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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曾出现过“南进”和“北进”两种战略主张,而“北进”怎样为“南进所取代,至今仍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北进”主要是以日本陆军为主导的对外侵略扩张战略,其最终战略目标是以中国大陆为腹地,向西伯利亚扩张,而国防的第一号防卫对象是苏联,其次是英、美等国。“南进”主要是以日本海军为主导的对外扩展战略,其最终目标是在确保对中国大陆的霸权地位后,再向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而国防的第一号防卫对象是英、美等国,其次是苏联。为了确保“南进”和“北进”战略的有效实施,日本同德、意缔结“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而由“北进”向“南进”战略转移时,又曾谋求所谓的日、德、意、苏“四国军事同盟”,最终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北进、南进战略正是在日本对外政策不断调整的过程中转换演进的。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到底是“偶然事件”,还是蓄谋已久,历史早已给出了明确答案。但是,一直以来,日方却借“研究”之名,提出所谓卢沟桥事变“偶发论”“第一枪之争”等,试图搅浑原本清澈的历史湖水,掀起掩盖真相的历史尘埃。对于日方类似混淆视听的谬论,必须坚决予以澄清批驳,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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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日本为了实现“吞并满蒙,独霸中国,称霸亚洲”的侵略扩张计划,放弃了“协调外交”路线,冒险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退出国际联盟和世界裁军条约,造成了太平洋地区“无条约时代”。为了实现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日本与德、意缔结“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并以期借助三国军事同盟力量谋求所谓的日、德、意、苏“四国军事同盟”,并企图通过“四国军事同盟”力量压制美国,迫使美国放弃参战,完成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计划,最终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在对外侵略扩张战略具体实施过程中,曾有过“北进”和“南进”两种战略。本文的目的,在于对这两种战略的实施及其转换作出分析。

一、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近代日本走侵略扩张道路的必然结果

日本帝国2

在以往的国内研究中,对日本“南进”和“北进”政策演进过程曾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所谓“南进”和“北进”战略,应该发足于20世纪30年代,即日本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发起严厉挑战的过程中。日本这种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的核心目标是最终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这种“南进”和“北进”政策在具体的推进过程中大体经历了“南北并进”、积极北进又消极北进、伺机北进到积极南进等几个演进阶段。1936年8月,广田内阁在《帝国外交方针》和《国策基准》中,正式把“南进”和“北进”政策作为基本国策予以推行。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对苏联进行两次进攻失败后,日本开始调整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由“积极北进”变成“消极北进”。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通过《适应世界局势演变时局处理要纲》,标志着日本正式把“南进政策”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战略予以推行。1941年7月,日本御前会议通过《适应形势演变之帝国国策要纲》,把解决中国事变和“南进政策”作为日本国策基准,并根据形势演变解决北方问题,秘密对苏备战,以伺良机。这意味着日本从战略上放弃了“北进政策”。

日本对中国和亚洲国家的侵略图谋可谓由来已久。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就提出要攻略朝鲜,进取北京,占领华北,在东亚大陆列土封疆。日本早期的民族主义者佐藤信渊也宣称:“今世界万国中,为皇国所易于攻取之地,舍支那之满洲外无他”“故皇国之征满洲,迟早虽不可知,但其为皇国所有,则属无疑,满洲一得,支那全国之衰微,必由此而始。故取鞑靼之后,始可逐次而图朝鲜、支那。”这些主张侵略扩张的思想,对后世日本影响极大。

③日本国家法西斯化

注::[日]鹿岛平和研究所:《日本外交史》第21卷,《日独伊同盟日?中立条约》,东京:鹿岛平和研究出版社1973年版,序言。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在走上近现代化道路的同时,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为推进侵略扩张政策,明治政府一方面积极推行所谓的“国民皆兵主义”,实行“强兵富国”的侵略方针,另一方面通过军事改革迅速确立了军国主义体制。

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傀儡政权广田弘毅内阁被扶持上台,这是日本国家法西斯主义确立的标志。广田内阁接军部的意志确立施政方针并改组国家机构。首先,规定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中将以上的军人担任,加强了军部力量,使内阁成为军部的工具,加强对国内人民的专治统治。同时,确立了对外侵略方针,由内阁召集首、陆、海、外、藏等五相会议,制定“国策基准”。其主要目标是:“鉴于帝国内外形势,帝国应确定的根本国策是依靠外交和国防,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这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在法律上的确认。

