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梅棋牌游戏官网网站 史料研究 迈克尔·W·扎克曼教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古代且值得尊敬的星期二俱乐部的历史》

迈克尔·W·扎克曼教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古代且值得尊敬的星期二俱乐部的历史》



摘要:2013年5月30号至6月1号,为了探讨美国革命研究的新主题和新趋势,大卫·
美国革命图书馆(David Libra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宾夕法尼亚大学麦克尼尔美洲早期史研究中心(McNeil Center
for Early American Studies of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美国革命博物馆和美国哲学协会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市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大厅共同举办了“美国革命重生:21世纪的新视角”国际史学会议。会议的四个主题分别是“全球视野”、“权力”、“暴力”和“内战”。2014年5月,由美国古文物协会(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资助的网络史学杂志《公共平台:美国早期生活互动杂志》(Common-place:
The Interactive Journal of Early American
Life)为此次会议组织了一场网络研讨会。它不仅搜集了会议报告人和评议人的论文,而且整理了由历史网站所提供的会议视频。考虑到这场史学会议对国内学者的重要性,我邀请会议组织者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迈克尔·
W·朱克曼接受这个访谈,并从多维视角来反思美国革命研究的新趋势、新主题和新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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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国革命重生、迈克尔· W·朱克曼、全球视野、权力、暴力、内战

2018年6月5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迈克尔· W·扎克曼(Michael
W.
Zuckerman)应邀访问世界历史研究所唯物史观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并作了题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古代且值得尊敬的星期二俱乐部的历史》”的学术报告。

《跨洋话史:在全球化时代做历史》,王希、肖红松主编,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第一版,69.00元

2013年5月30号至6月1号,在大卫·美国革命图书馆(David Libra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宾夕法尼亚大学麦克尼尔美国早期史研究中心(McNeil
Center for Early American Studies of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美国革命博物馆和美国哲学协会的共同资助下,“美国革命重生:21世纪的新视角”国际史学会议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市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大厅顺利召开。为了探讨美国革命研究的新主题和新趋势,这场会议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历史学家前来交流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除报告人外,这次会议还吸引了多达三百多人的参会人士。2014年5月,由美国古文物协会(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资助的网络史学杂志《公共平台:美国早期生活互动杂志》(Common-place:
The Interactive Journal of Early American
Life)对此次会议进行了详细报道,并整理和收录了与这场会议相关的论文和视频等。[i]

扎克曼教授的报告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他从史学史的角度回顾了“新社会史”在美国早期史领域的兴起和发展。他指出,在20世界6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依然使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来从事科研。他们从事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政治精英、军事领袖和帝王或总统。受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新社会史”主张研究自下而上的社会史,并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跟传统史学家们研究少数精英相比,社会史学家让普通人的生活更有意义。“新社会史”让历史学家们承认,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工作、性经验、家庭、族裔、教会、种族、运动和教育远比政治和精英思想更重要。1970年,扎克曼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研究专著—《和平的王国:十八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的村镇》(Peaceable
Kingdoms: New England Town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几乎与此同时,肯尼斯·A·洛克里奇(Kenneth A.
Lockridge)、菲利普·J·格雷文(Philip J. Greven)和约翰·德莫思(John
Demos)也出版了各自的史学专著并把美国早期史研究引向了新方向—“新社会史”。

2014年初夏,河北大学历史学院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在河北保定联合举行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研讨会。来自两校的30多位历史学者在会上分享了各自的研究,交流在中美高校讲授历史课程的心得体会,并针对全球化时代历史学家共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之后,与会学者对论文进行了修订和补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跨洋话史:在全球化时代做历史》即是这次国际学术合作的成果。

2014年6月,由于我当时没有采访的计划,我错过了采访会议组织者的机会。那时候,我有幸获得了大卫·美国革命图书馆的短期项目奖学金。在大卫·美国革命图书馆做档案研究的那段时间,我遇到了会议组织者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迈克尔·
W·朱克曼(Michael W. Zuckerman)和麻萨诸塞州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历史与政治领袖研究所的助理教授帕特里克·斯佩罗(Patrick
Spero)。但由于我研究任务繁忙,我没有请求他们接受我的史学采访。

在介绍史学背景之后,扎克曼介绍了他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古代且值得尊敬的星期二俱乐部的历史》的研究进展。扎克曼强调,他研究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是美国建国初期的财政部长,尽管他们同名同姓。扎克曼继续指出,汉密尔顿是来自苏格兰的移民,在旧大陆深刻体会到了社会等级制度和阶级冲突。到18世纪40年代,汉密尔顿决定前往新大陆。随后,汉密尔顿一直在马里兰殖民地的印第安纳波利斯生活。汉密尔顿是个作家,并喜欢用反讽的写作风格从事写作。把星期二俱乐部的各种社会活动收集在一起,并按照编年的顺序把它们整理出来。扎克曼还指出,星期二俱乐部的这些成员不仅没有明显的阶级差异,而且彼此之间没有重大的利益冲突。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没有旧社会的那种特权思想。取而代之的是,会员之间相互平等且相互尊重。通过对《古代且值得尊敬的星期二俱乐部的历史》进行文本分析,扎克曼得出结论:早在18世纪50年代,星期二俱乐部的成员就已获得平等地位。另外,这些成员还获得了一定的选举权和财产权。在美国早期史领域,布朗大学历史系的戈登·伍德坚持认为美国革命是一场激进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它不仅废除了君主制,而且推动了美国社会从特权和等级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变。通过研究汉密尔顿和星期二俱乐部,扎克曼直接驳斥了伍德的观点。

传统的信息屏障被打破,无数埋没的史料得以发掘,知识的分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历史的讲述变得更为多元,讲述的方式不断翻新,讲述的材料也更为丰富多彩,所有这一切对传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历史叙事,甚至价值观念都提出了挑战,也迫使历史学家反思史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就相关问题,本报近日采访了该书主编、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王希。

