜,这主要归因于民粹主义政党的迅速崛起。中东欧的民粹主义政党主要有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自卫党、波兰家庭联盟,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尤比克党、民主论坛,捷克的ANO2011运动党、海盗党、自由和直接民主党,斯洛伐克的方向—社会民主党、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公民谅解党,罗马尼亚的民主自由党、大罗马尼亚党,保加利亚的欧洲发展公民党,斯洛文尼亚的采拉尔党等。这一阶段,这些政党在中东欧政坛获得了巨大成功。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匈牙利的青民盟、捷克的ANO2011运动党、斯洛伐克的方向—社会民主党、保加利亚的欧洲发展公民党、罗马尼亚的民主自由党都曾上台执政或依然在台上执政,其他一些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力也在增加。这也是中东欧政党政治有别于西欧政党政治的地方,西欧的民粹主义政党尚未取得如此成功。

与传统政党不同,民粹主义政党很难在意识形态上以“左右”进行区分。它们没有意识形态内核,本着“取悦于民”的原则,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政策都可以被其纳入囊中,选取这些政策的标准就看是否有利于增加选举的支持率。因此,民粹主义政党的纲领主张会经常出现相互矛盾的内容。同时,民粹主义政党鼓吹自己是“人民的真正代表”,在党名中常常冠以“人民”“公正”“公民”的名号。

在具体实践中,民粹主义政党“标新立异”的政策主张可以归纳为三点。

首先,主张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民粹主义政党认为,民众之所以在转型过程中陷入困境,原因在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精英形成了一个掠夺本国财富的联盟。因此,国家需要在精英和人民之间重新分配财产。为了吸引选民,民粹主义政党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有针对性的政策:一是强调政府对市场的主导和干预,在能源、资源、银行等外资占比较高的关键领域推行国有化;二是拿外国资本“开刀”,提高外资占比较多的行业如银行的税赋,鼓励发展本民族的企业;三是增加针对社会中下层的福利支出。

其次,反传统精英和反建制。民粹主义政党以“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党”自居,在其话语体系下将传统政党描述为人民利益的背叛者,并且通过多种手段来抹黑、打压传统政党和政客。例如,法律与公正党曾提议并通过了一项新的清查法案,试图剥夺波兰前团结工会领导人、社会主义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盖莱梅克的欧洲议会议员资格。不仅如此,民粹主义政党还试图消除传统政治框架的制约,施行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宪法,增加执政党对重要领导岗位的人事任用,加强对媒体的管控等。例如,匈牙利青民盟推动议会修改了宪法,通过了饱受欧盟诟病的《大众媒体法案》。

最后,鼓吹民族主义和疑欧主义。民族主义在中东欧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但是由于欧盟在民族问题上对其成员国和候选国提出了明确要求,中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均推行包容性的民族政策,注重保障少数民族权益,反对种族歧视,打击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然而,近些年来,民粹主义政党却试图将民族主义重新列入议题,试图把民众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强化民众的民族认同,以此来增强社会根基。此外,民粹主义政党还鼓吹疑欧主义,质疑欧盟的治理能力和欧洲一体化,挑战欧盟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公正”的价值观,指责欧盟和欧洲强国对本国的霸权行径,认为欧盟不再是“理想国”。

民粹主义政党迅速而强烈地冲击了中东欧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政党政治格局。因为其政策主张的“离经叛道”和选举上的成功,“妖魔化”和“神化”民粹主义政党的观点都有大量拥趸。客观上看,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是中东欧政治转型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们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国情使得民粹主义政党具有更肥沃的生长“土壤”。

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反映了西方多党民主制的危机,体现了中东欧中下层群众利益表达的需求,是中下层民众对转型成果分配不均、主流政党贪污腐败和代表性削弱等问题的激进回应,是中东欧民众不满于完全照搬欧洲模式的另类选择。从其诉求和实践看,民粹主义追求的发展模式可以看作是介于苏联模式与欧洲模式之间、更靠近欧洲模式的“第三条道路”。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导致了全球范围的利益再分配,资本的力量进一步强化,精英群体相比于平民群体受益更多、受损更少。作为西方民主制度稳定器的中产阶级不仅在日益“无产者化”,其作为一个阶级也在“自我解构”,西方民主制也因此遭遇危机。民粹主义的出现正是平民主义向精英主义反攻的结果。对于中东欧各国来说,由于缺少长期的代议制民主实践,社会中存在的妥协和合作精神本就薄弱,而全球化、欧洲化和转型三重叠加又造成了普通民众更为强烈的被剥夺感。因此,中东欧国家的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对立表现得更为强烈。而传统政党意识形态的趋同、面对新的经济环境时的束手无策、自身形象的损耗和新媒体对于选民政治行为的改变,均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条件。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中东欧国家民粹主义政党虽然显得与主流政党不那么“合拍”,但是由于它们成长于多党民主制的环境,其运行机制、行事逻辑都带有深深的西方政治的烙印,因而它们也不会轻易与既定的政治制度决裂。

总之,中东欧国家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和“标新立异”的政策主张,反映了它们希望结合自身国情而对原来照搬西方的政党政治模式甚至是社会发展模式进行改革的诉求。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种发展模式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西欧的政党政治和发展模式在中东欧国家不一定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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