“四国军事同盟”构想,也叫“松岗—里宾特洛甫计划”,就是1940年9月日本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后,经过松岗洋右和里宾特洛甫的谋划,德国居间调停,企图改善日、苏关系,并把苏联拉入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的构想,最终实现日、德、意、苏“四国军事同盟”。

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根本遵循就是所谓的大陆政策。1875年后,日本明确提出对外扩张的主要敌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清国“地泽财丰,兵数不下百万,其幅员人口与全欧洲比齐”。因此,日本对华“兵备之急,犹如渴饮饥食”。1890年12月,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演说,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主权线,绝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山县有朋的这个演说为侵略扩张制造了“理论依据”。正是以山县有朋的“二线论”为标志,日本企图武力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大陆政策正式形成。

过去,军部对政府干预,往往是对某项政策或对内阁成员发表意见,到广田内阁时,军部可以全面改组并控制政府,推行自己的施政纲领,国家的权力和内外政策已从属于军部法西斯。军部控制了政府,初步结束了分裂已久的“二重政府”局面,使分裂已久的国务和兵权在服从军部的条件下,重新结合,达到了新的法西斯主义政治统一。正因为如此,广田内阁上台就意味着日本军部法西斯体制确立,世界大战亚洲策源地形成了。

孙少艾在《日本的北进南进策略与中国战场》一文中认为,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是日本由“北进”向“南进”战略转换的标志(《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4期);余子道在《中国抗战与日本的南进政策》中,将日本的“南进”政策划分为“择机南进—有限南进—优先南进—专事南进”等几个阶段(《江海学刊》1995年第2期);黄光耀在《中国抗战与日本的南进政策的选择》中认为,日本“南进政策”的出笼是受中国战场胶着化的影响(《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6期);喜富裕在《论日本“北进”战略实施中的大国外交》中认为,日本的“北进政策”发足于明治维新时期(《甘肃高师学报》2002年第4期);黄生秀在《中国抗战与日本北进、南进政策》中认为,1939年12月《对外政策方针纲要》的出台,是日本“南进”和“北进”战略转换的标志(《青海师专学报》2003年第3期)。

在既定方针政策的指导下,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先是占领台湾,夺取侵略中国的南翼,之后又在中国大陆获得了重要的战略基点,这就是租界旅顺大连,经营南满铁路,从而形成了侵略中国的北翼。这种态势,大大增强了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

二战时期

一南北并进的“二元化”外交战略出笼

1927年6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同年8月,日本又在中国旅顺秘密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针对侵略中国东北作出具体安排。东方会议是日本历届内阁中规模最大的制定对华侵略政策的会议。会议确定了“满蒙”独立的方针、确立了武力侵略中国的诸多具体原则,将大陆政策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也标志了对华侵略图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昭和时代前30年,对于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人民来说,是黑暗的30年。这时的日本政府致力于侵略扩张。

1936年3月9日,在军部支持下,广田弘毅内阁成立。广田内阁的成立,是日本政府法西斯化的开始。(注:[日]筒井清忠:《二二六事件の政治力学》,载三宅正树《军部支配的开幕—昭和史的军部与政治》,东京: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3年版。第269—270页。)军部法西斯势力几乎控制了日本内阁。在这一时期,不仅恢复了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而且加强了军部在政治中的发言权,内阁的大政方针取决于军部意志,内阁人事安排也基本上由军部掌控。一旦政府的政策同军部意见不合拍,便会受到军部严厉排斥,甚至迫使内阁倒台。

在第一次东方会议后,主持会议的内阁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一份奏折,呈送天皇。奏折中说:“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健也”。

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九一八”事变前,它已通过日俄战争夺取了旅顺、大连和满洲铁路沿线并派兵驻扎,这正是它能够阴谋进行事变的前提

广田内阁完全是按照军部的要求,在“庶政一新,广义国防”的口号下,采取了一系列对内对外措施,加强法西斯军事政治。在对外政策中,由于军部在政治中发言权的强化,广田内阁必须按照军部的国防方针来制定国策大纲和外交政策。陆军和海军从各自国防防卫战略考虑,在国防战略上存在意见分歧。陆军以参谋本部作战课石原莞尔为代表,制定了《国防国策大纲》,该文件明确指出:“帝国之国策应确保在东亚之霸主地位,排除在东亚对帝国之阻压的一切势力为宗旨;为对抗苏联、英、美之压迫,应充实兵力及航空兵力,以应对在日、满及中国本部持久之防范为上策;先应倾注所有兵力使苏联屈服,在应付同英、美持久战准备不足之前,需同英、美保持亲善关系,否则对苏开战实为万难;兵力充实、军备充足后,对苏开战方可取得我军之预期成果;在苏联屈服后,再结集东亚与帝国之一切亲善关系,进而达到把英、美势力从东亚驱逐之目的”。(注:[日]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国防国策大纲》,东京:みすず书房1962年版,第357页。)