9月,我终于鼓起勇气请求朱克曼教授接受我的史学采访。9月5号,宾夕法尼亚大学麦克尼尔美国早期史研究中心在大卫·美国革命图书馆组织了2014年秋季学期的第一次研讨班。作为大卫·美国革命图书馆的一名奖学金获得者,我有幸被邀请参加这个盛大的学术讨论会。在那里,我再次碰到了朱克曼教授。考虑到这场会议对中国历史学家和研究生们了解美国革命研究新动向的重要性,我觉得很有必要对朱克曼教授进行一次访谈。朱克曼教授为人随和、友善且职业,就如同我于2007年在天津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样。由于我不想再次错过这个机会,我向朱克曼教授提出了这个访谈计划。没有丝毫的迟疑,朱克曼教授热情地接受了这个邀请。为了完成这个访谈,我们一致同意用电子邮件的方式来进行交流。在做完这个访谈后,我把它从英文翻译成了中文。

扎克曼教授还和学者们就“美国例外论”、“美国新社会史的研究现状”等问题展开了研讨。

如何应对“信息革命”的冲击

迈克尔·W·朱克曼教授的研究方向是美国文明史。他分别于1961年和1967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本科和博士学位。他的研究课题涵盖从民主到家庭生活再到商业;从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到宪法再到宗教;从大学到儿童权利再到种族和思想史。他研究的政治人物包括:从托马斯·杰斐逊到菲尼亚斯·泰勒·巴纳姆(Phineas
Taylor Barnum)再到奥利弗·诺思(Oliver North);从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到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再到儿科医师本杰明·斯波克(Dr.
Benjamin
Spock)。作为美国早期史领域中“新社会史”的先驱人物之一,朱克曼教授于1970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研究专著—《和平的王国:十八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的村镇》(Peaceable
Kingdoms: New England Town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982年,朱克曼教授把研究兴趣从新英格兰地区转向了大西洋中部殖民地。于是,他负责编辑了《友与邻:美国第一个多元社会的集体生活》(Friends
and Neighbors: Group Life in America’s First Plural Society)[ii]
1993年,为了重新探索质朴的美国国民性格,朱克曼教授出版了《几乎就是上帝的选民:美国土地上的隐晦传记》(Almost
Chosen People: Oblique Biographies in the American Grain)。[iii]
2003年,朱克曼教授与发展心理学家和文化史学家威勒姆·库普斯(Willem
Koops)一起合作,并出版了《超越儿童的世纪:文化史与发展心理学》。[iv]
同年,他还积极参加并编撰了四卷本《社区的百科全书:从村落到虚拟世界》。2005年,作为编委会的一员,朱克曼教授编辑了《新美国百科全书:美利坚合众国的兴起,1754-1829》。[v]

(唯物史观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魏涛 供稿)

中华读书报:相对于传统的历史教学与研究,在全球化时代,史学领域面临诸多挑战,如传统的信息屏障被打破,无数埋没的史料得以发掘,历史的讲述变得更为多元……在您看来,这些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史学研究与教学面临的挑战是否有所不同?

目前,朱克曼教授正在跟帕特里克·斯佩罗(Patrick
Spero)合编《美国革命重生:21世纪的新视角》国际史学会议的纪念文集。这本书将会在2015年年底或2016年年初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王希:最大的挑战我想应该是“信息革命”带来的影响。我这里指的“信息革命”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史料的增加,另外一个是史料保存和史料呈现的手段的变化。从史料的角度来看,所有历史学家都感到了电子化、数据化带来的影响。过去的学者做学问,一辈子所需要的材料可能在图书馆或私人藏书中就可以解决,现在就不太可能了。材料变得多元化了。材料包括原始史料,还有同行的研究成果,过去要一网打尽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则变得唾手可得,所以,原创研究需要参考的信息大大增加。现在的博士生写一篇关于美国革命史或美国民权运动史的论文,可以直接到美国图会图书馆甚至美国的地方档案馆网站直接读原始材料,或通过数据库下载材料,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现在的学生写论文,如何有效地消化越来越多的信息是一个挑战。

魏涛:
您好,朱克曼教授,请问您为什么要组织“美国革命重生”这个国际史学会议?您是否认为美国革命研究需要一次重生?如果是的话,您可否具体谈谈?

史料保存和史料呈现的手段也在迅速发生变化。以前无法长期保留的材料现在通过数据化的处理可以保存,无法见天日的史料可以被“复活”并在异地获得。史料的种类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物质文化、地理、声光、影像和自然景观等也通过数据化成为容易获取的史料。“信息革命”不但会影响研究问题的设置,而且也对传统的研究范式和人才培养方式提出了挑战。

迈克尔·W·朱克曼:
我之所以要组织这个史学会议,是因为我的朋友弗朗西斯·S·福克斯(Francis S.
Fox)希望我这么做。弗兰克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弗兰克曾是一名士兵、一个爵士音乐家和一名教科书出版商。后来,他自学成才,并成为一名一流的历史学家。2000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关于美国革命的史学专著—《自由的甜蜜之地: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北安普顿县在美国革命时期的苦难》(Sweet
Land of Liberty: The Ordeal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Northampton
County, Pennsylvania )。[vi]
之后,当他在撰写第二本史学专著的时候,他坚持认为美国革命的故事还是会在尘土飞扬、且收藏地方军事官员记录的旧档案中发掘出来。当然了,他也感到很苦恼,因为这样的军事和政治史在青年学者那里似乎显得有些过时了。于是,弗兰克提议组织一场史学会议。他希望召集青年学者,尤其是那些对旧档案感兴趣的史学工作者。他希望青年学者们可以用现在更加流行的(now-more-fashionable)社会和文化史研究方法来对政治和军事史进行新的整合。他召募了我,以及他的好朋友帕特里克·斯佩罗去构想和组织这么一个学术会议。为了促成这个会议的顺利召开,他还资助了一大笔资金。[vii]

“信息革命”也开始冲击专业史学的生存底线。专业史学经过长期的积累,形成了自己的“行规”和范式,即便曲高和寡,似乎也在所不惜。但在“信息革命”的冲击下,历史学家不再垄断历史知识的生产,要求参与到史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来的人与日俱增。他们不会等到历史学界的接纳,而会主动利用“信息革命”的便利来生产和传播历史知识。有远见和有责任感的专业历史学家需要考虑该领域的未来。其实所有的专业历史学家都需要思考,是继续抱残守缺,死守一亩三分地,还是勇敢地接受时代的挑战,将严格的专业化训练与史学知识生产的民主化结合起来?

