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梅棋牌游戏官网网站 战争风云 林达:苏亚雷兹与西班牙政治转型

林达:苏亚雷兹与西班牙政治转型



用现在的词语来说就是,那个时候西班牙的各项综合指标,其实已经相当不错。可惜的是,这一点不是一条道路的开端,而是一个十字路口的正中,这也很像抗战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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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现代史上,西班牙的民主化转型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宣告了最后一个法西斯主义政权的终结,也宣告了西班牙的新生。从此,欧洲的西部终于进入了民主化和一体化的时代。然而这场伟大的变革的细节却依旧是众说纷纭的。

资料图:统治西班牙36年的独裁者佛朗哥

苏亚雷兹登上《TIME》杂志封面

毫无疑问,1975年即位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个至少是在中文网络界流传广泛的说法是,佛朗哥培养了自由主义卡洛斯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从而间接实现了还政于民。那么,事实又是如何呢?佛朗哥究竟是为何,选择了胡安•卡洛斯继承西班牙的王位呢?

最近的两则消息牵动了全球的神经:吉尔吉斯斯坦发生大规模骚乱,反对派占领总统府并组建了临时政府,原总统巴基耶夫逃往国外;在泰国,军队在驱散红衫军时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死伤800多人,4月7日曼谷及周边地区实施了紧急状态法,泰国刑事法院随即于8日批准逮捕了红衫军的7名领袖,局势骤然恶化。

1975年底,西班牙著名独裁者佛朗哥去世,1977年,包括流亡海外如共产党的所有反对党合法化,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1982年制宪后西班牙举行第二次大选,执政权力向反对党和平转移,西班牙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完成了从佛朗哥独裁体制到现代民主体制的政治转型,被誉为二十世纪后期全世界最成功的民主改革。在这个政治转型过程中,有个传奇人物,这就是当时的西班牙首相苏亚雷兹(Adolfo
Suarez)。

在某些中文资料对佛朗哥的介绍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美高梅棋牌游戏官网网站,他既冷酷镇压左翼,也镇压要求接回流亡国王的极右保皇派。他曾经宣称自己尊重西班牙传统,将在合适的时候恢复君主政体。人们认为他最在意的是自己的权力,他在西班牙维持了40年独裁统治。可是,出乎意外的是,他并没有自己坐上王位。

很明显,吉尔吉斯斯坦和泰国的政治民主既不成熟也不彻底,同许多拉美和非洲的国家一样,民主的契约精神经常被有权力欲的野心家轻易击碎。由独裁专制走向民主法制更是一条充满荆棘的不平之路,在这条路上,西班牙走出了一条成功辙迹。从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中我们看到,西班牙由专制走向民主的一步步历程中,民智的启蒙、神圣的契约、伟大的妥协缺一不可,而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关键人物也留给了后世一张几乎完美的答卷。对于那些面临民主转型的国家来说,对于那些畸型的“民主”制国家来说,西班牙的历史值得借鉴、发人深思。

一、旧制度的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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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

从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开始,佛朗哥维持了将近四十年的独裁统治。四十年里,西班牙的唯一合法政党,就是佛朗哥亲自领导的“民族运动”。工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能由“民族运动”统制。西班牙灾难性的冲突历史,使得佛朗哥相信以镇压取得稳定。他严酷镇压一切政治反对党,镇压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区域自治呼声。从二次世界大战前,走到七十年代,谁都知道,世界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耳边世界进步的脚步声隆隆响过,外面已经是一个新世界,西班牙也已经完全不同于内战时期,虽然,从六十年代开始,西班牙经济起飞,通过新闻法,制度层面开始有限改革,但是,应该相应出现的根本变革并没有出现,佛朗哥一党独裁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到佛朗哥晚年,要求变革的压力,形成表面稳定下的不安张力。这是很自然的发展规律,强人国家在减少,镇压不可能永远是治理之道,所有人都明白,变革的转折点就在眼前。该变不变,强压的反弹反而会形成不必要的不稳定因素。有意思的是,如果说,佛朗哥作为西班牙历史过渡人物的地位,这时已被所有人看清,那么,可以说,最早明白这一点的,其实是佛朗哥自己,佛朗哥是个明白人。佛朗哥也和大家一样看到,旧制度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开始转变和改革的时期。因此,他培养了一个知识构架完全属于新时代的预备国王,却并不想在晚年给自己找麻烦。这几乎是老人政治的规律。在他突然病重的一刻,他曾经被迫向国王交出权力,可是,稍一好转,就匆匆收回。把既定局面维持到生命最后一刻,是晚年佛朗哥给自己开的药方,而这锅药却要全体西班牙人陪着一起喝。连佛朗哥自己都知道,他一撒手,西班牙必定会发生深刻变化。

和希特勒谈笑风生的弗朗哥

上篇:专制的坚冰在融化后,寻找不流血的转型道路

可是,问题还在那里:大变革是最危险的时刻,拖得越久,越是如此。面临危险一刻,西班牙何去何从?

