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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主要国家的强大也并非是由于其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先进,而是出于国家生存和竞争的需要,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

今天,亚洲当代艺术倍受国际广泛关注,亚洲认同也随之得到提升。这种文化转变显然与冷战后尤其是全球化带动的亚洲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和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有关。那么,为什么亚洲艺术问题要被提出呢?尽管亚洲艺术开始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但还是缺乏对亚洲艺术所包含的差异、传统、民族、宗教、习俗的细察和深究,基本上停留想象的亚洲。因此,问题的提出也就是思考和行动的开始。倘若要认清亚洲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独特性,就需要将亚洲当代艺术置于历史语境与现实发展的联系中加以考察。

孙义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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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谈论亚洲问题,一个主要针对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取向,因为亚洲地区的历史是被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所笼罩的;另一个针对是在亚洲内部发现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的想象空间。对于民族国家的预设和想象则是要把国家作为一个重要的核心。如果要想象一个超国家的空间,那就应采取一种批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取向。这种以一种区域政治结构来迎接和抗拒全球一体化的思路无疑是受到了欧盟模式的启发和影响。欧洲已形成了超越原来民族国家的新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以迎接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当然,欧洲的文化发展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超民族国家的整体政治架构之上的。因此,在这种对照之下,亚洲问题就显得非常的急迫和重要,既然艺术是一种文化理想的形式,那么以艺术想象来解释和建构超越亚洲性的可能性就显得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今天,对亚洲当代艺术的研究,它仍要被置于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来思考它蕴涵了差异和身份、传统与现代、里与外、包容与排斥相关联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如果要认识亚洲的当代艺术,应以理解亚洲一词的历史内涵为前提条件。虽然亚洲在地理上很容易描述它的位置,但它在文化上是个难以澄清其内涵的概念。这主要由亚洲文化包含的丰富而复杂的多样性所决定,因为无论是在宗教、文化、传统习俗,还是在现代化进程和社会体制上皆存在差异性。倘若以历史角度看,亚洲一词最早不是由亚洲人提出的,而是由欧洲人提出的概念。Asia一词最早是指希腊以东的地区,包括了今天的土耳其一带。在早期欧洲的概念中,亚洲就等于是东方之意,后来就衍生出了远东和近东的概念。17世纪以后,亚洲与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的地理概念相联系。可以说,19世纪以前亚洲人对自身归属亚洲的概念是含糊不清的,准确地讲,亚洲一词来自它之外的世界,即来自西方殖民主义对一个不同时间和空间位置的定义,也就是说,西方借此用以区别于自身的一种设定。今天的亚洲地理版图是以苏伊士运河划分亚洲和非洲的边界,以乌拉尔山脉划分亚洲和欧洲的边界,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界为其东南边界。这种亚洲地理概念也是伴随近代欧洲殖民主义的地理不断扩张才逐渐形成的。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亚洲概念与民族关系模糊及专制主义的基本特征相关,并通过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对比才建立起来的。因此,亚洲既是一个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上截然不同于欧洲大陆,又是一个内部高度分化的区域。关于亚洲概念在亚洲国家中的具体提出和运用,我们可以追溯到1885年3月16日日本近代变革先驱福泽谕吉在《世事新报》上发表的脱亚论,即脱亚入欧的观点,其主要意旨在于摆脱以中国为代表的儒教主义的封建关系,以图将日本建设成欧洲式的民族国家。实际上,福泽谕吉的思想深受1884年朝鲜李氏王朝发生甲申政变的影响,由于李朝的开化派试图采纳西方近代国家、社会、权力的思想模式进行改革,最终仅持续了三天便告失败。福泽谕吉洞察了这种政治变化,并非常认同开化派的进步思想,但这个事件给他很大震动对这种改革失败进行反思,并认为朝鲜李氏王朝改革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深受儒教文化的长期掌控。①
于是,他明确提出了脱亚的主张,这就意味着日本要走向改革之路,必须先要摆脱儒教文化的影响,才能建构具有欧洲式的自由、人权、国权、文明和独立精神的民族国家类型,其目的就是日本不再依赖在亚洲内部以中国为中心的儒教文化。1885年前后,整个日本的政治界和思想界已弥漫着求变的思潮。初任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就极力推行欧化政策,尽管也有以西村茂树为代表在《日本道德论》一书中提倡儒学道德复兴的主张,但文部大臣森有礼支持伊藤博文的主张,他明确提出:在现代提倡孔孟是迂腐的。他的理念代表了一种价值取向,脱亚实质上就是脱儒。因此,脱亚表达的改革思想,确立了日本近代国家的自我意识。与此同时,脱亚入欧成为了日本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口号,并被日本的极右翼势力和日本的殖民主义政策所利用,也就是将入欧的民族国家逻辑与入亚的帝国主义逻辑之间相混淆。在具体行动上,他们则转变成了入亚反欧,最终借解放亚洲之名发动了对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地区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实质上,日本以亚洲主义彰显了日本主义。
亚洲概念与社会主义运动有关,它本身就具有革命性的内涵。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在反抗殖民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明确提出了亚洲概念。如果回顾近现代历史,可以发现19世纪源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国际主义运动,它在思想和主张上批判民族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主义者们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各国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能不能支持本国政府去打击另外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工人阶级在民族冲突中所处于怎样的位置。在这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列宁提出了民族自决权的理论。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观点主要针对了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内部的革命者和知识分子如何对待弱小国民族自决的要求俄罗斯人怎样对待乌克兰的独立和波兰的独立的问题。因为列宁将社会主义运动既视为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又看成是一个国际主义的革命运动,他进而又从伦理的高度提出了要求,认为大国的革命者在这个关头不能站在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和态度上支持本国政府,而应支持小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他的这种批评观转化成了民族自决权的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宁开始关注亚洲,并在俄国革命前夕细察了1911年在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他在这个历史时刻发表了《亚洲的觉醒》和《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他在盛赞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②的同时,又鲜明地批判了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宪法完备、文明先进的欧洲正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③
