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梅棋牌游戏官网网站 战争风云 美高梅棋牌游戏官网网站陈映真:倾听充满正气和洞见的声音——《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读后

美高梅棋牌游戏官网网站陈映真:倾听充满正气和洞见的声音——《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读后



前段时间,香港普选问题闹得沸沸扬扬,各种势力纷纷登场,好不热闹。每逢这种时候,国际势力在幕后上下其手,对中国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但多少都还顾忌脸面,只在幕后,不敢到台前。可是“末代港督”彭定康突然跳出来说,英国必须关心香港的命运,这是英国的“道义责任”,让人大感意外。
说意外,其实也不算意外。大英帝国虽然早已是明日黄花,风光不再,但还是动不动端着宗主国的架子,对前殖民地指手画脚,乃至直接插手干预,也是常事。所以,在彭定康这样的英国人看来,作为香港的前宗主国,他们对香港还负有“道义责任”。
彭定康所谓英国对香港的“道义责任”,也就是香港2017年要实现普选的问题。言下之意似乎是,我们英国人虽然走了,但我们和中国谈好了,要给香港人民民主自治,现在香港遇到困难了,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管。看上去是一副好心,让人难以拒绝。
不过,这种好心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前英国殖民地都有福消受。正如沙烨先生指出的,同样是英国前殖民地,美国决心绕过联合国、以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入侵的时候,英国不但没有想起他们对伊拉克应该承担的“道义责任”,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还带领英国参与了美国的入侵行动。更近些,正在饱受埃博拉病毒肆虐之痛的塞拉利昂,也曾是英国殖民地,可是英国人却没有主动提出来要去承担“道义责任”,反倒是中国人在那里舍生忘死,救死扶伤。
也许有人会说,入侵伊拉克不仅不是英国人忘记了他们的道义责任,反而恰恰是承担了他们的道义责任。正是英美联军吊民伐罪,将伊拉克从独裁者萨达姆的专制之下解放出来了。至于后来伊拉克局势发展到现在“伊斯兰国”席卷北部,搅得中东鸡飞狗跳不得安宁,那不能怪吊民伐罪的英美联军,只能怪伊拉克人自己不争气:我们都把民主送给你了,你们自己玩不好,怎么能赖我们呢?
说来也是,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中,英国确实有点独特,走的时候常常给殖民地人民留一套民主选举体制,让殖民地人民感恩戴德不已。加上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成功的例子,南非虽然不算特别成功,在非洲矮子里拔将军,也算是差强人意。于是不少中国人也时感欣羡,过几年就要出来感叹一番,早知道中国这么多年还搞不成民主,还不如让英国殖民三百年。
但这么说的时候,他们常常忘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体系,大英帝国的领土面积一度达到3400万平方公里,包括56个国家和2个地区(指美国独立时的十三州及中国香港),连横扫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都难望项背,(英国历史
www.lishixinzhi.com)可不止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这点地方。除了这几个国家,能让人想起来的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似乎也没什么拿得上台面说事儿的了。更何况这几个国家中,除了南非,其他四国的原住民早已基本绝迹,留下的和动物园里频临灭绝的珍稀动物相去无几,只有供人观赏的价值。
稍微翻翻史书就会发现,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能够统治的时候,其实从来不会给殖民地人民民主自治,一旦碰到殖民地爆发民主运动,绝对会坚决镇压不商量,在印度如此,在非洲如此,在香港更是如此。一旦已经镇压不了了,必须要撤退,让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英国就会留给殖民地民主。
当然,要让英国人留下民主的代价不止是流血的战争,还有其他必须接受的“钉子”。世人皆知,英国在从殖民地撤退的时候,往往会对领土进行划分,而划分的原则就是“同一个民族一定要划分为不同国家,同一个国家必须包括不同的民族”。这样做,对殖民地而言,就是“埋钉子”。比如英国从印度撤退时,通过蒙巴顿方案,将印度一分为二,给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留下一堆算不清的烂账,终至于发展到刀兵相见,留下长久的历史伤痕。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民主,众所周知,至今仍然是其发展的体制性阻力。
经过殖民者的长期掠夺,殖民地国家往往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极端落后,在亚非拉的广大前英国殖民地,不少国家甚至还是游牧状态。要在这样的国家搞民主政治,无异于给一台二八六电脑装一套win8系统,根本无法正常运行,最后只能走向系统崩溃。正是因为民主,这些国家无法走上真正的独立自强之路,而英国的贵族和商人们则可以通过他们留下的英国法律体系,继续掌握这些国家的资源和经济命脉。也因此,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56个国家中,除了缅甸、爱尔兰、津巴布韦和民主也门,其他54个国家至今还在“英联邦”体系之中,而这在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笔下,就成了英国人带给全世界人民的一大福利,最早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好的民主必须适合自身的土壤,不加区分的将民主称之为好东西,就要推广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自然会有削足适履的危险,对许多殖民地国家而言更是邯郸学步,别人的不一定能学会的,自己的还忘了,最终只能爬着走。
就香港来说,在英国人统治的时代,英国面对香港的民主运动坚决镇压毫不手软,一直到中英谈判已经确定,香港将在1997年回归中国,英国才开始在香港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而这和前面提到的英国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一样,并不是为了香港,而是为了给香港“埋钉子”。
香港回归17年来,基本保持了繁荣稳定,但随着中国内地的开放程度提高,香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窗口的作用无疑会缩小,香港自身也需要转型发展,出现政治波动在所难免。但这些都可以在基本法的框架之下解决,用不着也轮不到英国人关心,更用不着他们来承担什么“道义责任”,香港的道义责任自然有香港人民和中国人民承担。英国人还是想想如何应对就快要进行独立公投的苏格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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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劝诫香港青年,倾听充满正气和洞见的声音——《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读后