寥寥数笔之中,人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慈祥的护国公。他为了国家殚精竭虑,竭力避免着左翼分子的破坏,维护了这个国家的运转。他独裁但淡薄名利,没有选择自己登上王位,而是大度地将权力,让给了支持民主制的卡洛斯王子,而后者接过了这位慈祥护国公的宝杖,还政于民。

以后的几年,西班牙就不断处于这一类的政治风波中。渐渐地,体制内外的温和改革派,都开始寻找一种不流血的转型道路。在学者和政治家中间,逐渐出现了一种想法,就是必须利用佛朗哥政权的宪法,来实现渐进的变革。也就是说,不再寻求破除现有政治结构,而是在体制框架下实现改革。在世界潮流的推动下,一批原先的保守派,都主张依据现行宪法,建立“高度进步”的民主制。

佛朗哥死后,第二共和前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年仅37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成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正式恢复了君主制。但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早在佛朗哥去世前就公开表示,未来西班牙是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将展开政治改革转型,从佛朗哥时代的一党专制,向主权在民、多党竞争的民主体制转变。胡安·卡洛斯一世本人,只是一个虚位君主,并没有最终行政权,不能干预政务。所以,胡安·卡洛斯一世需要选一个首相,来具体领导这场变革。

也许这样一个富有浪漫主义的故事很好地满足了大众对于伟大统治者和完美人格的期许,然而很不妙,历史的真相则是另外一个样子。

中篇:没有妥协与合作的民主是万万不能的

1976年,佛朗哥留下的旧国会,根据国王指示,开始讨论新首相人选。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政治运作,新首相候选人,从一个长长的推荐名单缩短到只剩几个人。名单最后,是大家都认为是陪衬的一个年轻人,年仅43岁的苏亚雷兹。当时旧体制内还有不少走过内战的佛朗哥战友,占据军政要位。多数人认为,怎么也轮不到这个小伙子。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国王选择了苏亚雷兹为他的首相。

其实,被佛朗哥所镇压的“极右保皇派”,根本不是什么“极右”,而是胡安亲王——也就是阿方索三世之子,胡安•卡洛斯一世之父——的坚定支持者。

西班牙制宪的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它们跨越了许多认识的、利益的沟坎。当年,就是这些迈不过去的沟坎,酿出内战。今天,西班牙在证明,历史记忆也可以起到正面作用,他们在吸取教训。制宪期间,西班牙左右各党派都在以历史记忆为鉴,促使和解。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制宪过程中一再发表文章和演讲,回顾并一再坦率承认第二共和时代自身和其他政党所犯的错误,回顾内战对西班牙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回顾因内战而推出的独裁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停滞、障碍。正是历史,促使西班牙政治家,无论有多大的分歧,终于没有放弃努力,得到了一部宪法。

一般来说,一个打出来的政权,资历是按照战功排队。那么,一个年轻人怎么就上了这个名单?这也是一个打出来的政权在长年累月维持之后,培养接班人的常规做法,就是要有“青年团的团派接班人”。苏亚雷兹正是这样一个“团派”。在体制内老人们眼里,苏亚雷兹经得起检验。他虽然没有经历过内战,但他的人生道路一开始就在佛朗哥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反对派没有丝毫瓜葛。他是从参加“民族运动”的青年组织开始,一步一步爬上政坛。30岁出头,他就担任过塞哥维亚省长,积累了地方行政经验。后经佛朗哥亲信推荐,担任官方西班牙电视台台长。佛朗哥去世那年,他是“民族运动”副秘书长,掌管着最关键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职位。苏亚雷兹能适应体制,也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年轻人,任电视台长期间,他尽量满足老前辈们塑造自己形象的愿望,也就皆大欢喜。所以,他不但在年青一辈中脱颖而出,能进入首相候选名单殿后,而且在当选时并没有引起体制内反弹,因为他毫无疑问地被看成是旧体制的可靠接班人。

纵观佛朗哥执政的始终,这个法西斯领袖一直对胡安亲王的阴影无可奈何。一方面,佛朗哥是打着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号,在保皇派的支持下发动叛乱并夺取政权的。为了维系这本来就不稳定的权力,找到足够理由吸引支持,镇压共和派和左翼的反抗,佛朗哥不能也不敢踢开有巨大威望的西班牙王室,自立为王。