依照他的观点,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各地的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斗争就被组织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他对为何亚洲是先进的和欧洲是落后的做了界定,亚洲被纳入世界范围去看待,它代表了在帝国主义阶段的世界革命的斗争。
1924年11月28日中国近代革命家孙中山在日本神户的一个商会上发表了题为《大亚洲主义》④的演讲,在这一著名的演讲中,他比较含混地区分了两个不同的亚洲概念:一个是没有完全独立的国家和作为最古老文化的发祥地的亚洲;一个是即将复兴的亚洲。显然,从这种区分来看,前者是指亚洲尚未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这是被否定的亚洲;后者则是指复兴的亚洲,它是以日本作为起点,因为日本废除了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了第一个亚洲的独立民族国家。换言之,亚洲复兴的起点不仅仅指的是日本,而是指的是民族国家。当孙中山看到了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时,他欢欣鼓舞地指出:日本人战胜俄国人,是亚洲民族几百年来第一次战胜欧洲人。⑤
他还以带有种族主义的语言区分白种人欧洲人和黄种亚洲人的民族主义的概念。非常有意思的是,孙中山有意地把作为白人的俄国从欧洲分离,因为在他看来俄国人主张的王道符合亚洲文化传统。与列宁的论述相比,孙中山更把视角深入到亚洲内部国家间的文化关系,他发现亚洲内部的国家交往关系是依赖于封建的朝贡关系来维系近代政治和近代经济的。他采用中国的王道和霸道的概念,强调一方面亚洲复兴的前提是建立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建立民族国家又正体现了欧洲殖民主义扩张的一种形式霸道文化。对于王道的叙述,他提到了封建的朝贡,具体以尼泊尔和中国的关系做了充分的例证说明⑥。孙中山提倡的王道试图将其融入到列宁主张的世界主义文化中去。所以,这种论述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亚洲的观念。这种思想也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俄国革命抱有非常理想化的理解,他在大亚洲主义中说:现在欧洲有一个新国家,这个国家是欧洲全部白人所排斥的,欧洲人都视它为毒蛇猛兽,不是人类,不敢和它相近,我们亚洲也有许多人都是这一样的眼光。这个国家是谁呢?就是俄国。俄国现在要和欧洲的白人分家,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主张王道,不主张霸道⑦
他以种族主义的观念把俄国人定义为欧洲人,又从现实的压迫关系将俄国革命运动则看成是亚洲的组成部分,构成了大亚洲主义的同盟。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脱亚入欧,还是大亚洲主义,亚洲仍是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每次提出的新议题都与民族国家和民族自决密切联系。倘若对这两种思想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福泽谕吉所想象的亚洲和东亚具有高度的文化同质化的范畴,都是儒教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文明,而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不是这样的,他特别强调了亚洲是所有宗教的发源地。所以,他甚至把俄罗斯和土耳其归入亚洲范畴,以民族国家解决内部的差异性,但并没有形成内部文化上完全一致的亚洲观念。也就是说,孙中山理想中的亚洲景象应建立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并不是类似于儒教式的单一文化,而是一种平等的政治文化,能够包容了不同宗教、信仰、民族和社会的形态。他的大亚洲主义以王道文化反对霸道文化,以恢复亚洲的民族地位和寻求一种平等解放的文化。基于这些论述,亚洲既是一个实体的地理概念,又是一个与历史相连而又存在差异的想象空间。
因此,亚洲不是一个绝对的隔绝的总合体,亚洲概念总是处于一种带有模糊的游离状态具有暧昧性和内在矛盾性的特征。亚洲概念交织了二重性,亚洲既包含了殖民主义和非殖民主义的内涵,又蕴涵了保守和革命的特征,更具有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意义。可以说,它是欧洲人提出的概念,既界定了亚洲,也塑造了欧洲人的自我理解。它与民族自决和帝国的视野相联系。
今天,全球化给亚洲带来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而且还体现在重塑亚洲的文化认同。尤其是在建构亚洲认同的过程中,亚洲正在由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逐渐向以文化为重心的时代转变。⑧
与冷战后亚洲地区紧张的国家关系相比,亚洲当代艺术则超越了各种各样的界限呈现出生机蓬勃的活跃景象,这种新的文化现象都是经过许多策展人、评论家、艺术家长期共同努力和奋斗的结果。如果考察这种现象背后的动因,它在本质上依然来自亚洲外部的作用和影响。在现代艺术史中,20世纪70年代,欧洲和美国出现了对以西方中心主导的20世纪艺术潮流的一元中心的质疑,但这股思潮并没有在广泛的领域中得到展开,甚至没有波及或影响到整个东方,尽管日本是个例外,但绝大多数的亚洲国家与西方之间是隔绝的。然而,1989年在巴黎举办的大地魔术师展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第一次向西方文化中心介绍了非西方国家的艺术,这不仅暗示了西方中心文化之外存在着未被认识和未被发现的共时性的现代艺术观念,而且也预言了多元主义文化时代的降临。与此同时,它无疑在艺术实践上动摇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从而导致了以西方中心的视点向多元文化视点的转移。这种非中心的艺术实践无疑预示了冷战之后国际艺术发展的新走向严格划分的中心与边缘的文化版图逐渐被溶解,并带动了非西方艺术的多元艺术的崛起。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剧,非西方国家/地区的社会政治体制变化和经济迅速发展不断强化了他者的文化自觉意识。尽管东方和西方都面临作为自身文化建设的战略选择,彼此都采用了多元文化的国际展览的形式,以实现相互间的对话与交流。于是,新的展览模式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蔓延。亚洲也积极参与和回应了这种文化变化,吸收或引进国际流行的展览机制来建构自身文化体系,也提高了自我意识和文化身份的伸张,重新审视自身文化的价值。亚洲各国从内部改善艺术环境,建立起了紧密的交流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多元主义文化的背景下,亚洲策展人、评论家和艺术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文化使命,他们借非中心、身份、跨边界的概念寻找与西方相对比、差异后的潜在可能性,力图把被动的选择扭转成主动的自决。他们还在艺术实践上超越了东西方之间的对立概念,尽可能摆脱作为西方想象的异国情调,以表明亚洲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一些中国、韩国、日本、印度、泰国、新加坡等国的评论家、艺术家、策展人充分发挥了各自的才智和能量,超越了现实的种种局限,提升了亚洲艺术在国际上的位置和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亚洲的策展人、评论家和艺术家在方法论和实践上给予了这样的暗示,亚洲当代艺术面对欧美为中心的艺术价值体系,怎样摆脱西方系统的模式而确立一个新的亚洲艺术形象?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层出不穷的亚洲当代艺术活动在亚洲或西方引起了广泛关注,并获得了比较广泛的学术影响。亚洲艺术展在西方展示并得到认识,逐渐发展和建立起了亚洲的双年展、三年展机制。虽然采用移植西方模式有一定必要的参考性,但这绝不意味着要生搬硬套,而是充分体现一种独立思想和自觉意识,更重要的是在展览组织和交流中探讨不同艺术间交流和影响的相通性,这才是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关键性所在。事实上,如果从现代艺术史角度看,可以发现艺术移植不仅存在亚洲艺术之中,而且也存在于西方艺术之中。二战之后美国重要的艺术家贾斯柏琼斯、约翰凯奇、莫尔斯库宁汉、罗伯特劳生柏等人就曾深受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的影响,禅宗思想曾在美国著名的黑山艺术学院盛行,当时该学院聚集的凯奇和劳生柏等艺术家都认识到东方与西方的思维差异,由于禅宗包含了宇宙是如何形成及如何解读时间和空间等东方观念,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既研读又实践。特别是凯奇就直接把禅宗观念具体应用到他自己的行为表演中,
涉及感性音乐的复兴和创新的可能性。
从现代艺术史的经验到今天全球化的现实来考察,我们根本不可能寻找一个纯粹和本质的亚洲,亚洲并不是一个隔绝的停滞地带,而是一个交流的动感区域吸收、融合、影响和发展。那么,策展人是否能从亚洲内部出发掘出一条新路呢?他们是否能从亚洲艺术与亚洲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联系中找到亚洲艺术的本质?