今天推荐一篇文章,节选自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的《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

•来源: 光明观察 2009/09/21 •作者: 陈映真

看过之后,你会明白香港今日之纷争,究竟起源于何处。

摘要:破坏性──掠夺﹑压迫﹑榨取﹑种族歧视和压抑,使殖民地政治社会﹑经济和心灵附庸于宗主国,破坏传统文化……而这些作用,是为宗主国独占资本的肥大化所必要之蓄意的营为。

至于其“建设性作用”──基础设施,少数殖民地精英的教育培养﹑并不普及的下﹑初级教育﹑以殖民者社区为中心的公共卫生设施,铁路公路的铺设﹑传统封建宗法制度的破坏和利用各地封建宗族阶级歧视制度﹑发展殖民地商品农业,使传统农民为农业无产阶级和债务奴隶……凡此,都是为了殖民者利益,发展殖民资本主义必要的配套,是非蓄意的营为,总体上是增进殖民地的庸属化和奴隶化,绝不是现代化和文明开化。

1992年7月9日,末代港督彭定康携带家人抵达香港的皇后码头。

而被殖民各族人民,只有通过革命的批判,才能将殖民者非蓄意的“建设性”遗产,为我所有,供我利用。

这是港英政府专为殖民地官员建造的码头,经历了历任港督的上任和离任,也目睹1975年伊丽莎白女王的到访和1997年7月1日查尔斯王子的黯然离去。

在第二次大战前,全世界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地区和国家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殖民地,在十六世纪西方“地理大发现”时代重商主义的掠夺,意味着对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的抢掠﹑奴隶劳动的贸易和残酷役使﹑殖民主义贸易的商品作物的榨取,以灭族为代价的土地掠夺。迨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工业资本帝国主义的瓜分地球,则意味着强行鸦片贸易,毒害全民族;也意味着不平等条约的重重枷锁下独占海关﹑路权﹑内河航行权,划分势力范围和租界,割占殖民地,倾销宗主国的工业产品;政治﹑军事的控制;使殖民地经济完全附属于宗主国独占资本主义的利益,更不必说对殖民地心灵﹑文化﹑历史和传统的严重挫伤和扭曲。

和过往港督上任一样,香港的达官显贵和普通市民自然要到皇后码头列队欢迎自己的“主人”。

二次大战结束后,一些宗主国如德﹑意﹑日﹑英等在战争中受挫,力不从心。以苏联为中心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战前的殖民制度无以为继,帝国主义各国采取了新的方略,企图保持和延续昔日殖民地的利益。于是在殖民地反帝斗争的浪潮下,佯为给与前殖民地形式上的政治独立骨子里拉拢旧殖民地时代培养的买办精英,保证前宗主国在前殖民地的利权,是谓之“新殖民主义”。

然而,让港人惊讶的是,这位末代港督一改殖民地传统,没有佩戴饰有羽毛的帽子、肩章、佩剑这些象征帝国荣耀威严的符号,只是身着便服、一脸微笑轻松地与市民们招手。

二战末期,蒋介石曾向同盟国表示过战后自英国收回香港的意向,据说也获美国同意。但丘吉尔坚持继续殖民英军根本无法保护使之免于沦日的香港,在列强姑息﹑蒋介石无力力争情况下,当日章旗在战后香港降下,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又在香港战后的天空飘扬!