帕特和我要衷心感谢弗兰克,不然我们是不会接受这份挑战的。但是,关于这个会议的组织,帕特和我并不认同弗兰克的那种构想。弗兰克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美国革命时期的军事和政治史。每当发现军队集合名单和军队工资表时,弗兰克都会显得异常兴奋。但在美国史学界,就我和帕特看来,弗兰克的这种构想似乎不大可能激发青年史学者们对军事和政治史的研究热情。尽管如此,弗兰克和我们一致认为现在的美国革命史学研究显得过时且令人沮丧。在最优秀的青年学者中,他们很少有人专门研究美国革命时期的历史。至于专门研究美国革命史的,那就少之又少了。个中的原因是不难看到的。

我们在准备《跨洋话史》这本书的过程中,深感中美大学历史系面临的专业挑战越来越相似,尤其是在教学方面。老师“垄断”知识、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的时代正在过去,在信息貌似过剩的时代,学生需要的是对史料的筛选和判断能力,需要去粗取精的甄别能力和融会贯通的批判能力。孙艳萍和费凯伯两位教授在书中谈他们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教世界古代史,应该对我们很有启发。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两种史学范式占据了美国革命史研究。一种史学范式试图从政治精英们在思想观念上的冲突来解释美国革命,另外一个则尝试着从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阶级对抗来解释美国革命。刚开始,这两种史学流派在史学问题上的分歧很有启发性。后来,当每个史学阵营里的代表人物巩固好他们在历史学界的重要地位后,他们就不屑于从其它学派聆听批评的声音了。他们之间的争议就显得越来越乏味,甚至令人颇感尴尬。在评估完史学界的研究现状后,有抱负的年轻历史学家觉得这两种史学论争毫无吸引力,也就没有更好的理由加入到他们的史学论战中去了。于是,青年历史学家把研究美国历史的主题转到其它对象上去了。

令人瞩目的“跨国史”转向

我们称这个会议为“美国革命重生,”是因为我们想重振(revitalize)美国革命研究。我们想让美国革命年代再次成为美国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革命史关联着我们国家的起源神话。或者说,在过去,它至少一直是。我们对美国革命的研究似乎有掉进一种枯燥的无关紧要性(desiccated
irrelevance)中去的危险,这将使美国历史的整个弧顶不能收拢。我们希望年轻一代的学者们对美国革命的事件、情境和影响的研究更有生机(more
vivifying)。我们希望这次会议的召开能再次激发学者们对我们国家诞生的兴趣。

中华读书报: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焦点和边界的历史研究占据主流位置,但近年来,力图突破和跨越这种传统分界的主题研究正蓬勃兴起。请问,与传统的民族国家历史研究相比,“跨国史”研究这一新的研究视野有何不同,意义何在?

魏涛:在参加这个会议之前,你们要求每位报告人提供一份长达10页左右的会议稿,并将它们上传到会议网站上,以便让参会人士提前阅读。在会议上,你们只给每位报告人8分钟的时间完成他们各自的会议报告。这种会议形式很新颖。你们是怎么想到要以这种方式来组织这次会议的呢?

王希:的确,国内外史学写作的一个趋势是“跨国史”研究或转向。这个“转向”实际上在美国学界至少已经进行了20多年,而且类似的研究以前也有,只不过不这样称呼而已。关于跨国史,我觉得有一点需要说明,一是它并不与民族国家史研究冲突,不存在谁要取代谁的问题。两者关注的主题和内容不同,使用的材料也不完全一样,都是“正宗”的历史研究。跨国史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史的衰落。绝不是这样。

迈克尔·W·朱克曼:
当我们开始构思和组织这场会议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如果我们想重振美国革命史的研究,这场学术会议模式必须富有活力。它既要使观众活动起来,也要让观众参与到会议讨论中来。它必须鼓励学者之间的相互对话,而不只局限在提问人和报告人之间的问答。这个学术会议必须跟其它会议不一样。

根据入江昭教授的解释,所谓“跨国史”关注的是那些“超越”民族国家国界或范围的事件、思想、运动、人物或发展,这些内容可以与民族国家内部历史有深厚的联系,也可以成为一种有自己内部逻辑的研究主体,而如果是后者,民族国家的历史就在其中扮演次要的角色。我所熟悉的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经典题目,如奴隶制史、废奴运动研究、社会改革思想等,很早以前就有历史学家采取了今天被称之为跨国史的研究方法。但新的跨国史有着更为全面和更为深入的关注点,更注重对商品、体制、思想和组织等在“国家”范围之外的政治和地理空间中的活动及其活动的结果与影响力的研究。当前跨国史的兴起,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国际交流的频繁推动历史学家走出“民族国家”的思维局限,把眼光投向更大的人类共同体,并关注共同的命运。从哲学意义上讲,跨国史研究是对传统的“国家”及其依附它的上层建筑的挑战。换句话说,“民族国家”并不具备人们所赋予它们的那种不可怀疑的政治神圣性。跨国史强调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外国历史、自然历史和非国家史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它阻止我们过分地迷恋民族国家的“神话”。

当然,其它会议也尽量鼓励学者之间在学术问题上的轻快交流。但是,这些学术会议的做法通常只是把会议报告人的论文提前上传到网站上,并让参会人士简明扼要地概括他们的论文内容,然后与听众进行问答对话。但是,一份12至30页左右的会议论文事实上需要听众们花许多时间提前阅读它。会议报告人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于是,他们更泛泛地总结他们自己的长论文。这就使他们花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他们的会议报告。做会议报告不是为了给听众催眠,但是给听众催眠的现象在学术会议上却经常发生。等到报告结束后,恍恍惚惚的听众们几乎很少有时间对论文的复述进行实质性的回应。当然了,对那些早已提前阅读过报告人论文的听众来说,大段的概括是会激怒他们的。