从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的发展来看,它们在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儒教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这与三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关: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就确立了君主立宪制;韩国是在80年代中后期走上了民主化;中国在80年代初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具有后社会主义的特征。当然,这种文化表征正反映三国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在亚洲政治经济条件下,谈论亚洲立场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在国际艺坛中亚洲当代艺术的民族性与他者如何建构,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又直接引出了最本质的问题:什么是亚洲?亚洲在哪里?亚洲人怎样认识自身?因此,这些复杂的问题似乎被亚洲艺术家在实践中所证明。
面对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的差异和重重困难现实,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现代国家的关系,亚洲还没有建立起欧盟模式的超级民族国家的先决条件,因为它的内部包含了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习俗、宗教和政治因素,像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道教、锡克教和儒教等都起源于亚洲,用任何单一的文化来概括亚洲都是难以有说服力的。与欧美相比,亚洲更具多元文化的特征。它的差异性基本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发展延续的结果;一方面是殖民主义、地区战争和冷战等遗留的影响。
尽管全球化时代早已降临,但亚洲在殖民主义时代和冷战时期遗留的矛盾和冲突仍在延续,并在新的国际环境条件下衍生出新的问题,诸如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克什米尔领土纠纷、中国、韩国与日本间关于历史问题争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虽然这些各种各样的复杂现实性阻碍或限制亚洲艺术的交流,但艺术作为一种乌托邦理想和一种自由的表现形式,它往往超越国家疆界和意识形态的约束,以宽容的态度去吸收和融合别的文化。亚洲艺术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构和发展的。实际上,亚洲性指的是在艺术创作中的亚洲主体性,是一种铭刻了文化身份的表现形式,是一种建立在语言、传统、宗教基础上的差异性的文化话语。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亚洲性的艺术理想应该是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重新建构一个想象的文化空间,它的基本前提就是必须确立两个明确的目标,即对内消解国家中心,对外则抵抗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对亚洲艺术实践者而言,这既是一种文化策略,又是一种文化使命。21世纪的亚洲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它建构了由语言、信仰、历史组成的想象空间,并鲜明地区分了自我与他者的认同基础。在亚洲区域,只有尊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思维方法作为共存的前提条件,才能实现多样文化的生长,才能使文明价值得以延伸和发展,才能看到丰富而生动的亚洲文化图景。实际上,亚洲国家的现代性不是单一的,而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模式。这恰恰证明了亚洲想象的文化空间所蕴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如果考察一下当代亚洲艺术的新动向,不难发现亚洲艺术家具有共同或相同的特征,他们都试图创造一个超越亚洲性的空间,即一种互主体性的空间生产,这种艺术生产不仅建构了作品与观众、观念与社会、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扩张和延伸了艺术观念的表现形式。他们的目的主要在于表现亚洲艺术家的自尊、信心、想象力和创造力。今天,亚洲的主体意识并不是表现时髦的文化风格,而是再现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亚洲策展人、评论家和艺术家具体通过对亚洲传统、宗教、社会、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问题的揭示,提高了亚洲艺术的高度和深度。我想,认清亚洲这一历史概念内涵和艺术现象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进一步实现亚洲当代艺术的理想。我们必须通过行动促进亚洲内部与外部的文化互动。亚洲已从抵抗和苦恼、偏见和歧视中走出来,并正在迈向协调和发展,亚洲人既重新思考亚洲新的秩序,又重新定位亚洲文化。因此,与以历史观念的角度思考亚洲相比,作为方法论的亚洲或建立交往机能的亚洲在今天就显得尤为重要。注:①福泽谕吉这样说道:我日本国土在亚洲东部,但国民之精神已经摆脱亚洲的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为今日谋,我国不能不等待邻国之开明,一道振兴亚洲,与其脱离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度共进退,还不如接引支那、朝鲜。参见《福泽谕吉全集》第十卷第238-240页。②亚洲的觉醒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47-448页。③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49页④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01-409页。⑤同上,第402页。⑥在晚清和辛亥革命前后,晚清中国的国力已走向极其衰弱的状态,小国尼泊尔仍坚持向中国朝贡,由于当时英属印度阻断尼泊尔的南面传统朝贡路线抵达中国,他们于是选择了翻越险峻的喜马拉雅山北麓,把朝贡的东西带到中国。孙中山认为尼泊尔的朝贡实际上与王道文化有关。⑦见《孙中山全集》,第409页。⑧除了以往出现的众多的电影节,90年代以来,亚洲还出现了许多国际性的艺术双年展,包括:光州双年展、上海双年展、釜山双年展、台北双年展、福冈亚洲三年展、横滨三年展、广州三年展、北京双年展、新加坡双年展及南京三年展等。这些事件都预示了亚洲文化的转向。Where
is Asia?
Huang DuIn recent years, the contemporary Asian art has been
concerned internationally, and the Asian identity has also been
enhanced. Such a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s obviously related with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continual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awareness, which were brought about by globalization. Why,
then, the Asian art issues to be raised? Although the Asian art was
received widespread, but there still lack of understanding and
comprehension of Asian art, includes differences, traditions, ethnics,
religions, customs, and stick on an imagined Asia. Therefore, the
raising of questions is the beginning of thinking and action. If they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queness of the Asian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they shall be able to place the Asian
contemporary art in a historical context, and exam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ality.In fact, when one is talking about Asian issues,
he is aimed at the orientation of major European egocentrism, because
the region is clouded by the history view of Western egocentrism;
another view is to found the imagined space for a political structure
beyond national states inside Asia. The pre-assumption and imagination
for a national state takes the national state as a core. If we imagine a
supra-national space, it should take a nationalist orientation which
criticizes to centre the nation state as the core. Such a thought of
receiving or disputing the idea of globalization by regional political
structure, undoubtedly is impacted and inspired by EC model. Europe has
shaped a new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beyond the original
national-states, to face the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globalization.