正当香港人对港督的出场方式议论纷纷时,上任第二天的彭定康就以民选政客惯用的亲民姿态,坐地铁,挤人群,搭火车,走山路,逛“女人街”,在街头小店喝茶,接近市民。

一九五〇年六月,韩战爆发。东西冷战达于高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霸权主义,在辽阔的第三世界前殖民地打击反新殖民主义的民族‧民主运动,扶持和巩固亲美英的反共法西斯政权,以白色恐怖的“国家恐怖”﹙Stateterrorism﹚残酷清洗自战前殖民地时代以来就进行反帝﹑反封﹑反殖的人﹑历史﹑思想和价值。而在旧殖民地时代中与殖民势力合作的买办精英,则在极端反共意识形态统治一切的时代,不仅得以延命,而且与新殖民主义外国主子和其国内的代理人相温存而辉煌腾达。

港英时代街头旧景

而于是殖民制度“结束”﹑恢复了政治“独立”后,对殖民历史彻底反思和清理的机会,因反共冷战体制的统治而丧失。殖民主义下悲惨﹑抑压的历史,一变而为“落后”的殖民地化前的社会带来“现代化”的历史。日本人说,日本侵略东南亚的战争为今日亚洲的独立和经济发展奠基。日本人和少数不肖的台湾人,异口同声说,日本统治带来以日语为“国语”共同语的制度,带来现代文官制度下廉洁﹑效率的统治;带来了公共卫生,现代教育……。总之,殖民化即现代化!

整个香港轰动了。香港一百多年历史上,第一次有港督像普通人一样走进市民中间。

一﹑殖民地香港普遍﹑深重的腐败

经过选举训练的彭定康,不仅善于用幽默的语言吸引市民,还善于使用身体语言,使自己无论举手投足,都成为媒体捕捉的对象。

战后,在广大亚非拉地区前殖民地作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有不少人以文学作品﹑评论的形式,揭发和控诉殖民地历史中的伤痕与罪行。在日据下的台湾新文学作品中,绝大多数──除了一九四〇年初极少数“皇民化文学”的“作品”外,都描写日本殖民地下台湾生活的压迫﹑艰难﹑贫困化和反抗,写日本统治者的残暴与腐败。但这些文学,在一九五〇年后,都被归类为“左派”文学,横遭台湾国府当局禁阅,而逐渐湮灭。一九五〇年后编入反共“自由世界”的台湾,受美﹑英﹑西方反共﹑西化思潮的统治,满脑子亲美思想,根本没有脱殖民和殖民史批判意识。

彭定康很清楚,民意是由传媒塑造的。于是他的就职典礼变成在总督府后花园会见记者,通过传媒传播施政理念。

而重新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知识分子成为对宗主国效忠,编入英殖民地统治下政治和文教官僚体系,成为殖民地“合作精英”﹙Collaboratingelites﹚,从而也长期没有激活“脱殖民”的思想理论工程。因此,一九五〇年后的台湾,“殖民主义有功”﹑“殖民制度带来现代化”之论,在精英中占主流地位,和前宗主国“学界”互相唱和。在台湾,谁要主张殖民地体制的不是,谁就是“共产党”﹑“民族主义份子”和“亲中派”……。

这不过是美国总统在白宫玫瑰园会见记者的现代政治小技巧,但对香港新闻界来说,却是破天荒头一回。

就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去年八月,在香港居住了五十四年﹙一九五一—﹚的英国人杜叶锡恩﹙ElsieTu1913—﹚女士出版了一本对“殖民地后”的历史都不曾清理过的港台皆有重要思想与现实意义的书﹕《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沥述了一个有坚定的正义感﹑追求公平正义不妥协,批评英国在港殖民制度的歧视﹑腐败不遗余力,对当前以美国为首的“经济殖民主义”怀抱忧思和儆惕,一心一意维护一九九七年香港在恪守《基本法》基础上顺利回归过渡的﹑香港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对香港正式回归前五十年──包括回归前夜的回忆,表现殖民地香港英国人极少见的正气﹑执着﹑诚实和理想。

传媒以及民众被彭定康的举动完全吸引住了,如崇拜演艺明星一样关注其表演,仿佛沉浸在童话世界中。

英国是老牌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实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唱“民主”﹑“自由”﹑“平等”三百年。英国又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有长期的殖民地统治技术上的经验。一般都说英国殖民方策很“现代化”﹑开明,殖民地官僚和当地亲英国化精英合作,以现代文官官僚统治,廉能而公正。然而作者却告诉我们,一九五一年后她到香港之后所见,是贪污腐败和贿赂公行,无处不在,像病毒一般蔓延,感染了殖民地香港社会的全构造!

