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梅棋牌游戏官网网站 史料研究 史料研究幕末的日本武士为什么要“偷渡”欧美?

史料研究幕末的日本武士为什么要“偷渡”欧美?



日本民族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民族,美国军舰1853年来到东京湾,激发了日本士子迫切希望了解西方的冲动。为了“睁眼看世界”,吉田松荫等志士因此谋划偷渡海外,吉田松阴因美国人拒绝帮助他偷渡而获刑处死,因他违反了德川幕府自开国以来就严禁出国的“锁国令”。

原标题:李长声:福泽谕吉如何带来明治新思潮

福泽谕吉是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面额大的万元日币上,印的就是他的头像,面色严肃,目光坚毅。因此有时候人们也将1万日元直接叫做“福泽谕吉”或者“谕吉”。

再如福泽谕吉、新渡户稻造等都曾于1850年代谋划出国。其中新渡户稻造偷渡成功,最后因无法回国而只能定居美国。按照幕府法律,日本人出去了就别想回来。比如因莫理逊号事件而闻名的日本人音吉,1932年12月不幸遭遇风暴,随后漂流到美国西海岸,以后和其他漂流的日本人一道辗转来到澳门。美国莫理逊号商船本想借送还音吉等7人回日本,换取日本人的好感,感恩戴德,开通日美贸易,结果被幕府开炮驱逐,从此音吉他们在澳门、上海、福州等地谋生。尽管他们在上海、在租界很活跃,而且日本幕府也知道他,但是他因“漂流民”的身份就是不敢回日本。

明治维新,这个词含有两个意思:狭义指1867
年江户幕府第十五代德川将军奉还大政,明治新政府成立,天皇亲政,1868
年发布“五条誓文”,富国强兵,所以今年是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年,连中国媒体也跟着纪念,大概要当作他山之石;广义指日本创立近代国家的一连串过程,至于截止于何时,废藩置县抑或立宪体制之确立,众说不一。与明治维新有关的另一个词是福泽谕吉,我们中国人也久闻其名,广义的明治维新期间他堪称最大的启蒙思想家。

纵观福泽谕吉一生,既不是高官显贵,也不是富豪大贾,只是一介书生。他身后所遗也只仅一所大学和22卷文集,为什么在去世115年之后还能够获得如此尊崇的地位?

幕末到明治初期的海外留学经历培养了一代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之概略》一书中评价自己出国留学的目的时说:“最期望的是,健康其身体,开阔其心胸,学成归国,承担起我民族之命运。切切期待。”

福泽谕吉的业绩主要在教育和着述。代表性着作有《劝学》《文明论之概略》《福翁自传》。特别是《文明论之概略》,明确给时代提出理论性指针,对后世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屹然为近代日本思想史的经典。不过,据一位把此书翻译成现代日语的大学教授调查,他的学生里没有人读过福泽的着作。正因为是启蒙读物,而今读它不需要高度的知识和训练,但毕竟过去百余年,当时写得简明易懂,现今却变得佶屈聱牙了。明治时代的书还是满纸汉字,对于远远比日本人更坚持汉字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倒是别有亲切感,若略通古文,几乎可以用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读出个大概。

“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远比政治家重要得多,因为比起政治来,思想更持久,更有历史穿透力。”一位日本教授对《财经》记者说,“福泽谕吉因是这个国家的启蒙老师,他的思想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走向。”

中国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之后,很长时间不再有启发民智的影响深远的着作,而日本福泽谕吉一人先后出版了《西洋事情》、《世界国尽》、《西洋案内旅》、《劝学篇》等广为阅读的着作,促进日本“文明开化”。