Of course, European cultural development is the established upon such a
whol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super-national state. Therefore, in this
contrast, the Asian issue seems very urgent and important; since art is
a form of cultural ideals, then it has particularly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ain and build a possibility of supra-Asia in
artistic imagination.Today, research of the contemporary Asian art still
has to be placed in a historical context-it contained a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which linked to difference and identity, traditional and
modern, inside and outside, inclusive and exclusion. In fact, if we want
to recognize the contemporary Asian art, as a precondition, we shall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connotation of the word Asia. Although
geographically it is easy to locate the Asia, it is culturally difficult
to clarify its meaning. It is determined by abundant and complex
diversity of Asian culture, because they are different in religion,
culture, tradition, custom, or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social system.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oncept of Asia is not
brought forth by Asians firstly, but by Europeans. Asia originally
referred to the area to east of Greece, including the region of Turkey
today. In the early European concept, Asia was equal to the East, and
then it was derived concepts of Far East and Near East. After the 17th
century, Asian was linked with the geographical concept of colonial
expansion among Europeans. It can be said that Asians own concept of
Asia was ambiguous before the 19th century. Accurately, the notion of
Asia came from the outside of Asia, that is, from a definition for
different time and spatial location by Western colonialists. In other
words, the Westerns discriminated others from themselves with such an
assumption. The geographic territory of Asia today is divided by the
Suez Canal, which became the border between Asia and Africa; and Ural
Mountains became the division between Asia and Europe; the common
boundary between Indian Ocean and the Pacific as its southeast borders.
Such a geographical concept of Asia had been formed with geographic
expansion of modern European colonialism gradu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istory, the notion of Asia is linked with fuzzy ethnic
relationship and despotism, and is built through the contrast with
countries in Europe. Therefore, Asia is not only different from European
continent in political system, economic system and cultural tradition,
but also a highly divisive region inside.Concerned with the bringing
forth and application of the Asia concept in Asian countries, We can be
traced back to March 16, 1885, when Fukuzawa Yukichi, the modern
Japanese transformation pioneer (1835-1901) announced a theory of from
Asia, that is the view of breaking away from Asia and joining Europe, in
Under the Hong Kong Daily News. Its intention is to rid itself of the
feudal relations representative by Chinese Confucianism (tributary
system), and to intend to build Japan as European-style nation-state. In
fact, this idea was influenced by 1884 Coup in Korean Lee Dynasty. The
civilized faction in Lee Dynasty uncivilized faction tried to adopt
modern Western ideological model of the country, the society and the
power to reform their own society; ultimately, the coup lasted for only
three days before its failure. Fukuzawa Yukichi penetrated such a
political change, and agreed with the enlightened thinking of civilized
faction, but this incident gave him a great shock; he reflected this
unsuccessful reformation, and thought that the reason of failure of
Korean Lee Dynasty lied in long-term control deeply by Confucian
culture[1]美高梅网上平台入口 ,. Therefore, he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deviating
from Asia, which means that if Japan want to move toward the path of
reform, it must shake off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at first, in
order to build a nation-state type with the European-styled freedom,
human rights, State, civilization and independent spirit. Its purpose is
to make Japan no longer to rely on Confucian culture which centered in
China within Asia. His idea represented a value orientation, and
deviating from Asia is in essence deviating from the Confucianism.
Therefore, deviating from Asia expressed the reform ideas, and
established the modern Japanese national self-awareness. Meanwhile,
deviating from Asia into Europ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logan for the
rising of nationalism in Japan, and has been adopted by the extreme
right-wing forces and the Japanese colonial policy, that is, confusing a
national state logic of joining Europe with the logic of imperialism of
joining into Asia. In concrete action, they had been transformed into
Joining into Asia against Europe, and Japan launched aggression and
colonial rule in China, Korea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 by the pretext
of liberating Asia. In essence, Japan demonstrates Japanese egotism with
Asian-ism. The concept of Asia is linked with the socialist movement and
bears revolutionary connotation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movement had thrived full of vitali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against colonialism and capitalist expansion, the
socialism explicitly put forward a concept of Asia. If we trace back the
modern history, we can found that, socialist movement originated from
19th century in Europe is in fact an internationalist movement. It
advocates and criticized nationalism in thinking. Before World War I,
Socialists had to face a serious problem if or not all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working class in a country can support their government against
another imperialist nation,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ir own ethnic conflict. In this special social background, Lenin made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Lenins views on the point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mainly targeted at how the revolutionaries
and intellectuals in a large country as like Russia to treat of the
demands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in some weak nations — the
Russian people how to deal with the issues of independence in Ukraine
and Poland. Lenin regarded the socialist movement as a national
movement, also an internationalist revolutionary movement, hence he
further made an appeal in a high ethical level, that revolutionaries of
major nations at this juncture cannot support their own government with
a position and attitude of chauvinism, and shall sustain the national
independent movement of minor countries. His critic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n idea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In this background, Lenin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Asia, and scrutiniz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broken out in China in the ev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He published
The Awakening of Asia and The Backward Europe and the Advanced Asian
(1913) then, and praised that the political life is boiling up in China.