彭定康在媒体和民众面前随和的一面,无疑与在港府专断严厉的一面形成明显对照。

当时的香港公安政法机关,和当地黑社会“三合会”共生,鱼肉人民。五﹑六〇年代香港公共交通施设不足,私人为生活“非法”经营小巴﹑小客车者众,这些升斗小民,自然成为“三合会”勒索敲诈的对象。在警察环伺下,三合会在车站站点公开收取保护费,警察却视若无睹,因为三合会收的钱,会和警察分赃。此外,举凡开店﹑摆摊要上牌﹑取得许可,都必须直接或通过三合会贿赂。甚至于要办学﹑在医院要求照料,找一份差事,取得“公屋”居住权,公职职位买卖,邮寄包裹﹑批发场的交易,都要给某一个或多个关节贿赂打点。更糟的是,贿赂层层分赃,非但贪得无厌,整个公安﹑官僚机关的权力反而成为殖民地香港巨大贪渎结构的保护体。任何人向公检机关举发,往往收到“查无实据”的回函,甚至召来三合会份子殴打﹑打砸。于是“政法加三合会”的罪恶﹑黑暗结构变成了肆无忌惮的大吸血虫,附着在香港广大升斗小民身上,尽情吸食其膏血,而殖民当局历任总督竟视若无睹。到了一九六〇年代,香港几乎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贪渎机器,终于引爆了一九六六年和六七年的市民暴动事件。

不过两手皆有好处。前者为他赢得了民意支持,后者则使他迅速完成政治力量重组。

受到市民暴动的影响﹙大陆文革只是暴动的外因﹚,港英当局在一九七四年推出了“廉政公署”,基本上打击了殖民地香港腐败结构。然而据本书作者指出,由于“廉政公署”没有起诉权和审判权,不免有为德不卒之处,使殖民地高层白人贪官享受殖民政策下对白人﹑英人官吏的“治外法权”,让他们秘密辞官,带着贪渎积累的巨富“退休”回到欧洲。香港的贪腐今日也许基本遏制住了。和贪风斗争了五十年的作者,语重心长地要今日香港为政者,心存“为人民服务”之志,汲取教训,更好地保证杜绝腐败的恶疾!

此后,彭定康利用对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的任命权,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以前的战略盟友——进入港英体制的工商精英。

二﹑“民主”在香港

彭定康将他们从两局中赶出去,并把新的政治盟友吸纳到政治体制中。这就是1980年代末凝聚起来的“民主派”人士。

作者在书中多次着重指出,老牌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英国,终一百五十年对港统治,从来没有在香港施行过民主,总是以保证香港的“稳定”﹑“繁荣”为借口,拒绝在区议会和立法会安排几个民选的议员。

1994年,彭定康与时任布政司司长陈方安生相谈甚欢

作者自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九五年任香港任市政局议员,一九九五年任立法局议员,一九九七年至九八年被选入保证香港和平回归过渡的“临时立法局”议员。估计除了一九九〇年代中后经由民选担任公职,也有由港英当局指定的任期。这样的港英当局,在一九九七年,为了联合在港亲英反中的精英,破坏香港和平有序的回归,达成滞留港英殖民势力,破坏中国将香港和平回归的既定政策,在彭定康策动下,突然在一九九七年主张直选立法局议员和区议会的“突然民主化”政策,使作者感到港英殖民者的伪善与险恶。作者披露,当英国确定其对香港的“租期”将于一九九七年结束,“香港突然冒出一类新政客”,其中有人与美国关系密切,自称“民主派”。但这些人在殖民地香港腐败统治下荼毒港人的时候从来不曾对社会不正义过问过。作者指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派”,而是一群亲英﹙美﹚﹑“反中的积极份子”。他们和殖民当局一道,力图为香港的回归设置障碍。他们先是要求主权归还,治权归英国,只在香港升中国五星红旗。遭到中方拒绝后,又提出“延长”英国治港三十年,又遭峻拒。中国坚决主张一切依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在一九九七年回归。而“……令所有的人意外的是,在中国治理下,香港人民享受了比英国人统治下更为民主的制度……。”

经过一年多民意铺垫和政治权力格局精心安排后,彭定康终于在1992年抛出了他的杀手锏——“政改方案”

一九九二年,英国当局突然阵前换将,将原定留任到一九九七回归时的卫奕信总督撤下,换上了殖民主义者彭定康,带着一篮子阻挠和平顺利过渡的计划来港履任末代总督。其来港行前,还在英国首相府,与首相共同会见两个今日香港“著名”的“民主派”,打算不惜违背《基本法》规定改变市政局﹑区议会﹑行政局和立法会的结构与功能,结果经历了斗争,被中国打销,回到《基本法》的方针上来。

作者杜叶锡恩对英国殖民主义体制深恶痛绝,对香港终能光复回归中国深为高兴与祝福。在书中,对古巴﹑北朝鲜和中国革命表达了同情和理解,但她却绝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派。她出身英国工人阶级。一九四八年来中国传教,不久就对在华西方教会的民族歧视和信仰上的伪善心生厌恶。四九年大陆解放,五一年随教会撤到香港。一九五五年她因长期来眼见教会的伪善﹑种族歧视和令人窒息的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宣布离开教会,继而从事为香港社会深为贫困和不公义所苦的弱势者的利益奔忙的工作,饱受打击和挫折,却只能使她逾战弥勇。长年为民众奔波使她得以跻身区议会而立法会议员──虽然她坦白自承她的白人背景使她免于受到打压或递解出境的报复。