福泽谕吉出生于天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换算为新历,是一八三五年一月十日,卒于一九〇一年,整个是十九世纪的人。父亲是中津藩的下级藩士,驻在大阪为藩府经商,福泽就出生在大阪(古时写作大坂,传说明治政府看坂字好像是“士反”——武士造反,不吉,改作大阪)。父亲好儒学,福泽出生时他得到一本清乾隆年间的《上谕条例》,于是给儿子起名谕吉。一岁半时父亲病故,全家回到中津藩。他们说大阪话,被当作外乡人。中津藩是小藩,福泽是末子,父亲甚至想让他出家当和尚,或许有出头之日。福泽在《福翁自传》中回忆:“每当想起此事,我都愤恨封建的门阀制度,同时又体谅先父的心事,独自流泪。为了我,门阀制度是父亲的敌人。”自幼感受和经历的不平等是福泽谕吉日后极力主张平等与自由独立的内因。第一次出洋,他也留意美国人不知道总统的孙子是做什么的,这要是在日本,即使不知道“邻居是做什么的人”,也不会不知道幕府将军的孙子。可见,出身不平等始终是郁积在福泽心头的一个情结。

福泽谕吉出生于1835年,当时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统治江户时代。福泽谕吉小时候,身处武士阶级的父亲曾多次说,长大后要送他到佛寺当和尚。在讲究“士农工商”的日本社会,武士是高阶级,为什么父亲要儿子出家呢?直到成年之后,福泽谕吉才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

史料研究 1

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完善的时期,也是制度板结的时期,“就如同一切的东西皆整然有序地放在箱子里一样,经过几百年都没有动”。福泽谕吉晚年在回忆录中说,“生在大臣之家即为大臣,生在兵卒之家即为兵卒;子子孙孙,大臣永远是大臣,兵卒永远是兵卒,中间的阶级亦然,不管经过多少年,丝毫没有改变。”

1853
年佩里率美国炮舰敲开了日本锁国二百年的大门,风云际会,特别是萨摩、长州两藩的下级武士,如所谓维新三杰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大致和福泽同代,乘机突破身份等级,投身于推翻幕府活动。伊藤博文比福泽小六岁,由于身份低,当年只能站在松下村塾门外听讲。他踊跃地火烧英国公使馆,又突然去英国留学,目睹英国的国力,惊骇得赶紧拥护开国论。如此善变,不愧为政治家。更有甚者,今年正在被日本“央视”播映大河电视剧的西乡隆盛忽官忽贼,变来变去。与勤王志士相比,福泽谕吉不是政治家,而是读书人,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老路。

福泽谕吉的父亲是一个低级武士,虽然饱读诗书,但是只能屈身做一个下级俗吏,一事无成,他认为儿子不管怎么努力,也无法功成名就,而当和尚则不同,一个平凡的鱼贩子的儿子,也可以当上高阶的僧官。

史料研究,十多岁时用功读汉籍,尤其爱《左传》,通读十一遍。还作为武士,练就拔刀一击术。连乡下也听说佩里的黑船闯进了日本,一时间举国谈“炮术”,当家的兄长支持福泽去长崎游学,学习荷兰语,以了解“荷兰炮术”。转年到大阪进适塾,钻研“兰学”。开办适塾的是日本近代医学之祖绪方洪庵,号适适斋。1858
年福泽奉藩府之命前往江户,在中津藩“驻京办事处”的兰学塾担任讲师;庆应四年的1868
年改称庆应义塾,后来发展为庆应义塾大学。

父亲早逝,福泽谕吉没有当和尚,而是世袭了父亲的身份,成为家乡中津奥平藩的一个武士,佩带长短两把武士刀。走在大街上,工商农人都要低头为他让路。但是,这位生性不安分的年轻人期望着离开门阀制度严苛的家乡。

到江户翌年,游览并考察外国人居留地横滨,发现“英学”取代了兰学,荷兰话完全派不上用场,连招牌都不认得,懊丧之余,抱着字典自学英语。1860
年江户幕府派遣使节团,咸临号护卫,福泽充当舰长的随从赴美国西海岸,大开眼界。归国后就任职幕府“外交部”,
当了几年官。把在美国买来的广东语和英语对照的《华英通语》加上日语,刊行平生第一本书《增订华英通语》。