And social movements and democratic upsurge is developing full of
vitality[2]. Meanwhile, he also criticized that a Europe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rich culture, complete constitution and civilization is
supporting all backward, dying and medieval things[3]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bourgeoisie. According to his view, capitalism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imperialism, and social struggle of the oppressed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has been organized into the category of worl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this sense, he defined why Asia is advanced
and Europe is so backward, and Asia had been view with a world view, it
represents the world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the imperialist stage.In
November 28, 1924, Sun Yat-sen,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1866-1925), delivered a speech entitled Great Asia-ism[4] at a
Chamber of Commercial in Kobe, Japan. In this famous speech, he made
vaguely distinction between two different concepts on Asia: One is not
fully independent state and as the most ancient cultural birthplace;
another is the forthcoming rejuvenated Asia. Clearly, in such a
distinction, the former refers to Asia which had not yet to establish a
new political structure of national-state; it is the negative Asia; the
latter refers to the rejuvenated Asia, which is based on Japan as a
starting point, because Japan had abolished all unequal treaties with
the Western, and became the first independent nation in Asia. In other
word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rejuvenation of Asia, not just in
Japan, but refers to the national state. When Sun Yat-sen saw that the
Russo-Japanese War ended in Japan’s victory, he happily pointed out, The
Japanese defeated Russia; it is the first time when the Asian nation
defeat Europeans for centuries[5]. He also mad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white Europeans and the yellow Asians with racist language. It is
interesting that Sun intended to differentiate Russians as the white
from the Europeans, because in his view, the Russian people stand with
Asian cultural heritage for their kingcraft (wang dao). Compared with
Lenin’s exposition, the Sun Yat-sen deepened his view into cultural
relationships among intra-Asian countries, and he found that relation of
intra-Asian countries is dependent on feudal relations of tributes in
order to sustain modern political and economy. He used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kingcraft and hegemony (ba dao) to stress that,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state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revival of
Asia, meanwhil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state embodied a
another form of the European colonial expansion that is hegemonic
culture. During the analysis of kingcraft, he referred to the feudal
tributary, and illustrated by an exampl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pal and China[6]. The kingcraft advocated by Sun Yat-sen tried to
combine it with Lenin’s ideas of cosmopolitism culture. Therefore, to
some extent, the discourse transcend beyond the concept of Asia. Such a
thought reflected also the idealistic understanding of Russian
revolution by some intellectuals at that time. In Great Asia-ism, he
said, Now there is a new country in Europe, which is rejected by all the
whites in Europe, and regarded as poisonous snake and wild animal, not
humans, and dared not to approach. There are also many people in Asia
who hold such a view. What is this country? It is Russia. Now, Russia
will separate itself from Europe of the whites. Why does he do so? It is
because of he claims of the kingcraft, not the hegemony…[7]He
defined the Russian as European by racist perception, and regarded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s a part of Asia from the real
relationship of oppression, and it constituted an alliance of great
Asia-ism. In this sense, whether deviating from Asia and joining with
Europe, or Great Asia-ism, Asia still remains a category beyond the
national-states; each new issue should be linked with the national
states and ethnic self-determination. Comparing these two ideas, we will
find that the Asia and East Asia imagined by Fukuzawa Yukichi were
civilizations built upon the Confucianism with a cultural homogeneity;
however, great Asia-ism put forward by Sun Yat-sen is not the case. He
particularly stressed that Asia is the birthplace of all religions
(Christianity, Buddhism, Islam and Confucianism). Therefore, he even
brought Russia and Turkey into Asian category,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internal difference with national states, but he did not form the same
concept of Asia at internal culture. In other words, in his ideal, the
Asia shall establish an internal uniformity, and such unity is not the
single culture similar with Confucianism, but an equal political
culture, to be inclusive of different religions, beliefs, ethnic and
social forms. His great Asia-ism opposed the hegemonic culture with
kingcraft culture, in order to restore the national position of Asia and
to seek a culture of equality and liberation. Based on these
discussions, Asia is a noumenal geographical concept, as well as an
imagined space linked with history and existed in differences.Therefore,
Asia is not an absolute and secluded synthesis; the concept of Asia is
in a fuzzy and dissocialized state with a characteristic of ambiguous
and contradictory natures. This concept interweaved a duality. Asia
contains both connotations of colonialism and non-colonialism, with
implications of conservative and revolutionary features, also with both
nationalist and internationalist significances. It can be said that, it
is put forward by the Europeans, defining the Asia and shaping the
self-comprehension of the Europeans. It is linked with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vision of empire.Today, influences brought
forth by globalization to Asia, not only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Asian economy, but also reshaping of the Asian cultural identity.
Especially, in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sian identity, Asia is
transferred into an era focusing on culture, from a time centered on
economy.[8]Compared with tensional n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sian
regions after the Cold War, contemporary Asian art goes beyond all kinds
of boundaries, and presents a thriving scene full of vitality. This new
cultural phenomenon is the result of long-term concerted efforts by many
curators, critics and artists. If we study the motive behind it, in
essence, still comes the external influences outside Asia.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art, in the 1970s of 20th century, there appeared a
question on the unitary centre of art trend led by the West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it does not spread in a wide range of fields,
not even affect or influence the whole East, although Japan is an
exception; but the vast majority of countries in Asia were isolated from
the West. However, in 1989, the Magiciens de la Terre hold in Paris
became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for it introduce at the first time
the arts from non-western countries to the center of Western culture.
This is not only implied that there exists modern art concepts had not
been recognized and discovered, but also predicted the coming of an era
of pluralistic culture. Meanwhile, it undoubtedly shook the value system
of western center-ism in artistic practice, which led to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view of focusing on the west to 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Such non-center art practice undoubtedly indicates a new
trend of international art development after the Cold War, that is,
dissolving of a strict separation between the center and fringed
cultural territory gradually, and has led the rising of non-Western
multicultural arts. Especially since the 1990s, as globalization
intensifies, changes of non-Western countries / territories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tinue to
strengthen a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others. While the East and
the West still confront with their own strategic choice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both adopt a multi-cultural form of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dialogue and exchanges. So, a new
exhibition model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in an alarming rate. Asia is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and responds to such a cultural change,
absorbing or introducing the international fashionable exhibition
mechanism to build their own cultural system; it also raises the
self-consciousness and promo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re-examines their
own cultural values. Countries in Asian improve the art environment from
the inside, and establish a communicating relationship.Since the 1990s
of 20th century, Asian curators, critics and artists have gained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ultural mission in a context of
cultural pluralism; they seek for a potential compared with the West by
the concepts of non-center, identify and cross-border, attempted to
reverse the passive choice into an active self-determination. They also
transcend beyond concepts of opposi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get rid of the exotic one imagined by the West as far as possible, to
express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some countries,
as like South Korea, China, Japan, Thailand, Singapore and etc, critics,
artists and curators exert their talent and energy, get over a number of
limitation of reality, elevating the international position and
influence of Asian art.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Asian curators, critics
and artists grant such a hint in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that
confronting with the artistic value system centered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how can the contemporary Asian art get rid of western
system and model, and establish a new image of Asian art?In fact, since
the 1990s of 20th century, while the emerging Asian contemporary art
activities had caused widespread concern, and gained broadly academic
influence. Asian art exhibitions initially show and get understanding in
the West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mechanism of Biennale and
Triennial. Although it is necessary to transplant the western model, it
does not mean rote mechanically. It shall fully reflect an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self-awareness. More important is to explore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fluences among different arts in the organizing and
intercourse of exhibitions. This is the key to realize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fact, if viewing from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modern art, one shall find that the transplant exist not only in Asian
arts, but also in Western art as well. After World War II, the important
United States artists, such as Jasper Johns, John Cage, Merce
Cunningham, Robert Rauschenberg and others, have deeply influenced by
Suzuki Daisetsu the Japanese Zen master and the thought of Zen has been
popular in the famous institute, The Black Mountain College, when some
artists gathered in the institute had recognized the difference in
thinking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s Zen contained the oriental
concepts of formation of universe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they were interested in both reading and practicing. Cage, in
particular, applied the concepts of Zen directly into his own
performances, involving with the revival of emotional music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nnovation.Viewing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history of
modern art to the realities of globalization today, we impossibly to
find a solid and essential Asia for Asia is not an isolated zone of
stagnation, but a dynamic regional of communication-absorption,
integration, impact and development. Then, if or not the Asian curators
could exploit a new path from within Asia? Whether they could find out
the nature of Asia art from the connections of Asian art with Asian
society, politic and cultures?View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
South Korea and China in East Asia, they generally expressed a cultural
nature of Confucian culture of capitalism, and it is linked with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these countries. Japan established the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n Meiji Restoration; South Korea embarked on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80s; when China implemented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in early 1980s, it has a strong feature of
post-socialist-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istic market economy and
socialist ideology. Of course, such a culture reflects the commonality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nations.In the Asi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talking about Asian position is a thought-provoking
question how to establish the national characters and oth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art scene and how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y also directly lead to the most essential question:
What is Asia? Where is Asia? And how do Asians recognize themselves?