从1979年中英开启香港谈判,直至1997年香港回归,这近二十年时间里,大英帝国在香港问题上一直采用两种策略来实现香港独立或完全自治的政治目标。

不相信形式上“一人一票”的普选能保证“民主”。认为花大钱﹑媚俗煽动,接受企业“政治捐款”的“竞选”只能欺骗选民,强化权力与﹙企业﹚金钱的苟合。在她看来,民主﹙democracy﹚是真正使人民群众﹙demos﹚作主的制度,是挑选真正能“为人民服务”,心中常存人民的疾苦﹑深入民众和他们的生活中,调查和研究深重的民瘼,从而提出具体针对的改革立法和方案。她批评高高在上的英国殖民当局﹑立法会议员,都不了解香港和港人的真实问题和实态,尤其是那一帮跟着彭定康“突然”登上政治舞台的一些“突然出现的‘民主派’”。在她看来,他们是亲英反中的急先锋,“相信其中有人和CIA关系密切”。

策略一是诉诸外交。通过与中国政府开展外交谈判,给香港自治或独立争取最有利的外部条件。

但她也不相信革命。在一切改革﹑改良陷于明明白白的绝望,人们容易选择革命。“但革命也带来令人惋惜的负面结果”。在基本上,作者是一个诚实﹑身体力行﹑坚定不移的改良主义者。而她的改良主义也确实成就了许多在香港的卓著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她明白的说,在殖民地香港,只有英国人统治阶级和在港白人﹑以及极少数亲英华人豪商享有“民主”。而她正是利用了殖民地白人享有的“民主”,为被殖民地非理生活所迫﹑所苦的港人呼号改革。她不主张当下企图扰乱香港的﹑一步到位的“直选”民主。她赞扬中国坚守一国两制,恪守《基本法》不动摇的渐进﹑有步骤的民主工程。

策略二是诉诸内政。利用英国对香港的最后统治推动香港的政治民主化,把香港政权尽可能地交给亲英的港人,促成事实上的香港独立。

三﹑儆戒新的“经济殖民主义”﹙Economic Colonialism﹚

这是大英帝国惯常的撤退战略,也是撒切尔夫人为中英谈判设定的目标规划:

作者指出,帝国英国,曾为了加强自己的霸权,而不择一切手段达成富国强兵﹑统制宇内﹑奴役他人的目的。希特勒的帝国,二战时的日本都做过相同的迷梦,但无不在战败和衰落中结束。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做为新兴大国崛起,自恃其无可匹敌的财富和巨大杀伤性武器,战后五十年来,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任意施加经济封锁,殃及无数老幼妇孺,发动政变,蹂躏民主和人权。美国并且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贸易组织”,做为干预他国财经政策,为其跨国公司谋利,进一步扩大世界范围内严峻的贫富差距,业已引起第三世界国家忿怒的反拨。美国,像历史上的大帝国一样,深信自己有统治和征服世界的“道义责任”。

“我们的谈判目的,是以香港岛的主权,换取整个香港的长期管治权……我们建议如果谈判没有进展,就应在香港发展民主架构。

我们的目标,是在短时间内让香港独立或自治,仿如我们以前在新加坡的做法。”

作者杜叶锡恩女士更认为“二次大战后的法西斯主义”正在兴起。在冷战体制下,美国支持各扈从反共独裁国家进行了以清除共产党人为名的﹑组织性的人权蹂躏运动,杀害了数百万人。美国以贩毒﹑走私﹑武器买卖支付全世界反共亲美战争与政变,设立国际性恐怖训练学校,秘密培训酷刑拷打强暴逼供的“科技”。作者也侧重指控了美国及其包括英国在内的“联军”对伊拉克丝毫不顾及国际正义和法律的恣意侵略,对无辜的伊拉克老弱妇孺造成重大伤害,而对世界舆论的谴责不屑一顾。总之,作者把这种以重武装﹑跨国大企业﹑国际金融工具为手段干涉和控制世界以满足帝国霸权利益者,为“经济殖民主义”。