从地图上看,中津地处日本西南地区,远离京都和东京,在当年显然属于边远地区,闭塞沉闷,局促狭隘。不过,在福泽谕吉19岁的时候,美国军舰来到江户的消息传到了西南一隅。

1862
年福泽谕吉又作为翻译,随幕府使节团出使欧洲。途经香港时目睹英国人把中国人当猫狗对待,深受冲击。一年间历访各国,痛感需要在日本普及“洋学”。归国时伊藤博文们正火烧英国公使馆,攘夷论甚嚣尘上,他建言幕府征讨长州藩。1867
年再度随团出使美国接收军舰,为时半年。三度出洋,“惊讶的同时羡慕之,难抑我日本国也实行之的野心”。福泽的能力主要是儒学教育所训练的头脑,和通过英学掌握的西方思想知识。接连出版《西洋事情》《西洋旅指南》等,以翻译为主,介绍西方新知识,启蒙各色人等。

这一年,幕府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至于西边的大清王朝,《南京条约》彼时已届满12年,英法美公使要求修约,办理外交事务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抱着“接触愈少,麻烦愈小”的宗旨避而不见,并向咸丰帝建议,对付外国人“惟有相机开导,设法羁縻”。

史料研究 2

福泽谕吉不知道这些信息,但是这位年轻人敏感地捕捉到鼓荡而来的新时代气息,于是走出家乡,横跨九州岛,来到长崎。因为地理位置原因,早在17世纪就有荷兰商人居住在长崎港口。进入19世纪,这里更成为得风气之先的地区。在这里,福泽谕吉边工作边学习荷兰文。一年后,他又长途跋涉到大阪求学。

1867
年马克思出版《资本论》,在遥远的东方日本,幕府被打倒。福泽谕吉认定明治新政府是“守旧的攘夷政府”,拒不出仕。可志士们并非为藩主争霸,而是要借机上位,建立一个欧美式国家,所以掌权后变脸,由攘夷转向开国,这可教福泽始料所不及,也就不改初心。他在巴黎、柏林拍照,手持一把刀,这是武士的标配,明治维新后变成了一介平民。1892
年撰写《瘠我慢之说》,说立国是出于私情,并非公心,大难当头,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瘠我慢”,乃武士的美德。“杀人散财是一时之祸,而维持武士美德乃万世之要”。痛斥胜海舟和榎本武扬,在诸侯争霸之际,身为幕府的重臣,却一个主和,一个投降,不能为君主尽忠,与敌人并立于新朝,升官发财。人到暮年,福泽的壮心里仍然保留着武士道精神,为幕府已走上开国之路的覆灭长叹息。不过,福泽虽然不当官,却也曾应允替政府办报,只是因牵涉政争被爽约。1882
年就此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时事新报》,妄议朝政,这样的大V
当然被警察置于监视之下。

23岁时,福泽谕吉来到江户,在一个兰学塾里教授荷兰学。这个小书塾就是庆应大学的前身。福泽谕吉很自负,因为发现自己掌握的荷兰学不比江户的学者们差。但是第二年他到刚刚对外开放的横滨观光时,却听到了另一种完全不懂的语言。意气风发的福泽谕吉如同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心灰意冷。

与时俱进,福泽寻机从译介转向着述,建构自己的理论,“从根底上颠覆全国的人心”。恰好1871
年回乡,与人合写《中津市学校之记》,倡导自劳自食,一身独立。若广布世间,其益亦应扩大。此后独自写下去,1872
年出版《劝学》初编,到1876 年出版十七编,1880
年加上《合本学问之劝序》,合为一本书出版。序中自道,此书是“读书之余暇,随时所记”。连续出版《劝学》期间,福泽又撰写《文明论之概略》,从书名上也可看出两本书的读者对象是不同的。晚年出版《福泽全集》,
绪言中有言:以前的着译主要引进西洋新事物,同时摒弃日本陋习,说来无异于把文明一段一段地零售。到了1874、1875
年前后,世态渐定,人心渐熟,此时写西洋文明之概略,以示世人,诉诸儒教流故老,也能得到赞成,岂不最妙。