Therefore, these complex issues seem to be proved in the practices of
Asian artists.Faced with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numerou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no matter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r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countries of Asia have
not yet establish a prerequisite of super national-state in European
model, because of it contains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customs,
religions and political factors, such as Buddhism, Judaism, Islam,
Christianity, Hinduism, Taoism, Confucianism and Sikhs have all
originated in Asia; it would be convincing to sum up Asia with any
single culture. Compared with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ia is
characteristic of more multi-cultures. The basic difference stems from
two aspects: one i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historic development, while
there still are impacts left aft by colonialism, regional wars and the
Cold War.Despite the globalization era has arrived, the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left from the era of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still
continue, and derive into new forms in new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such as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Iran’s nuclear issue, the Korean
nuclear issue, disputation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in Kashmir
territory, controversial among China, South Korea and Japan on the issue
of history, war in Afghanistan and the war in Iraq, and etc.Although
such a wide variety of complex reality hinders or limits the
communication of Asian art, as a Utopian ideal and a form of free
expression, art is often transcend beyond national borders and
ideological constraints, and assimilates other cultures with the
attitude of tolerance and integration. It is on such a basis that the
Asian art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In fact, the Asian refers
to the Asian subjectivity in artistic creation, that is, a form of
expression to the cultural identity, a cultural language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of languages, traditions and religions. In this sense, the
artistic ideals beyond the Asian nature should be a transcendence beyond
the national borders, re-construct an imaginary cultural space, and its
premise is to establish two clear objectives, that is the internal
dissolving of national center and externally resisting of the language
hegemony in the Western culture; concerning with the Asian art practice,
it is a cultural strategy, as well as a mission. In the 21st century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odern national states, it constructed a
space of imagination by language, beliefs and history, and distinct
clearly the identifying basis between self and the others. In the Asian
region, only by respecting the different languages, values and ways of
thinking as a prerequisite for co-existence, it will be able to see the
rich and vivid Asian culture. In fact, modernity of Asian countries is
not a single, but contains a variety of models. This just proves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implicated in imagined cultural space in
Asia.If we investigated on the new trends of contemporary Asian art, it
is not difficult to discover that Asian artists have common or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and they all tried to create a space transcend beyond
the Asianess. Main purpose of new contemporary Asian art exhibitions and
art events is to express the self-esteem, confidence,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of artists in Asia. In the age of global mobility, Asian
awareness of subjectivity is not the popular cultural style expressed of
fashions, but depicts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Asian curators, critics and artists improve the height and depth of Asia
art through the revelation of issues, such as Asian traditions,
religions, politics, societies, cultures and daily lives. I think that,
the purpose of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Asian the
historic concept and phenomenon of art is to realize further ideals of
Asian contemporary art. We must adopt action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of Asia with the outside. Asia has got out from the
resistance and anguish,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and is heading in
the direction of coordination and development. Asians not only rethink
about the new Asian order, but also re-position the Asian culture. Thus,
comparing with the thinking about Asia with a view of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sia as a methodology or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cation