下篇:转型中的巴斯克分离因素

对苏亚雷兹来说,对这个意外也许不那么惊讶,他肚子里存着一段和国王的老交情。在当电视台长的时候,他和国王一个36岁,一个31岁,结下了年轻人之间的友谊。那时候,保守老一代还不把作为王子的胡安·卡洛斯放在眼里,而苏亚雷兹和王子却很有共同语言。他们都没有老一辈的负担,能够用年轻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变迁。

可另外一方面,流亡的前西班牙国王阿方索三世于1941年宣布其第三子胡安亲王为自己的继任者。对于佛朗哥来说这意味着很大的麻烦。因为胡安亲王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如果遵照叛乱时对保皇派的承诺迎回他即位,那么一个支持自由主义的君主势必对佛朗哥的法西斯军事独裁统治造成毁灭性打击。

1981年消解了军事政变之后,西班牙政府着手和“埃塔”谈判,以停止暴力为条件开始大赦一些关押着的“埃塔”成员。1984年,新上任的首相冈萨雷斯,继续和“埃塔”就停止暴力活动展开谈判,此后是断断续续的“停火协议”。
2006年3月22日,“埃塔”宣布永久停火。

作为专制体制内的新一代政治家,他们确信,制度改革是西班牙的唯一出路。西班牙停在老路上,就总是欧洲的另类,作为政治上的落后国家,不能真正进入欧洲先进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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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在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苏亚雷兹受命起草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苏亚雷兹的结论是,西班牙军队里的将军们、现有体制的老一代人,能够接受温和渐进的政治改革。现在回头来看,似乎平淡无奇,当时要下这个判断却很难,这不仅需要对旧体制内的人事有详尽深刻的了解,而且必须有洞察力。这一判断,为政治改革找到了一个出发点。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是,当他作为旧体制的食禄者,在官僚阶梯上一路爬得春风得意的时候,他是有政治理想的。他看到了改革必然性,愿意站到前列。苏亚雷兹的这一判断,给了未来国王以深刻印象。当新国王需要一个首相,一方面,他只能选择一个能够被旧体制接受的“自己人”,另一方面,他需要一个有强烈改革愿望、坚信改革可行性的人。他要善于和体制内保守人士对话,引导他们参与改革,还要有能力和体制外反对派沟通,把他们整合到政治转型过程中来。

被革命推翻的前国王阿方索13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36年的独裁者佛朗哥终于去世了。在长达三年的西班牙内战于1939年结束后,佛朗哥推翻共和政府,自任国家元首,取消其他一切政党,立长枪党为唯一合法政党,颁布“一切权力归国家元首”的法令,大权独揽,所有军政要员甚至主教都由他任命。当他的死讯传开,全西班牙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憧憬着一个民主开明的政府,一个包容开放的国家。

惟苏亚雷兹,有这样的个人能力。

显然,如果佛朗哥真的如同某些人渲染的那样是一个温和的,试图还政于民,只是面对左翼势力的威胁而不得不施行独裁的护国公。此时他并没有理由背弃承诺拒绝合法国王的回归,即使这个国王支持终结他的独裁统治。历史可并非小说家,在承诺和权力面前,佛朗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胡安亲王是个威胁,绝对不能让他得以继承王位。

国际上普遍认为,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是中国的一个新起点,时光回溯90年,1929年的西班牙世博会,也是一个很好的新起点。那还是在西班牙内战前的最后一个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治下。要是对比以后发生的共和、内战和佛朗哥独裁统治,阿方索十三世治下的西班牙,绝不是最糟糕的状况。用现在的词语来说就是,那个时候西班牙的各项综合指标,其实已经相当不错。可惜的是,这一点不是一条道路的开端,而是一个十字路口的正中,这也很像抗战前的中国。

二、走出政党合法化的关键一步

于是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佛朗哥在王位问题上玩起了巧妙的政治游戏。为了增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安抚保皇派,他宣布国王的存在是西班牙的传统,并于1947年宣布西班牙为君主制国。但是,佛朗哥却用了一个巧妙的称呼,“复辟时期”,来描绘自己统治下的没有国王的西班牙王国,并尝试以各种理由拖延胡安亲王的即位。

路口的左右有了两个选择。左边是苏联的榜样,右边是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榜样,当西班牙走到这个路口,左右两边开始劝说争取它,争取西班牙走向它们的一边。其实西班牙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在这条道路的前端,有着民主法治制度的榜样。可是让西班牙当时做出这个选择吗?门也没有,它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火候,历史进步的道路是一步步走来,一个没长大的小孩儿,怎么可能拖进成人的行列中。