“现在我国正缔结条约,逐渐开放门户,因此,以后一定要学习英语。”福泽谕吉后来这样描述自己当年的心情,“作为一个西洋学者,若是不知英语是行不通的。”他发奋图强,开始自学英语。

史料研究 3

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到来了。1860年,为了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批准文本,日本派遣使团赴美国。当时航行到外国被视为拿生命当赌注,可是福泽谕吉自告奋勇,要求作为舰长的随员到美国,被顺利接受。

《劝学》起初就是给学生写教材,而《文明论之概略》写给五十岁以上的读者。他们视力渐衰,从小习惯看粗大的版本,所以此书的版本采取古书样式,文字特大。后来出版活字版,与木版本并行于世,印数几万册,很多老先生来信予以好评。西乡隆盛也通读一过,并晓谕子弟阅读。意在启蒙,首先要明确读者对象,这两种书分别达到了着书立说的目的。《劝学》十七编总计印行七十万册,其中初编不下二十万,再加上盗版,估计有二十二万册,当时人口三千五百万,算来一百六十个国民当中就有一人读初编,古来稀有。有意思的是,后来说法变成每编印行二十万,十七编合计达三百四十万册,流布全国。不管怎么说,它无疑是日本出版史上第一本超级畅销书。畅销的前提是江户时代以来对普及教育的重视,民众的读写能力之高,所谓文明古国也不能同日而语。中国的近代启蒙似乎多“概略”,少“劝学”,吃人血馒头治病的老栓小栓和阿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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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林嫂不会读鲁迅的小说《药》。没有福泽谕吉那样的启蒙家,当然也不会有日本那样的国民。“启蒙”一语也带有上智开导下愚的封建性意思,上智作为现实主义者,自负能理性地看清现实。

自黑船来航、日本人首次看到蒸汽船仅七年,开始学习航海也才五年,就派出自己的军舰独自横渡太平洋,这是日本开天辟地以来首次的大事业,超过郑和下西洋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环顾当时东亚各国,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时间里就敢于横渡太平洋。

“民权”论者受欧美政治制度及思想的影响,以开设国会为第一目标,宣扬国内民主主义之必要;“国权”论者深刻认识到欧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为第一目标,鼓吹国家独立。福泽谕吉则看清两者之间的关系,统而言之。一年间专心于读书与执笔,1875
年出版《文明论之概略》。主要参考了法国史学家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和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而且本来有深厚的汉学素养,博引儒家典籍,随手拈来史书中的事例,以助理解。所谓文明论,开宗明义,绪言中写道:乃人之精神发达的议论,其趣旨不是论一人之精神发达,而是集天下众人之精神发达于一体,论其一体的发达。故而文明论或亦可称之为众心发达论。全书共十章,前九章搭建理论体系,最后的第十章写到和外国交际之难,以及对策,为现实政治谋划进言。此后又接连撰写《分权论》《通俗民权论》《通俗国权论》等理论性着作。

美国的欢迎盛况空前。或许美国认为佩里到日本要求门户开放,如今日本航行来到美国,仿佛看到自己的学生一样。脚穿草鞋、腰间佩带两把武士刀的日本使者走在异国的土地上,不可避免地闹出许多笑话。

《劝学》是以初学者为对象的文明入门书,并不是学问。主要讲两个原理,一是人的平等。平等才可能自由独立。二是国家的平等,也就是独立。平等不但是个人的事,也是国家的事。至于两者的关系,在于“一人独立而一国独立”。福泽认为东方没有的东西,有形的是数理学,无形的是独立心。《文明论之概略》也讲了两个原理,一是需要文明,即人民的智和德进步,二是国家要独立。为实现对外独立,必须国内先文明。国之独立是目的,国民的文明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如果两者出现了矛盾,则文明为先,“不可拘泥于一国独立等之小事”。原则上个人的自由独立、人以及国的平等、文明的进展,其价值超越国家,甚至先行于国家的独立。但特殊情况下,事急矣,则万不得已,也应该把国家的独立当作第一目标。