function appears to be most important today. Notes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近代欧洲先于中国等东方诸帝国走向了强大,这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比东方国家先进吗?是不是可以认为近代欧洲的政治制度是欧洲列强率先走向强大的保证?考察欧洲历史后,得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内容提要
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长期以来是欧美学术界的学术热点之一。在其漫长的研究历程中,主要经历了四种研究范式的变革:理性主义范式、浪漫主义范式、新社会科学或人类学范式、现实主义范式。而在阐释体系中,自然、社会、文化领域的跨学科综合分析、真实性与可感性以及重视微观问题等成为时下研究的常态。

一、频繁的战争导致欧洲军事强大

[1] Fukuzawa Yukichi said, Japanese land i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Asia, but the national spirit has freed itself from Asia’s habits and
shifted to Western civilization. However … for today’s interests, we
have to wait for the enlightened in neighborhood and revitalized Asia.
It would be better to guide China and Korea rather than to be divorced
from them a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western civilized nations See The
Complete Works of Fukuzawa Yukichi
Vol. X (Tokyo: Iwanami, 1959), pages
238-240.[2] The Awakening in Asia, see Selected Works of Lenin,
volume 2, t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3, pages 447-448.[3] The
Backward Europe and the Advanced Asian
, see Selected Works of Lenin,
volume 2, t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3, pages 449.[4] Speech
to the Kobe Meeting and other 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 see The
Complete Works of Dr. Sun Yat-sen
, Beijing, China publishing house,
1986, pages 401-409.[5] Ibid, p 402.[6]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after 1911, China’s national strength had been plunged into an
extremely debilitating condition. Nepal as a minor country adhered to
tribute to China. Since then British India blocked to the south of Nepal
the traditional routes by which tributes arrived in China, so they
chosen to traverse the north steep cliff of the Himalayas, and brought
tributaries to China. Sun believed that Nepal’s tributary actually is
linked with the culture of wang dao.[7] See The Complete Works of
Dr. Sun Yat-sen
, pages 409.[8] Other than the large number of film
festivals (Hong Kong Film Festival, the Shanghai Film Festival,
Singapore Film Festival, Tokyo film festivals, etc.), there are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Biennales since the 1990s in Asia, including : Kwangju
Biennale, the Shanghai Biennale, Busan Biennial, the Taipei Biennial,
Fukuoka Asian Triennial, Yokohama Triennial, Guangzhou Triennial, and
Beijing Biennale. These incidents have foretold the shift of Asian
culture.(Translated by David Mao)

数个世纪以来,近代早期巫术史研究一直是欧美学术界的学术热点,由此使得研究领域日渐宽广,相关出版物不断涌现,学术争论没有停止。在其漫长的研究历程中,主要涌现出四种研究范式。
一、 理性主义范式
18世纪早期,理性主义者强调演绎推理的绝对性,而将中世纪视为以猎巫为典型特征的野蛮、迷信的黑暗时代,并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专制。为此,法学教授托马修斯于1701年发起巫术史上第一次反教权主义运动。[1]随后,在启蒙运动思想指引下,反教权运动不断深入。19世纪,众多学者承继了理性主义观念,如乔治•康拉德•霍斯特就相信进步的德国人在18世纪前就同猎巫行为作斗争,法国人儒勒•加里内也为其先辈打着相似旗号。19世纪40年代,德国学者威廉•索尔丹再次发起反教权运动,认为巫术是由教会和宗教法庭法官发明的并不存在的一种罪行。[2]
20世纪早期,科隆档案学家约瑟夫•汉森再次阐释了这一思想,这也直接启发了后来一些学者,如乔治•伯尔采用宗教政治观点来为新兴民族国家与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提供辩护。[3]理性主义者还在哲学、医学、法学等领域,尤其是在猎巫运动的结束中找寻理性进步的例证,如20世纪30年代,格雷戈里•齐尔伯格就曾称颂16世纪的巫术怀疑论者约翰•韦耶为医学精神病学的奠基人和弗洛伊德思想的先驱。而弗洛伊德事实上也的确曾向韦耶致敬,认为医生证明自身的正确方法是治愈病人而非将其烧死。[4]
这种解释范式经历了时代变迁并一直延续至今。理性主义巫术研究范式的特点即在于反对教权,反对封建专制,视猎巫为政府、教权专制的非人性的表现,以证明中世纪的非理性,从而否定中世纪并宣扬历史理性发展的进步性。在许多学术著作、新闻杂志、广播媒介、博物馆和大众出版物中仍更多地沿用了这种解释体系,将猎巫视为残忍、愚昧和恐怖的故事。英国、瑞士等地也多次出现民众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向被处决巫师道歉等纪念活动。
应该承认,这种理性主义历史认识论常常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来的世界近现代史简单化为一部精神祛魅的进步史,而传统基督教信仰就是这部历史应首先要面对的“魔魅”。一些习惯于把传统与现代截然相割裂的学者显然犯了时代错误,他们脱离人物或事件出现的历史情境结构,把当代信念和态度扩展到传统社会,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传统对时人的重要性,否定中世纪的价值,高估教会在猎巫中的作用。由此,理性主义范式也受到更多挑战。如贝林格就曾公开反驳15世纪早期巫术审判中司法起源研究中的理性主义观点。[5]一些研究者也指出,早期巫术怀疑论者并不具有理性主义者所称的高度。彼得•埃尔默就指出,16世纪巫术怀疑论者约翰•韦耶和斯科特的观点既不新奇也不令人信服,而且其巫术态度与其对手并无二致。此外,列维克、威廉•蒙特、马克斯韦尔等人都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某些修正。[6]
二、 浪漫主义范式
与理性主义相伴生的是强调情感直觉和想象力的浪漫主义。英国教授特雷弗-罗珀指出,文艺复兴复兴了异教文化和异教神秘信仰,科学革命捡起了毕达哥拉斯神秘主义和宇宙幻想。[7]对巫师及其行为的想象久已有之,16世纪法国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博丹就曾凭借想象将猎巫行为比附为国家对善之坚守和对恶之惩罚,以此来为猎巫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由于巫术背叛上帝权威而投向魔鬼,是对上帝及其信仰的否定和亵渎。同时,巫术犯罪人既是对受害人的一种侵犯,也是对君主人格和法律的一种侵犯,因而对巫师的审判来自上帝。博丹声称,巫术危害具体表现为谋害君主、亵渎神明、信奉魔鬼、用法术祸害牲畜和庄稼等十数种罪。正因为巫术罪大恶极,猎巫将获得许多益处:增加国家收益,平息上帝愤怒;获得上帝赐福;增加对上帝的敬畏;保护人们免受一些人毒害;保障善民福祉;减少邪恶巫师数量等。因而,猎巫这一迫害行为在他看来就变为一种神圣事业,旨在消灭那些罪恶之人并将其灵魂从魔鬼处拯救出来。[8]