苏亚雷兹领导的政治改革,是要从佛朗哥留下的旧体制转变成现代民主制。转变的关键是从一党制转为多党制,从法律上认可各在野党的合法性,即政党合法化。在佛朗哥时代,所有反对政党都是非法的,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小组遍布全西班牙。政治改革一经启动,左右翼政治力量都看到了未来多党制不可避免,纷纷开始组党,有体制内人士组织的右翼政党,也有受到社会党国际支持的左翼社会党。但是,组织良好的共产党却被旧体制看成死敌。军队保守人士警告说,政党合法化不能包括西班牙的敌人,不包括共产党。如果让共产党也合法化,保守将军就可能动用西班牙军人干预政治的传统,动用武力阻挡,以避免国家走上危险道路。

胡安亲王不断敦促佛朗哥兑现自己的承诺,允许他回国即位,这些号召在西班牙国内引起了保皇派的响应和自由主义者的不满与抗议。于是他们遭到了佛朗哥的镇压——这就是所谓被佛朗哥镇压的“极右保皇派”的真正组成。胡安亲王愤怒地称佛朗哥是一个非法的篡位者,佛朗哥则恼羞成怒地撕下保皇的面具,称自己比胡安亲王更适合统治西班牙。

佛朗哥借助右边的德意,打跑了左边的一方,他却又没有跟着右翼走,而是站定在那个十字路口。佛朗哥的决定是后退。佛朗哥要把西班牙退到封建的过去,稳定下来,再重新以非常缓慢而谨慎的步子往前走。

于是,怎样让保守派接受共产党的合法化,成为政治改革初期最困难的事情,很多人认为根本没有可能。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是,他能看到“可能性”。他和死板的教条主义者不一样,始终认为现实政治需要智慧、需要妥协,对谁都是如此。他也和经常抱怀疑态度的现实主义者不一样,认为理想是可能实现的,先不预定成败。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么操作。他是一个有政治想象力的政治家。他认为,在变局深不可测的时候,有时候,一个重大变革,可能取决于事后看来微不足道的细微末节,比如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行事分寸,甚至一句话该怎么说,在什么场合说。特别是在不透明的专制体制下,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全凭个人判断。而苏亚雷兹一辈子就活在体制内,作这种判断不仅是他的特长,几乎成为他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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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战后期开始西班牙就在佛朗哥掌控之下。佛朗哥宣称的起事目标,是要恢复“旧西班牙”。他要恢复原君主体制,但是在平定局势以后,他并没有把权力交给被第二共和废黜的阿方索十三世。两年后的1941年,阿方索十三世去世。这时,佛朗哥也没有把权力交给阿方索十三世的儿子唐·胡安,而是留在了自己手里。

1976年下半年开始,西班牙经历政治改革起步。那一年,开始撤除已经维持久远的高压,是最危险时刻,最容易引起左右翼极端出头肇事,可能使得转变缩回去、改革半途而废,或可能一乱而不可收拾。此前,国王和苏亚雷兹已经分别派密使去法国会见过共产党领导人,承诺让共产党合法、参与西班牙民主政治,条件是,在撤除高压阶段,共产党不利用形势发动暴力革命。苏亚雷兹也知道,这样的默契只是临时的,他必须抓紧实现承诺,否则对方会认为“你不仁,我也可以不义”。

卡洛斯一世的父亲 胡安亲王

佛朗哥是一个军事统帅出身的人,他的最忠实追随者是军队将领们。西班牙军队庞大,却装备陈旧。佛朗哥也从来没有希特勒般的野心。至于保卫国家,他知道,在“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下,并不需要他领兵保卫西班牙,他只要镇住西班牙内部就可以了。

从1976年9月到1977年6月,苏亚雷兹以一种令人叹服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走向多党政治。

但是当时针指向60年代末的时候,事情已经刻不容缓。一方面,佛朗哥本人年事已高,身体开始渐渐衰弱。帕金森征的早期症状已经开始显现,对政权的控制力正如同他的生命一般悄然流失。另外一方面,在内战中失败的左翼从未停止反抗,一系列的地下组织在重重镇压中顽强存活着。尤其是在巴斯克地区,极左翼的激进分离主义组织“埃塔”正在崭露头角。他们终将在几年之后炸死佛朗哥最器重的政治继承人,为佛朗哥独裁统治的终结敲响丧钟。