虽然福泽谕吉已经在书上了解了很多美国的事物,但还是受到了文化差异的震撼。在《福翁自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文明是相对的,逐步发展的。福泽并不是简单的西方文明崇拜者,只是当现实地议论文明开化时,才认为西方文明可说是最好的。福泽的文明有两方面意思,也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很容易采纳,而引进精神文明为难,但重要的是精神文明,他称之为“一国人民的风气”。《文明论之概略》中篇幅最大的是第九章“日本文明的由来”。文明的本旨在于上下同权,而日本文明的问题正在于权力不均衡。日本有政府无国民,日本人民不关心国事。遍及日本,无论大小或公私,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上下关系,不存在平等相交。这是日本的国民性,似乎也是儒教社会的普遍现象。反抗者只要求均贫富,这样的社会构造就会是千古不变。

我随口问道:“华盛顿的子孙目前情形如何?”那个人冷淡地回答说:“华盛顿应该有个女儿,我不知道她现在做什么事,大概是某人的妻子。”我对他的冷淡态度觉得很奇怪,虽然我早就知道美国是共和国,总统是四年一任,但是我认为华盛顿的孙子一定是一个重要人物。在我心里,我视华盛顿为日本的源赖朝、德川家康等开国豪杰,因此我提出这个问题,没有想到却得到这样的回答,我只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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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德川家康的子孙,但是美国人却不关心华盛顿的后代们。此事给福泽谕吉很大的思想冲击,因此40年后仍然记忆犹新,将此事郑重地写进自己的回忆录。

一个国家的存在是与其他国家相对而言,所以最重要的是外交,独立也是外交问题。福泽的一些论点具有普遍性,今日读来也令人认同。例如他认为,君主政治也罢,共和政体也罢,制度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叫什么名称,不过是人的交际之一。“果不便利,亦可改之,或无碍于事实,亦可不改之”。人的目的唯有达到文明一事,为达到文明,不可无种种之方法。随试之,随改之,经千百试验而有所进步,人的思想不可偏于一方,要绰绰有余。那么,谁也不能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于他国。

在美国,福泽谕吉一心一意钻研英语,还购买了一本韦氏大辞典带回国内——这是日本首次进口英文词典。咸临号舰长在美国买了一把黑色洋伞作为纪念,想带回国内在街头风光一下。福泽谕吉劝他,千万不能在江户大街上炫耀,否则有可能被浪人袭击。

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着有《读〈文明论之概略〉》,上中下三册,篇幅相当于《文明论之概略》的三倍多。据他说,由于悲悲惨惨戚戚的战败,人们痛切认识到重新从头学取近代自由的必要,一直以来名声很臭的自由主义者乃至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者福泽谕吉又要被叫回到舞台上来。战败后福泽的学说时来运转,政治学者取其民主主义,经济学者取其自由主义经济,教育家取其个人的自立,女性主义者也取其妇人论,不亦乐乎。

福泽谕吉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赴美之前,他已经观察到社会的动荡不安。就在福泽谕吉回国前半月,主张与外国签订条约的幕府宰相井伊直弼在江户城樱田门外被浪人暗杀。

福泽谕吉身高一米七十三,体重六十七点五公斤,在当代日本人中间也算是大汉。好酒,适塾年代常去牛锅屋痛饮。死后土葬,1977
年福泽家迁坟,掘地四米,只见贴了一层青铜的棺材里灌满地下水,他仰卧其中,变成了尸蜡。有人主张学欧洲,作为国家遗产永久地保存,但家属以及众多粉丝不想看伟人这一副模样,未加解剖,付之一炬。倘若真的给后世留下一具化作木乃伊的福泽谕吉,恐怕尊容也就不好印上万元大钞。或许因着有《帝室论》《勤王论》等,他颇受保守派敬仰,高踞日本最大的面值已有三十多年了。