虽然长期以来日本国内一些人士竭力否定这份赤裸裸的鼓吹对华侵略奏折的存在,但是东方会议后不久,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吞并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又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事实上,日本的对华侵略就是按照田中奏折的轨道运行的,充分体现了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扩张政策的连贯性和走上侵略道路的必然性。

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就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可以说,日本陆军国防战略中心目标是“北进战略”,并把国防第一号假想敌人限于苏联,其次是英、美等国,主张日本应倾注所有兵力,以中国大陆为腹地施行“北进”战略,在迫使苏联屈服,消除北方威胁后,再向太平洋地区扩张。日本陆军“北进论”的外交策略实际上是主张“先北后南”,其目的在于先解决苏联问题,然后再寻求与英、美决战。

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国际局势剧烈变动和日本国内法西斯势力崛起的必然结果

从1929年起,日军陆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三省先后秘密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侦察情况,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1931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7月,陆军参谋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调运至沈阳,对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月,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叫嚷: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随后进一步做了发动此次战争的各种准备

由于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开始在中、苏边境构筑军事要塞,在远东的兵力达到11个师,其中骑兵2个师,战车600多辆,飞机达500多架,在海参为港口的军舰达14艘,预计出动兵力可达23万人。日本当时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只有3个师团,机械装备一个旅团,骑兵1个联队和3个独立守卫队,飞机大约为80架,总兵力约为苏联的1/3。(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353-356页。)因此,陆军的“北进战略”同日苏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对峙形势是相一致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日等国发展很快,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又尖锐起来。为适应对外扩张和争夺霸权的需要,德、意、日奉行法西斯主义和疯狂的扩军备战政策,不惜通过战争手段改变世界格局,企图建立由它们主宰的世界新秩序,因而成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人口陷入敌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6]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1936年11月,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之后,意大利也加入协定。这个协定的主要矛头针对苏联,同时也是对英、法、美等国的示威。它的签订,表明德、意、日以反苏反共为纽带,在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方面达成默契,结成了威胁整个世界和平的侵略集团。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后,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师长谷寿夫指挥下,在全城进行了40多天的血腥屠杀,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方法,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达30余万人

日本一方面利用反苏反共的口号,另一方面对英、美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企图排斥英、美在中国的势力,并进一步把西方列强支配下的东南亚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英、美等国虽然同日本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但仍企求妥协。因为它们更为关注的是德、意引起的欧洲紧张局势或本国的问题。它们害怕日本配合德、意在东方对它们实行攻击,同时也敌视社会主义苏联,害怕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兴起会危及自己的殖民利益,因而不但不制止侵略扩张,反而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甚至阴谋以牺牲中国的部分领土为代价来缓和同日本之间的矛盾,并把日本军国主义这股祸水引向苏联。

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不仅给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痛苦的困难。这是日本历史以及中国关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从日本国内形势看,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右翼势力连续策动兵变和政变,导致日本内阁更迭频繁,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1936年2月26日政变上台的广田内阁,进一步加强了军部法西斯势力对政府的控制,并加紧进行以征服中国和称霸亚洲为主要目标的扩军备战,推进国民经济军事化进程,并大大加快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步伐。1936年4月,经天皇批准,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扩大编制,兵力增加近三倍,形成多兵种的军事集团。9月,日军强占北平西南门户丰台,积极展开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部署。

战败投降

为保证这一侵略计划的顺利执行,日本1937年度的国家预算支出比上年度增加30%,其中军费预算占整个预算的将近一半。维持这样巨大支出的主要手段是大量发行公债和增加税收,这就造成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加上1937年开始的新一轮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的所谓准战时经济体制面临困境。日本人民深受扩军备战所带来的痛苦,对受军部操纵的政府表示不满。这种不满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有反映。1937年年初,广田内阁因军部同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激化,被迫总辞职。这时,日本统治集团感到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又看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趋向合作而联合尚未牢固,英、法、美给予国民政府一定的援助但态度并不甚积极,于是便急于乘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此来缓和国内矛盾,扩大它在中国大陆的殖民统治,加强同英、法、美等国及苏联对抗的地位。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盟军在亚洲大陆各战场对日军发起反攻。1945年7月26日,中国、美国和英国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政府予以拒绝,并先后三次扩军动员,准备进行本土决战