佛朗哥在内战以后,把西班牙右翼的政治思潮全部归并起来,起了一个名字,叫“民族运动”,包括了天主教神职人员、保王派、军人、长枪党人、技术官僚等等。佛朗哥利用自己的威望,强迫他们都归入“运动”,成为一个大家族。这个大杂烩不能说是一个政党,因为它太杂了一点,并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纲领,这一点佛朗哥并不在乎,他自己就不是一个讲究政治纲领的人,谁也说不清佛朗哥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可是“运动”又是西班牙唯一合法的“政党”。在佛朗哥时期,“运动”之外,任何政党都是非法的。

在政治气氛逐步宽松后,一些失踪了几十年的左翼组织重新出现,其中最大最老牌的是西班牙社会党。这是个重新组建的政党,承继的却是老牌子。总书记冈萨雷兹只有三十出头。苏亚雷兹和他多次会见长谈,取得共识。社会党是信奉社会主义理论的左派政党,但他们也与时俱进、大幅度修正党纲,放弃了完全摧毁旧制度的理想,认为只要在现有政权下实现国会的自由选举,那就是民主成功。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摇摇欲坠的局面下,如何找到合适的王位继承人以在自己死后继续维护这个法西斯主义独裁体系,并利用王室威望压制反抗声音,使王室真正成为自己统治的台柱,对于此时的佛朗哥尤为关键。

佛朗哥像所有现代独裁者一样,他维护稳定统治的方式,主要是不让任何异己有组织起来的机会,绝对禁止反对党的存在。“运动”系统以外,一切有政治诉求的组织形式都萎缩甚至消灭了。工会只是“运动”之下单一垂直工会。妇女组织、青年组织,都是如此。

显然,不论政治上的左右有多大差距,年轻人对未来取得共识,要容易得多,难的是如何说服保守老人。

在再三权衡之后,他选择了胡安亲王的儿子,胡安•卡洛斯作为继承者。佛朗哥期待,这个年纪尚轻的王子能被自己和自己的政治继承者轻易地摆布,成为军事独裁政权的拥趸和支柱。

专制的坚冰在融化

1976年9月8日,苏亚雷兹拜见西班牙军内最有势力的保守派将领,通报他的政治改革计划,主要是让政党合法化,实现多党政治。他告诉将军们,计划是国王同意的。他请求这些爱国的西班牙将军们,支持他实施。对将军们来说,国王同意,分量很重,而苏亚雷兹的低姿态,就像是“自己的孩子”来向长辈求助。事实证明,苏亚雷兹对他们能够接受温和改革的判断,是对的。他们问到最关心的问题,政党合法化是不是包括共产党?他们和共产党在内战中的结仇难以消融,无法接受让共产党堂而皇之回到西班牙。这是军内保守势力无法支持的。

胡安•卡洛斯也确实是这么表现的。他宣誓了对佛朗哥和佛朗哥主义政权的效忠,并且在任何公开场合不吝啬对佛朗哥的滥美之词,称赞着佛朗哥统治下西班牙经济的发展和各方面的提升,积极参与佛朗哥政权的事务。他的这番做法毫无疑问令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大失所望,不过也因此而获得了佛朗哥的信任。这个老实的金丝鸟看起来会被轻松地养在马德里的宫殿里,让佛朗哥的法西斯帝国在佛朗哥死后继续延续下去。

倒退之后的西班牙却不是自我封闭的。它似乎在寻求一个重新起步的契机。

可是,他们尚能接受没有共产党的多党制。苏亚雷兹回答将军们,以共产党现在的状态,让他们合法化是不可能的。

但佛朗哥绝不会想到,在他看不见的地方,这个王子正在悄悄地会见西班牙的政治反对派的流亡领导人,并时刻保持着同自己那信奉自由主义的父亲的联系。

在“二战”之后,西班牙被联合国的决议围困,可是它几乎一天也没有自我封闭过。西班牙天生是一个旅游胜地。1931年,它一年的外国游客是二十万,到了战后的1951年,外国游客不仅没有减少,还翻了一番,一年五十万,并且在飞速增加。在1964年,一年的外国游客是一千五百万,相当于大半个西班牙的人口,1978年的外国游客是三千九百万,相当于整个西班牙的总人口。如此之多的国际旅客和西班牙人密切接触,对西班牙人必然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全方位的影响。