撒切尔夫人

四﹑从台湾回看香港

1984年7月18日,港英政府赶在9月26日中英草签《联合声明》之前,就发表了《代议政制绿皮书》。

关于“殖民地现代性”的分析,马克思早在距今一百五十多年前就作过非常科学的分析。他在论及英国对印度斯坦的统治时,就说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同时表现破坏性作用和“建设性作用”。破坏性──掠夺﹑压迫﹑榨取﹑种族歧视和压抑,使殖民地政治社会﹑经济和心灵附庸于宗主国,破坏传统文化……而这些作用,是为宗主国独占资本的肥大化所必要之蓄意的营为。至于其“建设性作用”──基础设施,少数殖民地精英的教育培养﹑并不普及的下﹑初级教育﹑以殖民者社区为中心的公共卫生设施,铁路公路的铺设﹑传统封建宗法制度的破坏和利用各地封建宗族阶级歧视制度﹑发展殖民地商品农业,使传统农民为农业无产阶级和债务奴隶……凡此,都是为了殖民者利益,发展殖民资本主义必要的配套,是非蓄意的营为,总体上是增进殖民地的庸属化和奴隶化,绝不是现代化和文明开化。而被殖民各族人民,只有通过革命的批判,才能将殖民者非蓄意的“建设性”遗产,为我所有,供我利用。

这份文件宣布要“逐步建立一个政制,使其权力稳固地扎根于香港,充分权威代表香港人的意见,同时更能较直接向港人负责”,并“使各行政部门向立法机构更为负责”。

八〇年代以来,台湾少数老一代皇民遗老和日本反动学者政客一道,为日本殖民下台湾“现代化”大唱赞歌,和一八九五年以降至一九四五年间台湾人民在武装游击抗日和非武装抗日,四五年后涩谷抗暴﹑反美扶日﹑一直到新民主主义斗争中光辉磅礡的爱国主义大相径庭。去岁我滞港二月余,也知道了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被决定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归后,突然出现的一批亲英﹑亲美﹑亲西方,反共反华的“突然民主派”,和以彭定康为代表的旧殖民者百般勾结,处心积虑破坏香港依中英协议的《基本法》顺利结束香港殖民地制度,回归中国,并以殖民统治为“现代化”和“文明开化”,倡言“香港意识”,甚至以英国人自居自诩的殖民地遗老遗少精英阶级感到十分诧异。

这什么意思?说到底,港英政府试图通过循序渐进的办法,将香港的政治体制从行政主导改为立法主导、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立法机关向香港市民负责的代议体制。

本书作者谈到这一小撮假英国人﹑“民主派”语声沉痛不屑,令中国读者读之汗颜,从而深刻地感受到前殖民地在“解放”后,有意识﹑有目标﹑有步骤和有政策地展开“脱殖民”运动,是事关民族团结与自立,事关去奴性化的千秋大业,绝不可等闲视之!

这样的体制避免了未来的特区政府向中央负责的倾向,确保香港维持半独立的政治局面。而实现这一政治目的的手段,就是引入政治选举。

五﹑寄希望于新生一代

由此,港英政府一改立法局议员由港督任命的传统,引入了功能界别选举

作者谈了今日霸权大国如何以“经济殖民主义”制霸世界,旨在说明今天全球范围内的民主与自由在现实上正受大帝国的严重威胁,意在对面向这个大气候不但视若无睹,又实际上对这帝国极尽斜肩谄笑之能事,在香港政治生活的末节上挑弄不必要的矛盾的香港“民主派”,有严厉的批评。

这一制度有利于巩固港英政府与香港工商专业精英阶层的政治同盟。但它并不是直接选举,这样便能防止中国政府支持的香港左派,通过选举进入港英政府。

然而,这本书又绝不是写给“民主派”看的书。在卷末,作者表露了对年轻香港学生和青年一代的关心,希望年轻的一代人能明辨是非,看见偏执宣传的迷雾背后的历史真相与前行的正确方向。高龄八十二岁的外国老太太,作者杜叶锡恩女士对中国和中国新生代青年的寄望之殷﹑关怀之切,真情流露,力透纸背,读之动容。而凡中国人,多么应该怀着深深的自省和感谢,通读这本充满道德力量﹑真知洞见又勇于实践精神的好书。

1985年港英政府宣传选举的海报

二〇〇五年三月三十日

这并非笔者臆测。《绿皮书》早已直言不讳地指出:

原载光明观察

“直接选举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办法……有些时候,人民的政治意识对直接选举未有充分的准备;有些时候,由于社会风俗习惯不同,这种选举方式未能深为人民所接受……

推行直接选举,可能使本港迅速陷入一个反对派系参政的局面,以致在这个关键时候,加上一种不稳定的因素。”

文章链接:

由此可见,港英政府的政治目的很明确:要在1997年之前的13年时间内进行代议制改革,彻底改变香港的政制体制,使其在1997年之后得以延续。

这就是港英政府推动政制改革“十三年大变,五十年不变”的基本思路。

在港英政府对香港政制大刀阔斧“改革”时,世界其他角落正在发生什么?