跨国史应该怎么做,或者什么是真正的跨国史研究,还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跨洋话史》中海安迪的文章是一个跨国史的作品。他讲的是美国和墨西哥的劳工领袖如何企图建立跨国劳工工会的故事。另外,卢淑贞和包安廉在他们对美国冷战史和美国的中华民国史的史学史梳理中,也举了一些有意思的跨国史例子。从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跨国史的主题之一是关注那些带着文化、思想、技术和习惯在不同的“人类社区”之间穿行和生活的人群。这样的研究非常有意思。这不正是全球化时代越来越被普遍感受到的现象吗?我觉得,做跨国史需要一种特殊的研究本领和技能,那就是,研究者必须熟悉其他国家的史学史,需要掌握多种语言,需要使用多国档案,最重要的,是需要学会用多种思维方式来解读材料,不然,一个人可能是在做“跨国史”,但实际上是带着“民族国家”的心态在做跨国史。

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会议形式。我们仍然要求会议报告人准备一份长达30页左右的论文。这些论文会收录在纪念这次会议的论文集里。但是,它们不是为会议报告而准备的。在会议上,我们要求每位报告人从他们的论文中提取精华,并将它们整理在一份10页左右的文章里,并让它足以传达报告人的论点和证据。随后,我们把这10页论文上传到会议网站上,并要求听众们提前阅读它们。大体而言,14篇论文就相当于140页的阅读量。确切地说,大部分听众可以完成这个阅读任务。结果证明我们这么做是对的。10页的提炼使得8分钟的报告得以成为可能。报告人可以完成这个任务。而且,报告人理所当然地知道听众期待着什么。8分钟的限时也是一种双重解放。它允许报告人从他们的10页论文稿自由离开。它也保证每个会议讨论小组有两倍多的时间来让报告人和听众之间相互交流,而不仅仅是完成问答环节。我们的观众总是满腔热情,并经常不守规矩地发表许多难以置信的提问和评论。

口述史、环境史、老年史的崛起

魏涛:
在这次会议上,你们选择了四个主题:“全球视野、”“权力、”“暴力”和“内战。”为什么要集中讨论这几个主题呢?

中华读书报:有学者在描绘外交史领域的史学史发展时使用了“跨域借鉴”一词,请问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史学实践中取得了哪些成果?

迈克尔·W·朱克曼:
在第一次会议方案设计上,帕特和我会见了会议顾问委员会。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共同讨论会议征稿的主题。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我们的会议主题将会自相矛盾。我们希望我们的会议主题足够新颖,以便能重振、甚至是改变美国革命研究的现状。但是,我们也需要合适的会议主题以征集会议稿件。换句话说,这些会议主题不那么新颖,但是历史学家们还在研究它们。最后,我们选取了在美国革命研究领域中尚未被完全开发的四个主题。尽管如此,历史学家仍然可以用新方法来对它们进行雕琢,仍然可以给它们充电而使它们动力十足。在更广义的美国历史研究上,这些研究主题还有相关性。同样,这四个会议主题看起来凸显了当代美国人的生活。因此,我们希望这些主题可以增进美国革命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共鸣感。

王希:“跨域借鉴”是卢淑贞文章里一个小节的标题,英文原文是Cross-Pollina⁃tion。我在翻译时有些犯难,觉得直译为“异花授粉”不太好懂,与她讨论过好几次,最后采用了意译的处理。书出版之后,我觉得还不如直译更好。卢教授是美国冷战史专家约翰·加迪斯的学生,受她老师的影响很深,她自己的研究是做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华人青年的教育问题,其中借鉴了其他领域的分析方法。这种做法在美国对外关系研究中被经常使用。其实,“跨域借鉴”并不是近期出现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社会史、新劳工史和妇女史的兴起就推动了这种研究模式的出现。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历史系就要求学生一定要极其熟悉和掌握至少一门历史学之外的人文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史和方法论。

在第一次讨论过程中,我们选取的四个会议主题分别是权力、暴力、内战和宗教。当我们征集到论文稿后,我们发现许多论文的主题都集中在权力、暴力和内战上。令我们颇感惊讶的是,我们几乎很少收到与宗教相关的论文稿件。在我们的征稿信息里,我们并没有使用大西洋视角或者全球史视角。但是,我们发现许多颇具吸引力的会议论文提案都是以跨国(transnational)视角来研究这三个主题的。因此,我们把全球史视角作为一个研究主题也就顺理成章了。

早期的“跨域借鉴”作品很多,我知道美国史领域中有伯纳德·贝林的Voyagers to
the West: 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Americ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借鉴人口学、人类学、统计学和历史地理的专门知识来研究革命前夕的移民问题),Paul
Boyer和Stephen Nissenbaum合着的Salem Possessed: The Social Origins of
Witchcraft(借鉴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知识来研究塞勒姆巫术案)等。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是孔飞利的《叫魂》和霍夫斯塔特的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在为《跨洋话史》贡献的文章中,包安廉从美国学者对中华民国史的近期研究中选了三本书来分析,指出了方法论和切入角度方面的新趋势。他选的三本书从统计学的使用、司法审判和民间网络的角度来描述民国的历史,这些主题在国内的民国史研究中并不多见。

当然了,如果把这四个研究主题视为重振美国革命史研究的唯一动力议题、革新性或者说是唯一方向,那就显得很愚蠢了。我们最终选择了这四个研究主题,但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并放弃了许多其它有价值的主题。尽管它们确实是在改变美国革命史研究,但我们并未发现有知名学者在做这些项目。

中华读书报:《跨洋话史》中有学者谈到老年史学、数字史学、口述史学和环境史学的情况。不知道这些专题研究在西方的发展状况如何?这些研究目前在中国处于什么样的水平?西方的同类研究,有哪些地方可资中国学者借鉴?