这一回答,让将军们放下心来,将军们承诺,他们会支持苏亚雷兹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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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苏亚雷兹主持内阁讨论政治改革法案,军人阁员们没有反对。几天后,内阁起草工会组织法,先开放工人组织工会,一位将军阁员表示反对,理由是,当年就是众多工会组织先乱,失控而导致内战。可苏亚雷兹认为,工会是让工人参与政治的必要途径,这是必须走的一步。将军坚持反对,苏亚雷兹出乎意料地采取强硬态度,迫使这一反对的将军从内阁辞职。

巴斯克激进组织 埃塔

1976年10月8日,佛朗哥留下的西班牙国会,对苏亚雷兹提交的政治改革法表决,425票赞成,15票反对,13票弃权。这也体现了改革是一个潮流,体现了议员们的勇气,他们并非不知道,旧国会是在签下自己的死刑执行书。苏亚雷兹的判断再次得到证实,旧体制自身启动改革,而不是由外界政治反对派来推翻旧体制,是可能的,也是当代和平的政治改革必然的一步。

1973年12月,佛朗哥最器重的政治继承者和少数能在佛朗哥之外统领整个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时任西班牙首相的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被激进分离主义组织埃塔刺杀。此时,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独裁者佛朗哥业已步入了风烛残年,在帕金森征的打击下多次丧失工作能力而住院。由于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的死,胡安•卡洛斯事实上已无掣肘,从而轻而易举地从病重的佛朗哥手上一步步地接过了国家政权。

1976年12月16日,西班牙为政治改革法举行全民公投,78%的选民参加,其中高达94.2%的人,投票赞同。按照政治改革法的计划,半年以后,西班牙将举行全民选举,所有国会议员将由选举产生。佛朗哥时代留下来的权力结构即将寿终正寝。这时,体制内外的政治家都开始组党,投入选举前的竞选活动,因为这意味着权力来源将发生180度的转变,原来权力来自上面,你对上面负责,以后权力来自下面,是民众的选票决定权力的分配。这一转变意味着政治游戏规则的根本变化,所谓政治权力或政治势力,不再由体制内或政党内的组织来操纵,而取决于你能得到多少选票。

整个西班牙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73—1974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对这个国家造成了致命的打击。经济的危机引发了政治的剧烈动荡,罢工抗议层出不穷。由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甚至西班牙共产党所组建的工会雨后春笋一般地冒了出来。在加泰罗尼亚与巴斯克,分离主义者的声势愈发浩大,激进分离主义组织埃塔已经有了颇具规模的组织和武装,并变得越来越活跃。

可是,此刻的共产党还没有合法地位,还是地下非法组织。苏亚雷兹认为,如果把共产党排斥在政治改革之外,民主政治不可能成功。

1974年,佛朗哥政权枪杀几名反对者的行为激起了世界公愤。全欧洲都发起了针对西班牙独裁当局的大规模抗议,瑞典、英国等国更是通过国家层面对西班牙进行施压。一切的迹象都表明,佛朗哥的帝国已经即将走向它生命的尽头。如果不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这个终结。那么自下而上的革命和内战,将会同1936年的那次那样再度撕裂这个国家。并且这一次,曾经在那场战争中胜利的一方,将再也不会获得打着卍字旗的援。

1977年2月27日,苏亚雷兹和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举行了长达八小时的密谈,取得了共识和协议。苏亚雷兹要求共产党先从改变自身做起,要共产党公开宣布,承认西班牙的君主制,采纳王室的旗帜,放弃暴力革命,遵从法律,遵从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在这个前提下,苏亚雷兹承诺尽快宣布共产党合法化,让共产党参与即将到来的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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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4月,西班牙政府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流亡国外38年的共产党领袖立即回到西班牙,参与了6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取得9.2%的选票,在议会中得到20席。苏亚雷兹本人,率领一个中间偏右的多党联盟民主联合会,成为国会的最大党,继续担任西班牙首相。佛朗哥的独裁体制正式结束。但是,这只是民主转型的第一步。

弗朗哥去世

三、何塞·路易斯之夜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在一片山雨欲来的景象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两天后,胡安•卡洛斯正式成为了西班牙王国的国王。而接下来的,便是那场堪称惊心动魄的西班牙民主转型。

第一次大选成功后,还有一系列制度建设步骤要走,其中包括制定一部新宪法,在法律上确立民主制度。新宪法必须回答一系列既涉及国体政体,又牵涉千家万户生活的问题,比如君主立宪制中国王和王室的地位,国家权力的分布,经济体制,劳工关系,宗教,婚姻,家庭制度,区域自治和独立等等。就是这些问题在西班牙近代史上引出过交错纠缠的麻烦。四十年前,就是这些问题的分歧,令左右两翼众多党派和工会组织,都坚持自己主张唯一正确,各不相让,引致暴力冲突,滑向内战深渊。现在,西班牙左右各政党赞同的只是政治改革的必然,面对具体问题仍然分歧多多。可是,绕使绕不过去的。制定新宪法,就是要对这些具体分歧达成妥协共识。