苏联在新思维下进行民主改革,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也在加速推进。此时,中美也处于政治蜜月期。

在此背景下,中英坚持相互合作与平稳过渡。

港英政府在1987年发表的《代议制改革绿皮书》中提出:“避免出现对抗政治,而以务实的方针去处理问题。”

1987年《代议制改革绿皮书》

1988年2月发表的《白皮书》则进一步明确:

“为了保持稳定,香港代议政制的发展应该继续循序渐进而不是突变……这些演变也必须有助于1997年政权的顺利交接……

1997年之前立法局内加入若干名由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将会是香港代议政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合理和可取的步骤……

至于实行直接选举的时间,政府的结论是:鉴于社会人士在这个问题上有十分明显的分歧,在1988年实行这样重大的宪制改革将不会是正确的做法。”

不过,在1989年之后,英国政府改变了策略。要求增加直选议席,将原定的1991年的10席增加到20席,到1995年则增加到24席。

由于当时中英两国缺乏互访,两国外长只得以通信方式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双方同意,1991年的直选议席增加到18人,1997年的第一届立法会直选议席增加到20人,第二届立法会增加到24人,第三届则增加到30人。

根据上述“衔接”原则,全国人大在1990年4月4日通过了香港《基本法》。

然而,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似乎以西方世界胜利告终。

在此背景下,英美改变了对华战略,中国成了整个西方世界实现和平演变战略的最后目标——香港成为首当其冲的主战场


1992年6月19日,彭定康出任港督前20天,英国上议院摩斯会议厅举办了一场题为“香港之未来”的研讨会。

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侯威尔在题为“英国与香港:外交政策目标”的主旨演讲中提出,整个世界的情势在1989年发生了根本改变,因此英国统治下香港的局势也应随之发生变化:

“我认为我们需要将1984年所有的措辞加以修正……香港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一个与周围其他地区人民有十分密切文化关系的国家。

它有自己的见识和声音并有权利表达,也有权利让自己的命运不任人摆布。

彭定康履新香港时,不仅须认清与赞许一切审慎的民主运动,还要带头推动这些冲劲。

他必须以明智而不具挑衅性的方式重新讨论香港立法局选举的民主时间表。”

这段演讲再清晰不过地预示着,“冷战”后彭定康主政下的香港在国际政治格局和世界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这意义就是把香港理解为“国家”,通过民主化政制改革,将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或在中国内部培植出反对和分裂势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彭定康推出了他的“政改方案”:通过民主普选把香港基本法中确立的行政主导体制改变为立法主导。

英国人很清楚,港督不是选举产生的,香港回归之后的行政长官自然没有直选的基础,而且中央政府也不会很快放手让行政长官直选。

但港英政府可以推动立法局直选,让他们所扶持的代理人名正言顺地通过选举进入立法局。

若香港回归后的政治体制变成立法主导,他们的代理人也就自然获得了特区政府的管治权。

1991年,李柱铭、何俊仁呼吁立法局直选

这其实是大英帝国一贯的撤退战略,只不过由于1989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政治风波,上天才终于赐予英国人最后一展身手的机会。

此时,香港已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而是被英美西方世界选作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较量的试验场,是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基地。

一旦明白了英美的政治目的,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彭定康把动员和塑造香港民意的支持看作是头等重要的政治大事。

因为,彭定康本人及其政改方案的民意支持度越高,他与中国进行政治赌博的筹码就越大,由此造成香港内部的社会分化越大,香港与内地的离心程度也就越大。

1992年10月7日,上任不到三个月的彭定康在做足了民意铺垫之后,
一改港英政府发表《绿皮书》和《白皮书》进行公众咨询的惯例,在其“施政报告”中直接提出了政改方案。内容包括四方面。

1992年10月,彭定康于立法局发表政改方案

其一,改革立法与行政关系。彻底取消港英政治体制中强化行政主导的“双重委任”,行政与立法彻底分家,其目的是强化立法局主导的“代议政制”,以发挥政党的作用。

其二,改革选举制度。将选民年龄从21岁降到18岁;采取有利于“民主派”的“单议席单票制”;改革功能组别,除了取消原有功能界别的团体票,在新设立的九个功能界别中,实现所有从业人员每人一票,从而将功能界别的选民基础由原来的近20万人扩大到270多万人,新设立的九个功能议席基本上相当于直选。

其三,改革地区组织。将区议会从地区咨询组织改为负有一定管理职能的组织,扩大其职权,同时区议会取消委任议员,全部区议员由直选产生。

其四,改革选举委员会,将全部或大部分直选区议员纳入选举委员会。

政改方案的根本方向是推动代议政制,扩大立法会议员的直选成分。

立法局选举尽管在表面上与基本法的规定相“衔接”,可实际上已经完全无法“衔接”了。

增加立法局的代议制基础仅仅是彭定康改革的第一步,与其相配套的改革是将港英时期的行政主导体制改变为立法主导体制。

1993年2月,彭定康又在立法局内成立了与政府各部门相对应的委员会,对政府政策进行监督,增加立法局对政府的制衡作用。

同时,英国政府还修改了《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的有关条款,取消了总督任立法局主席的做法,由立法局议员互选产生立法局正副主席。