尽管如此,我们是这样安慰我们自己的:我们只是第一次倡导“美国革命重生,”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一次,也不是最后的一次。我们设想这种会议每过几年就可以连续举办。等到212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们希望那时候可以举办一个大型的且专门研究美国革命的学术会议。

王希:你问到这个问题,我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推动我们组织中美历史学家会议和编《跨洋话史》的动力之一就是介绍一些正在出现的史学领域。在你提到的几个领域中,口述史学出现较早,在美国是从1930年代开始的,但康艾琳教授在她的文章中提到,中国的口述史起源更早。环境史作为学科在美国的起源是在20世纪70年代,现在已经成为非常成熟的学科,声势浩大。老年史学或老龄史学比较新,根据波琳教授介绍,它在西方学界的发展也就20多年的时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一部通史。莫斯特教授把数字史学的起源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但它的突破是在20世纪80年代,起飞则是近十年的事情,相当年轻,但正如我们看到的,它将对史学研究和教学产生现在还无法准确估量的重要影响。

魏涛:
大西洋史,正如您所知道的,在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非常受欢迎。全球史也是如此。但是,为什么你们要求报告人从全球史的视角而不是从大西洋史的视角研究美国革命呢?

这些领域的出现与升温与全球化有关。比如环境史,最初找不到自己的领域归属——因为它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但现在变得很有规模,不仅有自己的刊物,还吸引了传统学科的学者加入。慧黛米教授本来是研究法国政治史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法国农民与政府围绕森林保护和使用的政治,但后来就转向做环境史了。她领衔写作了北欧环境史的通史,有5个国家的历史学者参与。你看,这也是一个做跨国史的例子,写跨国意义的研究题目,需要有各国专家的合作,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学家需要这样的合作。而口述史的迅速发展,与美国的公共史学迅速发展有关,而且也是史学的运用走向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来自个人、群体和非官方的记忆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重要材料。老年史学可被看成是社会史、妇女史和社会医学史结合而成的一个新领域。老年问题成为世界各国都必须面临的问题,虽然不是新问题,但老年人口的增加使它成为了一个具有研究意义的题目,因为它涉及传统的家庭关系的变化、社会福利、政府政策等。

迈克尔·W·朱克曼:
正如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事实上并未要求学者们从全球史视角来研究美国革命。我们收到了他们的会议论文,但是我们并未要求他们这么做,我们只不过使用了我们所收到的论文而已。同样,我们也可以视他们的论文为“大西洋史视角。”

至于中西在这些领域中的差距,我的观察是,对于中国史学界来说,数字史学和老年史学可能比较新一点,但口述史和环境史已经是中国学者十分熟悉的领域。我去年12月参加了国内的一个口述史会议,看到这个领域十分发达,参与者很多,成果也很丰富。上海、重庆等地的学者一直在做文革口述史整理,还有人在做知青口述史、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记忆等。这都说明,大家已经意识到口述材料的重要。有的材料现在还不能公开,但对将来的历史学家会非常有用。与美国口述史相比,唯一缺乏的是这个学科的统一和严格的学术和法律规范的建立。

事实上,以全球史视角为主题的第一个小组会议的四篇论文全是关于大西洋史的。我们用“全球史视角”来给第一个会议小组命名,就我个人而言,是因为我们感觉到大西洋史已走过了它的兴盛期(cutting
edge)。正如你所提到的,在美国早期史领域,它已非常流行。现有的研究文献甚至开始悲叹大西洋史的能量快要走向一个枯竭点(a
point of
exhaustion)了。在一个更加全球化而不是大西洋化的世界里,全球史视角看起来更合适、更有新意、且更有前途。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美国早期史学者开始发现东方,尤其是中国,在早期美国人的想象和意愿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在传统的美国早期研究史过程中,这些是不曾出现的。

历史学家必须学会与各种“权力”打交道

魏涛:
会议报告人是怎门从全球史或者大西洋史的视角来讨论美国革命的呢?您能否具体谈谈?

中华读书报:您曾经谈到,历史研究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政治性”。您在文章中梳理了1949到2009年这60年间美国史的写作与教学在中国的变化轮廓。作为一位长期从事美国史教学与研究的中国学者,您如何评价这一历史发展轨迹?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样,外国史研究与教学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外政治的影响,请问,在这样的前提下,历史学者如何发挥自己的能动性?

迈克尔·W·朱克曼:
我可以试试。但事实是,我们的报告人所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就如地球本身那么宽广。他们谈到了世界上的不同地方,问了许多不同的问题,并让所有参会人员狼狈不堪地试图寻找彼此之间的共同点,或者更有意思的关联。凯特·卡特·恩格尔(Kate
Carté
Engel)重点考察了美国革命时期北欧和北美的新教主义纽带;凯特琳·菲茨(Caitlin
Fitz)讨论了革命时期美国对拉丁美洲天主教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回应;亚伦·福格尔曼(Aaron
Fogleman)分析了美国革命时期欧洲和非洲人口在美洲移民比例的变化特征;另外,莱德·兰斯曼(Ned
Landsman)讨论了英国和苏格兰宪法联盟(constitutional
union)后的分立主权(divided
sovereignty)问题及其对美国革命的影响。[viii]恩格尔发现美国革命标志着英国和英属北美持不同政见者之间(dissenters)的长期合作关系的结束;菲茨发现美国革命造成了拉丁美洲长达近半个世纪反抗当地殖民政府的叛乱;福格尔曼认为,美国革命对大西洋世界中人口迁移影响重大,因为非洲和欧洲的许多契约劳工跨过大西洋后变成自由劳工了;兰斯曼认为,《联盟法案》(Act
of Union)对1776年达到高潮的宪法危机根本就没起过任何作用。

王希: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当下的历史(History
is past politics, and politics present
history)。”这是一句老实话,我很喜欢。我的理解是,特纳讲的“政治”,指的是一种权力关系。我们在生活中要处理各种关系,实际上是在权衡和界定不同事物和人群之间的权力关系,这就是政治。历史研究是因为“权力”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政治性”,其目的也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此“政治”非彼“政治”,政治有不同的种类,也有不同的层次。我最近一直在读不同国家历史学者写的美国史着作,包括前苏联美国史专家的作品,还有日本学者、法国学者、德国学者以及意大利学者等,你会感到各国学者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具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并不例外。外国史研究与教学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没有摆脱民族国家史学传统的限制,而且深刻地受制于本国与外部关系的影响。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也基本如此,不过限制要少许多。你如果比较一下各国的世界史教材,你可能很难找到一个立场绝对“客观”和“中立”的教材。史学要有叙事,有解读,解读就必须有立场,而立场就是“政治”。