走出政治改革第一步后,整个国家突然减压,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在西班牙也出现经济困难。民主改革第一步后出现经济危机,几乎是20世纪后期民主转型的一种规律性现象。有大变革带来的新旧衔接问题,也有改革前已有经济隐患的滞后发作。当时西班牙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上涨,失业率上升,福利保障制度不良,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通货膨胀率在15%以上居高不下,失业率比1973年增加两倍半。民主改革并不能承诺立即改善经济,可是对政治改革抱着希望的民众,首先是对经济和生活抱着希望。如果政治改革随后的经济表现和期望相反,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认为,是政治改革搞坏了经济。

在这样情况下,要民众继续支持政治改革,就特别困难。这时候,也是所有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出来表示自己“先见之明”的机会。经济困难事实上会在民众中造成困惑和怀疑,如果这种困惑和怀疑持久下去,政治改革仍然有可能中途夭折,仍然会有人出来,呼吁民众拥护旧的秩序,拥戴强权出来整治经济。

苏亚雷兹面对经济困难,仍然坚定推行实行政治改革计划。他非常清楚他手里的有利条件是什么。现在的西班牙和40年前第二共和时期完全不同。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左右完全对立,各种国际思潮在西班牙安营扎寨,引发民众四分五裂的局面。而现在,第一次大选之后,西班牙从大选前蜂拥出现的几百个政党,迅速整合成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中间偏左的社会党两个大党,再加右翼的人民联盟,左翼的共产党两个小党。这样两大两小,中间大两头小,是比较稳定的格局。苏亚雷兹本人,是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的代表,是第一次大选获胜的第一大党。苏亚雷兹看到,这种格局对于政治求同非常有利:民众没有四分五裂,没有哪个政治组织或反对派别是在政治改革进程之外、一心和政治改革作对的。也就是说,第一次大选后,虽然西班牙还没有一部宪法,但是各政党具备了共同的核心价值。这一点,是和历史上的西班牙完全不同的。

一个社会将走向良性进步,还是恶性退化,要看政治家对形势的期盼。在恶性政治下,对手就是敌人,敌我关系即“不是你死,就是我生”的关系,政治家会盼着对方盼着对手分裂,盼着对手互相之间大打出手,对方越分裂,自己越有可能坐大。对手不分裂的话,甚至要用点离间计来促使对手分裂。而在良性政治下,自己是打算和对手谈判来处理问题的。这时候最麻烦的是对手不断分裂,自己找不到单一的谈判协商对手,政治问题可能拖而不决,渐渐酿成大麻烦。对手如果统一稳定,令行禁止,那么政治运作反而好办了。只要和这样的政党沟通,谈判,甚至讨价还价,达成共识,那么千千万万民众的说服工作也就做好了。这就是国王和苏亚雷兹在政治改革初期,要煞费苦心到国外去寻找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设法把他们请回来的原因。同样是出于这个理由,苏亚雷兹设法到法国去把加泰罗尼亚的地区流亡政府首脑请回国,甚至答应他回到巴塞罗那的时候,有军事仪仗队的正规迎接仪式。

苏亚雷兹的有利条件是,他只要说服为数不多的各反对党的领袖,他就等于是说服了各阶层的民众。而面对面的谈话,苏亚雷兹是一个天才。

在苏亚雷兹看来,西班牙政治家之间的沟通对话,不是抽象的观点传递,而应该是一个西班牙人和另一个西班牙人之间的交谈。同样一句话,面对面的谈话,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什么气氛下,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苏亚雷兹担任首相主导政治改革的时候,经常和反对党领袖进行这样面对面的谈话,成功率极高。西班牙各政党领袖之间,也经常进行这种极具个人色彩的谈话。这种面对面谈话,把政治家之间作为政治机器的动作,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正常交往。这样的私下面谈,有段时间经常借马德里一家叫做“何塞·路易斯”的饭店进行。桌上没有笔记本,只有葡萄酒,周围没有秘书,只有饭店的侍者。这样的面谈经常通宵达旦,于是,这种政治沟通方式有个浪漫的名字,叫做“何塞·路易斯之夜”。