在一个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一批知识分子到欧美国家亲眼观察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不直接地观察对比,仅仅通过阅读了解,常常是隔靴搔痒,甚至走向极端。美国之行,让福泽谕吉大开眼界,思想一新。

(本文原题《福泽谕吉与明治维新》,摘自《日本人的画像》,李长声着,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

另一位知识分子吉田松阴就没有福泽谕吉这样幸运。在福泽谕吉赴美的六年前,比他年长5岁的学者吉田松阴借佩里到日本之机,与门生偷渡上美国船,请求带其出洋,结果被幕府以违反锁国令入狱一年。出狱后,吉田松阴宣扬“尊王攘夷”思想。当福泽谕吉归国之时,吉田松阴已经因为试图推翻幕府被处死。

史料研究 5

幕府的镇压行为激起更强烈的反弹。幕府的宰相井伊直弼在江户城樱田门外被浪人暗杀。政局动荡,攘夷浪潮汹涌,日本就像一艘小船在万丈汪洋里漂荡起伏,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归国后,福泽谕吉不管外界的政治风浪,安心研读英文书籍。当年,他就将在美国购买的汉语和英文对译本词汇集《华英通语》加入日语译文,作为《增订华英通语》出版。这是福泽谕吉早出版的书籍。

那时,福泽谕吉还受聘于幕府的外交部,主要工作就是翻译外国公使、领事或幕府大臣的书信。有意思的是,当时日本国内没有人看得懂英法等国的文字,因此,外国公使领事寄来的文书一定附上荷兰译文。福泽谕吉英语水平由此精进,他也渴望能够到欧洲亲眼看一看。

1861年冬天,日本派使节到欧洲各国,福泽谕吉作为随员参加使节团赴欧洲。福泽谕吉急于了解欧洲的各种制度,包括银行制度、医院制度、征兵制度、选举制度,等等,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

尽管来到国外,幕府还是在使团中安排人监视,尽量禁止团员接触外国人。读洋书的福泽谕吉当然更是“问题人物”,外出参观必定有监视员跟随。这种把锁国政策搬到国外的做法,并非日本独有。

当时英国天下太平,保守党和自由党却各持己见,为政治问题吵架。福泽谕吉感到迷惑,“两人明明是敌人,却同在一张餐桌上吃饭喝酒,究竟是怎么回事?”

后,他终于慢慢理解到,和东方国家结党营私、你死我活的帮派斗争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

此行将近一年,周游欧洲列国,福泽谕吉大开眼界。特别是在伦敦,他惊讶地看到一份报纸批评驻日公使对日本傲慢无礼,深受触动,“我阅读此文之后,心中如同放下一块大石。原来世界上不尽是恶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尽是外国政府的恶形恶状,他们趁日本尚未进入文明开化之国,往往仗势欺人,故意挑剔日本人的小毛病,让日本伤透脑筋。如今我来到他们的国家,亲眼看到其国也有光明正大、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士,令我越加坚定素来所持的开放门户走进国际社会的理念。”

离国之前,日本岛内攘夷论高涨,外交上破绽百出。在俄国双方谈判库页岛的疆界问题,日本使节拿出地图说,“你瞧,地图颜色是这样的,因此疆界应该如此。”俄国人说,“如果地图的颜色能够决定领土,那么把这张地图全部涂成红色,全世界将变成俄国的领土。”陪同的福泽谕吉感到可笑,深知攘夷论只能导致国力积弱。他想到日本的前途,不禁悲从中来。

回到国内的福泽谕吉悲哀地发现,日本的攘夷论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局面几乎不可控制。更恐怖的是,暗杀之风兴起,世间杀气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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