他们四位报告人的论文并没有提到任何共同关注的问题,也就别提共同的论争或者共同的结论了。这意味着一种全球史的视角来考察美国革命还只在起步阶段。但是,在美国革命对美国本土以外的事务,以及美国本土以外的事务对美国人理解美国革命等问题上,这四位报告人提供了变革性的见解(transformative
insights)。这也意味着这种起步研究是非常有前景的。

然而,关键在于你希望你的作品带有何种种类和何种层次的“政治性”。你不能为了“权力”的需要而有意地去杜撰历史,或抹杀历史,抹杀记忆,那是一种很低层次的“政治”。你也不能为了证明某一种意识形态的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或某一种国家政治的绝对优秀或绝对低劣,而去精心挑选那些对你的论证有利的材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尊重史实,做扎实的研究,进行诚实的写作,表述属于自己的、独立的观点,就是他的最大的“政治”。当然,历史学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不能不受到大小环境中的“政治”的影响,因此他必须学会与各种“权力”打交道,并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写作空间。毫无疑问,这个空间的大小,与外部政治的种类和严酷程度有关,也与历史学家本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有关系。为写《跨洋话史》写作《作为政治的历史知识》一文时,我读了中国美国史研究开拓者一代人的大量作品,在佩服和感动之余,也有很多的反思,有的时候甚至会感受他们的内心挣扎。今天做美国史的中国学者也会有自己的挣扎,但他们的空间会大许多,信息多许多,见解会有所不同,因为他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学者们一致认为,尽管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公民存在政治分歧,但他们仍然维持了他们与英国人之间的亲密纽带。恩格尔的论文认为美国革命拆散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学者们也同样认为,美国革命并未削弱在美国、抑或在巴西、古巴和美洲其它地区的奴隶政权。福格尔曼指出,美国独立战争后,奴役劳动大幅减少,而自由劳工却成指数级别增长。同样,菲茨和兰斯曼提出了我们从未问过的问题,解答了我们从未思考过的困惑,并得出了我们从未期待的结论。重塑我们传统智慧的前景看起来是很鼓舞人心的,但它也充满着不确定性。

魏涛: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我觉得这是美国历史学家们第一次试图从“内战”的视角来考察美国革命。如果美国革命是一场“内战”的话,“内战”对美国革命时期的革命分子意味着什么呢?

迈克尔·W·朱克曼:
美国革命分子并不认为美国革命是一场内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观点否认了他们参加这场革命的道德制高点(moral
high
ground)。一场内战不可避免地夷平了反对派的力量。美国叛乱者认为殖民地是合乎德行的,而大英帝国中心却是腐化的。他们视自己为无辜的受害者,视国王和议会是霸道的压迫者(high-handed
oppressors)。更重要的是,内战这个概念承载着17世纪英国内战时期的革命内涵(connotations),传递着内战时期革命双方的不恰当行为,以及正义之士(good
guys)的模糊缺席。自封的(self-styled)爱国者既不认为他们要争取的是一个模糊的革命目标,也不认为他们要在道德上与敌人进行一场平等的较量。他们认为美国革命是一场任何人都不想错过的战役,要么争取自由,要么继续忍受专制。

历史学家们并不认为美国革命是一场“内战,”这是因为他们大体上采用了当代人架构当代事务的术语。当然了,南方的美国人最终认识到美国革命是一场内战,但他们是想为南方各州脱离联邦的分离运动提供合法性的依据。但是,南方叛乱州不仅失去了这场修辞性的战争(rhetorical
war),而且也失去了实际意义上的战争。1865年后,在战场上获胜的国家主义者也同样在教室、法庭和讲坛上获胜了。南方邦联军队诉诸武力的行动使得攻陷萨姆特堡之前那段时间里的宪法模糊性(constitutional
ambiguity)得以呈现出来。但是,当邦联军队在阿波马托克(Appomattox)向联邦军队投降后,美国人就不再认可(discredited)以战争方式来解决国家分歧了,也就不允许南北内战继续下去了。

在组织这场学术会议的时候,我们认为把美国革命视为一场内战的时机或许已经成熟了。会议的召开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在这四个会议主题上,内战是内容最丰富的,也是得到回应最多的一个。无论是视内战为一个讨论主题,还是视它为一个解释框架,它都挑战了我们对美国革命的认识。

魏涛:
“内战”当然是美国历史学家用来分析美国革命的一个有用术语。但是,我担心的是,历史学家们可能过于强调美国革命时期爱国者和效忠派之间的冲突。如果是这样的话,“内战”这个术语可能会偏狭或者过于简化我们对美国革命的理解。您觉得呢?

迈克尔·W·朱克曼:
不必担心这个问题。会议上的论文和讨论使用了相当开放(capacious)的内战概念。事实上,几乎很少有会议报告和讨论仅仅关注在爱国者和效忠派之间的冲突上。一些人提醒我们范围更广的战争才是一场内战:毕竟,美国革命时期的革命人士都是英国人;等到革命人士取得胜利,美国革命也不过是一场英国臣民(British
subjects)反对其它英国臣民的叛乱。

会上,许多扣人心弦的学术讨论和评述反映了美国革命时期爱国者和效忠派的普遍不满。正如一些论文所指出的,更大规模的殖民地人民试图不加入革命中的任何一方,这些数量是我们不曾想到的。在许多方面和许多地方,爱国者对那些仍然保持中立的中立派发动了战争,这比爱国者对效忠派发起的战争甚至还要多。另外,跟那些坚持殖民地自治或者主张依附国王的殖民地人民相比,主张独立的殖民地人民并不比他们多多少。正如马卓琳·卡尔斯(Marjoleine
Kars)和其它学者所指出的,殖民地的人民只是跟他们的同胞们(fellow
citizens)在战场上厮杀。在南卡罗来纳地区,边疆人士与沿海地区的政治精英们相互对抗。在18世纪60年代的规治运动中(regulator
movement),边疆人士的起事被沿海地区的政治精英们给镇压了;等到18世纪70年代,当沿海地区富裕的白人种植园主发起美国革命运动时,皮埃德蒙特平原的边疆人士继续反抗沿海地区的政治精英。