1977年9月,第一次大选后经济危机趋重的时刻,一天,首相苏亚雷兹邀请各大政党的九位领袖,住进首相官邸蒙克罗阿宫,讨论国家经济问题。这些人覆盖了西班牙从左到右、以及自治区域的整个政治层面。这是一次“何塞·路易斯之夜”式的对话。不知道他们谈了多长时间,开了多少次会,最后他们宣布,他们已经就经济、政治政策达成一致意见。10月21日,他们发表了长达40页的文件,各党派的31个代表在文件上签字,被称为蒙克罗阿盟约。

这次达成的协议,苏亚雷兹代表执政方,作出了一些承诺,国家更多干预经济,控制工资水平,提高退休金30%,将失业福利提高到最低工资水平,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城市住房,控制城市土地投机,实行农村土地改革,等等。而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在野方承诺,说服民众承担经济困难的负担,不恶意利用经济困难来给政府制造麻烦,获取反对党的政治利益。

一个政党和政治家有正派和不正派的,不正派的政党会盼着对方犯错出事、经济恶化,盼着对方让老百姓过得苦不堪言,老百姓越苦,自己的机会越大。而正派的政党、政治家会真正以民众利益为重,在国家面临困难的关头,不顾自己眼前的机会,而协助自己的对手挽救国家的危机。这次危机考验了西班牙左右不同立场的政党。

这次盟约的具体实施,在以后的数年里,有利于政府继续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走下去,而民众必须作出最大的牺牲。但是,这种通过对话达到朝野政党政治整合的方式,使得以后的政治改革得以顺利展开。

下一步,起草新宪法。西班牙各大党的七个代表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称之为“求同联盟”。1978年1月,起草委员会完成了初稿。这一初稿回避了西班牙历史上左右对立最激烈最敏感的问题,留待进一步沟通。在议员们审阅批评以后,起草委员会逐条讨论议员们提出的1,333条修改意见。在地区自治、宗教问题、教育问题上,求同联盟开始分歧,分歧一度越演越烈,中间偏左的大党社会党愤而撤回代表,一个月后才回来。最后,求同联盟终于

四、五年首相,历史留名

在制宪确立民主体制后,西班牙于1979年举行制宪后的第一次全民大选,苏亚雷兹继续以最大党领袖身份出任首相。进入八十年代,政治转型以后必然出现的经济和社会转型问题,加上西班牙特有的巴斯克地区自治要求,对民选政府呈现越来越大的压力。军队里的顽固保守势力则认为,是苏亚雷兹把西班牙带上了一条歧路。由于健康原因等多种因素,苏亚雷兹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渐渐感觉力不从心,萌生激流勇退之意。1981年底,他向国王提出辞呈,请求国会批准国王任命的临时首相。

此时的苏亚雷兹还不到50岁。在佛朗哥旧体制下,他是从底层开始辛辛苦苦爬上国家领导层的官员。他不会不懂,正是旧制度给了他官运亨通的时代。如果旧制度再维持几十年,他会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不会没有他的官当。但是,他很早就和国王一样明白,改革是必然的,顺应时代潮流,在体制内启动造福百姓后代的政治改革,是自己的责任,也是命运给予自己的机会。他不会不懂,启动历史性政治改革的人,命定是一个过渡人物。改革以后,实行民主了,自己铁打的官运就到头了。国王是终身的,自己却随时要做好下台的准备。

命运给了苏亚雷兹最后一次亮相的机会。1981年2月23日,国会为通过临时首相的任命举行投票,电视对全国实况转播。突然冲进来一批军人,朝天花板开枪,命令议员们趴在地板上。这是几个保守军官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在突如其来的袭击下,议员们惊恐地趴在地板上。只有两个人面对士兵的枪口,端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

一个是老资格的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另一个就是文质彬彬的首相苏亚雷兹。

这次政变,在国王的亲自干预下被化解了。苏亚雷兹面对政变士兵毫无惧色的尊严姿态,留在了如今还记得他的人们的记忆里。此后,苏亚雷兹渐渐地淡出西班牙政治舞台,渐渐地不再有人提起他。在西班牙旅行的时候,我们在各地城乡看到国王的照片画像和雕像。在西班牙的报纸新闻上,还时不时地能读到,在政治改革时期,和苏亚雷兹一起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左右各大党领袖们的消息。可是,新闻中从来没有苏亚雷兹的消息。一直到2005年3月,苏亚雷兹的儿子透露了父亲的情况。多年来,苏亚雷兹身患老年痴呆症,渐渐的失去了记忆。他现在已经记不得自己曾经是西班牙首相了。

西班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进行的和平的政治改革,使西班牙从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重新成为一个先进民主国家。这是二十世纪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和这个奇迹一起留传后世的,还有创造奇迹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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