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法西斯精心谋划和准备的必然结果

当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召见日本驻苏大使,通告苏联参加《波茨坦公告》,并宣布对日作战。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对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日本对华侵略的长期部署,到1935年有了进一步加强。这一年5月,日本陆海军中央部完成了《帝国国防方针》的第三次修改。同年6月,《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经裕仁天皇批准颁布。

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9时4分,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军大本营首先在投降书上签字。9时8分,麦克阿瑟以盟国最高司令官的身份签字,接受日本投降,然后是接受投降的9个盟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依次签字。签字结束后,上千架美军飞机从东京湾上空呼啸而过,庆祝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投降书的签署,正式宣告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新修改的《帝国国防方针》强调:“根据帝国国防的本义,充实国力,特别是军备,使之名副其实地成为稳定东亚的势力,同时付之以相应的外交活动,以确保国家的发展,一旦有事,制敌机先,迅速达到战争的目的。”“帝国国防所需兵力,必须足以控制东亚大陆及西太平洋,满足帝国国防方针的要求。”《用兵纲领》则表示:在中国的作战,“初期的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保护帝国权益和日本侨民。”“为此,陆军在击溃华北方面之敌,占领京津地区的同时,应协同海军攻占青岛,并占领上海附近。”“海军在协同陆军攻占青岛的同时,协同陆军占领上海附近并控制扬子江流域。”

此后,驻海外的日军陆续向盟国投降,中国战区的投降仪式于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了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

日本陆海军中央部在完成《帝国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的修改后,展开新的政治攻势,促使议会通过适应扩大对外侵略的基本国策。1936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部作出《国防国策大纲》。这是一个涉及军事、外交、财政等各方面的国防政策纲领。8月,在有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上,通过了所谓《国策基准》。

《国策基准》指出:“帝国鉴于内外的形势,认为帝国当前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确保帝国在名义上和实质上都成为东亚安定势力的地位,应充实必要的国防军备。”《国策基准》强调,要“以上述根本国策为轴心,统一调整内外各项政策,力求适应现在的形势而实现刷新国政。”

《国策基准》首次把北进和南进两个方面并列为国策,明确制定了向大陆和海洋同时扩张的全面侵略计划。由此,日本的战争准备全面升级。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36年日本陆海军中央部制定的1937年作战计划,强调:“根据华北、华中以及华南地区形势,以击溃必要方面的敌人,并占领各要地为目的。”“决定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的两个集团军外,根据情况再追加3个师,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5省进行作战。”“对华中方面原来计划以第9集团军占领上海附近,但是这方面的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构筑了坚固的阵地线,考虑到作战规模将会因此而扩大时,限定在这一狭小地区,对我战略态势显然不利,因此,计划调新编第10集团军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集团军策应向南京作战,占领和确保包括上海、杭州、南京在内的三角地带。”“对华南的作战计划,同去年度一样,计划大致用1个师的兵力。如此,按去年度计划充作对华作战的兵力为9个师,而昭和12年度增加到14个师。”日本海军方面认为,根据部署,限定局部作战是不现实的,“必须作出全面战争的计划。”

为了贯彻1937年度日军侵华作战计划,便于侵华日军各兵团制定具体作战方案,日本陆军参谋部又发出《昭和十二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要领》,具体规定日本陆军在华北方面作战的作战要领,强调:“以主力沿平汉铁路地区作战,击溃河北省南部方面之敌,并占领黄河以北的各要地。此时,可根据需要以一部自津浦铁路方面协助山东方面作战军作战,也可根据情况,向山西及绥东方面进行作战。”《要领》规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之任务”是“作战初期要以原有的属下部队确保天津、北平、张家口,可能的话包括济南等各要地,为在华北方面的陆军初期作战创造有利条件,尔后的任务随机而确定。”

到这个时候,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经箭在弦上。于是,日本再次采用“制造借口”的惯用伎俩,挑起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发动。中国人民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展开了气壮山河、血战到底的全国抗战,从而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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