会上的许多报告人和评议人认为,战争不仅在在公共地方而且也在私密空间里创造了情感裂痕。规模小的内战使得共同体和家庭得以分裂。以纽伯特和费城这两个城市为研究案例,特拉维斯·格拉森(Travis
Glasson)和艾伦·沙利文(Aaron
Sullivan)展示了这两个城市的人民在革命时期的情感裂痕。通过专门研究一个费城家庭,金伯利·纳特(Kimberly
Nath)发现了丈夫和妻子,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引人入胜的情感裂缝。此外,如果只是心照不宣的话,更折磨人的战争肆虐了许多个体的内心和头脑,并让他们不得不在忠诚和独立,以及安全与信念之间作出抉择。

魏涛:几年前,美国南方史学家沃尔特· B·埃德加(Walter B.
Edgar)指出,为了帮助我们重新认识美国革命史,美国历史学家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但是,历史学家们似乎对美国革命时期的南方战场仍然关注不够。据埃德加所知,历史学家们对美国革命时期北方战场上的军事战役诸如莱克星顿和康科德战役、萨拉托加战役、以及约克镇大捷等早已耳熟能详。但是,他们对南方战场上的战役诸如卡姆登战役(Battle
of Camden)和国王山战役(Battle of King’s
Mountain)等知之甚少。我想知道:在这次会议上,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专门讨论军事史的会议小组呢?这是否意味着军事史已无关紧要?

迈克尔·W·朱克曼:
这个会议并不缺乏对军事史的关注。如果没错的话,跟最近研究美国革命的手册和读者文摘相比,它提供了研究战争史的更多可能性。我们会议中的两个主题—暴力与内战,就要求学者们讨论美国革命冲突中的军事因素。显然,在会议稿件中,我们并没有收到许多关于军事史研究的稿件。唯一一个例外是丹佛·布鲁斯曼(Denver
Brunsman)。布鲁斯曼研究的是海军人员的征用( naval
impressment),这与革命时期的海事问题是直接相关的。扎拉·安妮珊斯琳(Zara
Anishanslin)研究了美国革命时期的普通士兵,但那更多地是从物质文化和记忆的角度来研究的,而不是关于美国革命时期的军事战斗。军事史仍然是高中生教科书里谈论美国革命时期的那种类型。当然了,军事史书籍有时候也会入围畅销书籍的榜单,也会推动电影改拍。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军事史并没有吸引主流学术界的研究兴趣。

我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但它就是如此。专门研究军队的学者似乎只有查尔斯·罗伊斯特(Charles
Royster)和约翰·塞两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他们的研究著作影响了许多军事史学家。到现在,他们的著作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军事史学家通常只与对军事史感兴趣的同行进行对话,尽管他们也会偶尔给普通听众做讲座。但是,在学术界的历史学家通常只与他们在学术界的同行相互对话。学术界的历史学家与军事史学家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对话鸿沟,并各自保留了探视彼此的探视权(visitation
rights)。

在某种情况下,埃德加抱怨了历史学家对美国革命时期南方战线关注不够。但是,他和军事史学家们的许多研究成果已很好地作出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毫无疑问,构成历史学学科主流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和宗教史学家等因为无知而对美国革命时期的南方战线毫无热情。但是,他们对南方战线的冷漠丝毫不逊色于他们对革命时期北方战线的冷漠程度。

魏涛: 1986年,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琼·瓦拉赫·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她广为人知的史学论文“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术语。”[ix]
继斯科特之后,女性历史学家对妇女在美国革命时期的经历越来越感兴趣。与此同时,女性学者开始关注性别差异(sexual
difference)及其对男性和女性在认识美国革命上的影响。很明显,在这个会议上,妇女史和性别史的研究是缺失的。我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专门讨论妇女和性别的会议小组呢?

迈克尔·W·朱克曼:
无论是帕特还是我,抑或是这个会议的顾问委员会的任何一名成员,并非没有意识到性别的相关性。如果我们可以有五个会议主题的话,那第五个很有可能是它了。但是,由于我们在每个会议主题上使用了非常多样的研究案例,我们意识到了把它们随意抽取出来的重要价值。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们认为斯科特在学术转变过程中的成功鼓励着我们把性别史研究引向其它方向。我们希望这次会议的召开可以推动现在的性别史和妇女史研究,并探索它们尚未被开发的研究领地。

2012年,当我们聚在一起并规划会议方案的时候,性别早已在研究生们的美国早期史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我们没必要继续推动对它的研究了。我们想到的是这个会议可以更有效地推动这个领域里的新研究(fresh
research)和新思考。在会议征稿信息里,我们已对此进行了说明。我们认为工作、家庭、科技、奴隶制、语言、地理学、土著印第安人、环境、食物、性、社交网络和媒体等可能会帮助历史学家开辟美国革命史研究的新远景。尽管如此,我们从未认为我们的这四个研究主题将会终结这种研究。

到2026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类似的会议会把美国革命研究推动到一个高潮(a
climactic
one)。到时候,通过采纳其它会议主题,它会为美国革命研究提供更充足的机会。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在“美国革命重生”会议上看起来严重缺失的研究主题会成为后面其它会议上最迫切需要讨论的话题。

魏涛: 当我在大卫·
美国革命图书馆做档案研究的时候,我遇到了参加这场会议的报告人熊大维(David
Hsiung)。他跟我进行了好几次热情的对话,并向我分享了他从环境史的研究路径来研究美国革命的个人经验。熊教授告诉我,受他父母的影响,他从小就对化学很感兴趣。熊教授在耶鲁大学念的本科,主修分子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大三的时候,他转到历史专业。大四的那个秋季学期,他选修了环境史学家威廉·科罗农(William
Cronon)的本科生课程—“1840年以前的美国西部史。”在这门课上,科罗农讲授了许多后来收录到他的开拓性著作《土地的变迁:印第安人、殖民者与新英格兰地区的生态》中的内容。[x]
受科罗农那门课的影响,熊教授决定做美国革命的环境史。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熊教授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但他一直对化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这个会议上,通过研究革命时期火药制作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化学物质—硝(saltpeter),熊教授从环境史的视角来考察了美国独立战争。而在三十年前,几乎很少有历史学家用环境史方法来研究美国革命。但现在,正如您所知道的,受环境史学家诸如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和科罗农的影响,熊教授在探索美国革命史的新领地。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环境史取向的美国革命史研究的呢?