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是将立法会由隶属行政的民意咨询机构,变成独立的代议机构。

香港立法会

与此同时,彭定康还对政府的运作架构进行改革,推行政府部门的公司化、独立化,使其脱离政府的架构。

比如成立了房屋委员会、广播事务管理局和医院管理局,使相关工作部门以公司化的方式运作,摆脱政府的直接管制。

后来又陆续成立金融管理局承担起央行的职能,将临时机场管理委员会改组为机场管理局,完全脱离政府架构运作。

总之,彭定康对港英政府体制的改革就是按照既定的撤退战略部署,尽可能地扩大立法局的权力和社会的权力,削弱并限制行政的权力。

而在这些改革中,最富想象力的无疑是推行变相直选的政改方案。彭定康在公布政改方案当天晚上,通过港府表示,政改方案仅仅是一种“建议”,有商讨的余地。

这意味着彭定康把这个公开的政改方案作为与中国政府“磋商”的筹码。然而,彭定康很清楚,北京不会接受这个方案。

其实,英国政府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在乎北京是否接受,而在于香港人是否接受。只要香港人能够接受,那么这个方案就能够成为既定的事实。

只要这个方案播种在香港人的心灵中,一旦北京利用“衔接”最终推翻这个方案,那么,香港人心目中理想的政改方案与97后特区政府按照基本法实施的政改方案之间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

这样一来便会造成一个不信任、不接受中央统治的香港,培养出一个不信任、不接受中央主权,甚至挑战中央主权的香港精英阶层,从而在中国的内部加入不和谐的音符,甚至播下分裂的种子。

这就是彭定康和英国政府撤离最后殖民地的最后使命,也是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以来西方世界发起和平演变的政治使命。

这其实也是大英帝国在殖民地撤退中惯用的伎俩,中东问题、印巴问题和新马问题,都是大英帝国“光荣撤退”的杰作

彭定康离港

对于彭定康而言,他的全部政治努力就是刺激香港人的民主化期望,从而把香港人捆绑在自己的政改方案上,作为与北京进行政治较量的赌注。

彭定康清楚地知道,香港人的民主期望越高,最后对中央的不信任就越深,中国人输得就越惨,而英国人在这场赌博中就赚得越多。

为此,彭定康在发表施政报告的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向香港市民推销政改方案的工作

彭定康台上演说

从早上7点半一直到晚上11点20分,共安排了四场活动。早上是出席电台节目,回答市民的提问,下午是立法会问答大会,晚上是与市民的对话,晚上9点多则在电视节目上与专业界人士对话。

彭定康的推销无疑是成功的。他趁热打铁,接着在沙田大会堂接受市民的问答,再次展现一个政客操控问答的技巧和能力。

如此一连三天的密集推销,彭定康利用个人魅力,将政改方案的民主理念深深地植入香港市民的心中。

此时的彭定康已不再是一个英国政府委任的港督,而是香港市民的代言人,成了香港市民的精神领袖。

彭定康在1993年10月发表的第二份“施政报告”中强调:

英国政府的目的不是建立机制、制度和达成协议,而是要把“自由的思想”植根于港人心间,使港人“坚持正确的路向”、“紧抱信念”。

由此,英国与中国的政治较量,就被彭定康成功地转化为香港市民与中央政府的较量。

当英国人最终满载荣耀撤退的时候,给香港人留下的除了精神上的挫败感,更多的是短时期内难以消弭的分歧、不信任以及由此产生的冷漠、敌视、对抗甚至仇恨。

香港最后输掉了民主的理念和希望,回归后不仅按照《基本法》规定修改了功能界别选举,而且立法会普选要到20年以后才可以进行。

而中央则输掉了好不容易才在香港建立起来的权威、信誉和信任。由此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一直进展缓慢。

香港回归之后,政制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在这种港人的悲情、香港与内地相互猜疑和不信任的政治气氛中缓慢曲折地前行。

不少香港精英人士因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而对中央产生的悲情,至今都没有完全消除。

同样经历过大英帝国撤退安排的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曾明白无误地告诫香港人:

“英国政府预备把英国在香港及中国的利益作赌注。香港只是棋盘上的一只棋子,英国在香港搞民主立法,实际上是国际上大国的阴谋。

他们目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的进步,认为中国这样发展下去,对他们是危险的,所以香港问题出现了。

中英就香港的争拗,完全由于英国政策改变所致,而英国的转变是为追随美国对付中国的战线。

英美联手企图促使中国改变制度,当中所带来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为香港带来一点点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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