迈克尔·W·朱克曼:
熊大维的表现实在是太棒了。在会议上,他绝对出尽了风头。他的报告几乎跟他的论文毫无关系。但听完他的报告后,全场听众为他起立鼓掌。他向《公共平台》特刊撰写了会议评注。他的论文已被收录到了我们即将出版的“美国革命重生”会议论文集里。在所有报告人中,他是唯一一个有此殊荣的历史学家。就我个人看来,如果大维要把环境史和美国革命结合起来的话,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对硝的研究只照亮了故事中某个角落里一个非常狭小的地方。他的论文并没有勾画,甚至提出一个更加完整的蓝图。不管怎样,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通常都很困难。尤其是向大维这样一人独自研究,那就难上加难了。我们之所以从众多的会议提案中选择大维,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指出美国革命时期环境史问题的历史学家。

我们希望这个会议可以鼓励新的思考方式。我们很高兴收到了一份环境史的论文。我们关注火药和暴力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邀请了他。但是,我们也很清楚这种连接很牵强(far-fetched)。我们对火药不感兴趣,但我们更热衷于发出这么一个信号,美国革命可以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理解。无论是现在,还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也不认为大维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环境界定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毫无疑问,更多的历史学家会加入到大维的探索队伍中去。他们中的一个或者某些人,当然也有可能是大维本人,会弄清楚环境与美国革命之间的关系。

魏涛: 最近,这次会议上的报告人爱德华·康区曼(Edward
Countryman)与朱莉安娜·巴尔(Juliana
Barr)合编了一本新书—《美国早期史中的争议空间》。[xi]
通过详细研究美国早期史领域中的地图学史,巴尔和康区曼重新考察了诸如政治权威、殖民秩序、白人殖民者和土著印第安人之间的殖民遭遇和边陲等主题。您是怎么看这种地图学取向(cartographical
approach)的美国革命史研究的?

迈克尔·W·朱克曼:只要新的研究取向能给我们的美国革命研究提供新的研究前景,并超越我们长久以来对美国革命的理解,我就喜欢它们。我经历过的许多解释性突破(interpretive
breakthroughs)都来自于对历史文献的分析。那些文献就摆放在那里,但一直以来,历史学家就没对它们进行认真研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对美国革命时期精英思想意识的解释就源于他发现了已被遗忘长达两个世纪的革命小册子(pamphlets)。在尘土飞扬的历史档案里,贝林的批评者发现了因为遗忘而未被考察的税收目录、遗嘱和清单。于是,这些批评者用阶级冲突来批评贝林的解释方法和观点。当我们试图重新考察美国政治史的旧问题,并探索家庭、法律、地方、性别、经济、宗教和性经验史研究里的新主题的时候,很少有人去挖掘法庭档案中的宝贵资源。

文献档案的数量相当丰富,但很少有历史学家对它们进行梳理。尽管如此,这些文献档案还是不能跟物质文化研究所呈现出来的丰硕前景(teeming
possibilities)相媲美。在历史学家未开发的“历史文献”清单里,它们有房屋、家具、衣服、马车和货车、垃圾坑、田野和围栏、食品、以及人物肖像等。历史学家没有挖掘这些资源。历史学家也不可能接受所有专业的训练以挖掘这些不胜枚举的研究主题。确切地说,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地图是那些最具研究前景的历史证据中的一种。但是,长久以来,历史学家对地图就是看不上眼,或者把地图留给其它学科的专家们去研究。物质文化研究的巨大吸引力在于:人人都生活在一个房子里、穿衣服、使用工具、享用美食,并把不要的东西扔出去。物质文化使历史学家可以研究每一个人,而不只是有特权的那些人。

地图也有这种功能。地图可以使历史学家接近普通民众:通过街道调查,历史学家可以绘制普通民众的社区;通过研究他们的契据,历史学家可以绘制普通民众的财产界限;通过考察保险政策,历史学家可以绘制普通民众的房屋。与此同时,地图还扮演着其它更重要的作用。地图使我们了解帝国政府官员、国家统治者和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们的观点和远见。最近一些年,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些。但是,在绘制真实这个问题上,地图并不投射人对现实的假设和想象。到现在,我们还有许多需要学习。

魏涛: 非常感谢您接受这次访谈。祝您今天心情愉快!

迈克尔·W·朱克曼: 你也一样!

(魏涛,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博士候选人与讲师)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反思美国革命:迈克尔·
W·朱克曼访谈录》,载《新史学》,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6年1月,258-271。

[i] Common-place: The Interactive Journal of Early American Life, Vol.
14, No. 3, Spring 2014, ,
accessed September 10, 2014.

[ii] Michael W. Zuckerman ed., Friends and Neighbors: Group Life in
America’s First Plural Socie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iii] Michael W. Zuckerman, Almost Chosen People: Oblique Biographies
in the American Grai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iv] Willem Koops and Michael Zuckerman eds., Beyond the Century of
the Child: Cultural History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3).

[v] Paul Finkleman ed., Encyclopedia of the New American Na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1754–1829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05).

[vi] Francis S. Fox, Sweet Land of Liberty: The Ordeal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Northampton County,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vii] 关于这个会议的组织过程,见Patrick Spero and Michael Zuckerman,
“Introduction: The Conception of a Conference,”
, accessed
November 20, 2014.

[viii] Kate Carté Engel, “Transatlantic Protestantism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Revolution;” Caitlin Fitz,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s: A Reconsideration;” Aaron Fogleman,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ransatlantic Migration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and Ned
Landsman, “British Union and American Revolution: Unions, Sovereignty,
and the Multinational State.”

[ix] 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 : 1053-75.

[x] William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3).

[xi] Juliana Barr and Edward Countryman eds, Contested Spaces of Early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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