而在18世纪末的狂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浪漫主义运动中,许多对理性主义不满的人提出了“回到中世纪”的口号,他们反对理性主义标榜的物质主义、不敬畏神和革命过激行为中的不讲人道,从而产生了新的思想检验标准,即能否与传统相衔接。在这种氛围中,许多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十分关注中世纪和过往历史,喜好陌生而疯狂的事物,却并不注•重是否能反映历史真实,更多地撷取语焉不详的历史片段表现自我想象,寻求个性解放,重视政治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呼唤民族意识觉醒,由此再次激发了人们对超自然现象的兴趣,魔鬼、巫术的浪漫传说再次兴盛。例如,19世纪德国童话作家雅各布•格林给传统的理性主义加上了民族主义的精神内核,从而开启了德国浪漫主义巫术观念。他宣称,巫术包含了许多德国传统民俗文化和前基督教的宗教信仰,而巫师是被教会迫害的具有普鲁士精神的聪明女人。法国学者儒勒•米什莱遵循着相似行进路线,将巫师装扮成反封建斗士和革命先驱以及欧洲历史进程中合理而必须的步骤,巫师是严苛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牺牲品。[9]在英国,斯科特爵士、哈里森•安斯沃思和其他小说家笔下详细阐述的巫术浪漫主义中,巫师不是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因犯罪而遭受迫害的无辜者,而是现实生活中不应遭受惩罚的真实存在的巫师。[10]这种以反抗理性支配的哥特式文学体为特征的想象力的迸发深刻影响着部分读者的巫师观念。20世纪后,许多通灵者、招魂者将巫师视作祖师爷,鼓吹灵媒崇拜等替代信仰。20世纪20年代,民俗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和玛格丽特•默里就在其著述中认为,魔法信仰是属于古代的、值得尊敬的传统,巫术曾是地道的大众宗教。他们在古代信仰中寻找所谓的角神或狄安娜的生育力崇拜,并认为不列颠十六七世纪巫术迫害运动的大规模出现是教会为巩固自身地位而发起的。[11]
这些关注非理性的人类体验并颇具想象力的著作在普通读者中受宠,但其观点在学术界遭到批驳,档案学家C埃文率先发难,到20世纪70年代最终被诺曼•科恩驳倒。科恩、R基耶海夫等人还对早期研究者依赖的材料进行证伪。[12]马克斯韦尔-斯图亚特的研究也在引导人们远离浪漫主义者创造的巫术神话,其中一些即由默里等人所播种,并由后来女权主义者所培育。马克斯韦尔-斯图亚特:《巫术史》,第165页。虽然后来的巫术崇拜者和女权主义者通常对这种驳斥不屑一顾,但他们都是通过默里的想象关注并憎恨“火刑时代”的父权、教权暴行。[13]时至今日,这种浪漫主义巫师情结和巫术崇拜依然非常盛行,所以哈里•波特等巫师形象深入人心。浪漫主义的研究取向也随之更多地渗透到传统学术研究领域。
三、 新社会科学或人类学范式
理性主义范式和浪漫主义范式在某种程度上渗入了太多的想象空间、道德评价和政治诉求,巫术信仰和实践也未能被作为一个整体或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来充分对待,从而使巫术研究显得极为粗糙,甚至被降至所谓的鬼神学家或猎巫者编造的想象领域或大众的荒诞迷信,其受到的质疑越来越多。在这种背景下,借助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新史学、新时代运动、大量档案材料的发掘和社会科学知识,近代早期巫术史研究实现了向新研究范式的转向。
英国学者特雷弗-罗珀充当了这一研究转向的先锋。特雷弗-罗珀使用了大量社会冲突、替罪羊等术语去审视转型时期西欧复杂和独特的文化环境,并注重归纳研究,由此推动了巫术史研究。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仍以其广度、深度和综合性为人所称道,一些历史学家一度将之视为新旧巫术史研究的分水岭。[14]之后,更多学者参与进来。英国以艾伦•麦克法兰对埃塞克斯巫术和基思•托马斯对十六七世纪英格兰宗教和巫术的分析为新转向的代表,他们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运用社会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阐释英国巫术,一度被认为是开创了人类学的解释模式。美国则以埃里克•米德尔福特和威廉•蒙特的研究为代表,他们发表了将理性维度与社会文化维度相联系的研究著述,并对巫术研究的三种范式:理性主义、浪漫主义、新社会科学或人类学范式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5]
这种转向强调近代早期巫术是可接受的文化真实,强调巫术幻想成分和巫师迫害者的双重动力。[16]欧洲巫术和巫术审判则在一个特定社会结构中履行其功能,即巫术提供了解释日常生活不幸和理解社会生活方式变迁的可能性。换句话说,现实生活中的恐惧和压力经由巫术审判寻找出口,巫师就像替罪羊一样在发挥功能。稍后,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巫术功能性解释,如拉娜将巫术审判视为对落后居民一致性的强化手段,另一些人将巫术审判视为男性压迫女性的工具。初期人类学模式得到不断补充。这一新转向对学术界传统观点,如猎巫主要时段与地点,国家、法律和社会文化精英在猎巫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史料真实性等均发起挑战,为巫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17]一时间,巫术史研究著作涌现。到20世纪90年代初,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注意到,巫术研究已经从历史学关注的外围进驻到中心附近。[18]
学术成果涌现的同时,研究弊端不断显现:简单的类型学划分、人类学实用主义和生物学类比,就宏观背景而作的泛泛而论或推此及彼而无法印证或考察角度、方法的单一,以及对分期和时段的过度专注等。例如,托马斯-麦克法兰命题主要弊端之一,即在于无论它如何有效适用于英格兰,对欧洲大陆和苏格兰则效用有限。大陆模式强调的恶魔崇拜、与魔鬼契约交易、巫师夜半聚会、与魔鬼狂欢等特征很少出现在英格兰的案例中。英格兰也很少真正将巫术视作异教行为,而是更多地当作特定的反社会犯罪。即使许多案例中聚焦于魔法迫害行为指控的英格兰模式与以审讯者的鬼神强迫症为特征的大陆模式并存,也都未能得到人类学充分与合理的解释。因而20世纪80年代后,巫术史论著中人类学和历史学开始分道扬镳,90年代更是极少以人类学为特征。[19]与此同时,学者还看到了更多的令人困惑的地域差异,其独特性直接威胁到过去范式所依赖的西欧巫术的同源关系。为此,1984年学者们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次专题讨论会,由此也产生了一大批论文,提供了此前所知甚少的南欧、北欧和中欧巫术的大量情况。[20]1991年,埃克塞特专题会议上,罗宾•布里吉斯和马尔科姆•加斯基尔等人的论文都指出托马斯命题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巫术主题以往的一致性和现在各种敌对阐释的激增。与会的托马斯则以“我们现在将何去何从?90年代的巫术研究”为题主持了总结会,并宣称会坚守自己的阵地而不论日后的巫术研究将走向何方。[21]但此次会议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的下一步走向已然明了。
此后,巫术研究更加注重综合研究以及在社会文化史方面的探索。1993年,穆尚布莱大胆地将广阔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相联系。[22]1996年,詹姆斯•夏普和罗宾•布里吉斯超越传统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范式,并以社会科学知识的广泛使用,分别就英格兰和欧洲巫术进行了考察,进一步对早期功能主义人类学范式展开批驳。[23]同年出版的埃克塞特会议论文集、贝林格对巴伐利亚巫术迫害的研究以及特里尔、洛桑等几个极为活跃的团体的研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24]
四、 现实主义范式
20世纪末,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以及传统解释的有限性和跨学科研究的扩展,巫术史研究再次出现转向。一些学者如斯图亚特•克拉克、林德尔•罗珀、德博拉•威利斯、黛安•珀基斯、马里昂•吉布森等人的研究掀起了主观想象和巫术客观真实之间关系的讨论。他们强调,为避免史学研究中常见的时代错误,当代词汇需要被置于巫术自身语境中使用。[25]
1998年斯旺西会议以及2002年约克会议的召开,展示了巫术研究的持续活力和巫术观念的变革。由此,巫术史研究在新时期开始异彩纷呈。具体来说,当代的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的学术兴趣中呈现出较为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跨学科综合分析、视角多元以及对微观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巫术可感性的追求等。[26]
1.
跨学科综合分析或总体史的追求。因为巫术与近代早期欧洲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联系,近十余年来巫术史研究的一大特色是利用多元史料和研究成果,打破学科藩篱,以史学为中心,在其周围组织了一个社会科学系统,扩张了史学研究的外延和内涵。近来,近代早期巫术史研究需要的分析工具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人类学和社会学,而是拓展到民俗学、心理学、文化理论、社会共同体、性别、科学、医学、宗教和政治知识等领域。而围绕在巫术周围的观念、现象和实践也拥有了理性、法律、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各种解读,具有鲜明的综合分析或总体史的追求特色。[27]各种综合性理论分析著作层出不穷,视角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例如,巴里和戴维斯编著的《巫术史》中涉及埃尔默的巫术哲学,内诺宁的文化移入和社会控制视角,列维克的犯罪—法律视角,吉布森的“新历史相对论”和“语言学转向”解读,霍奇金对背景、语言和性别的关注,等等。列维克更是表示,社会、经济条件可能与政治、法律和宗教条件相互影响,诱发巫术审判。[28]
不仅如此,巫术研究还闯入自然科学领域,将自然科学成果与巫术相联系。例如,贝林格、奥斯特、普菲斯特的气候与巫术关联研究或“小冰期影响”模式[29],为猎巫与气候间建立基本的社会—历史关联。虽然这种方式尚未获得学界全面接受,但无论如何,这种跨学科的勇敢尝试还是值得肯定的。“小冰期影响”模式体现了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系统时空互动的进程以及自然和社会时空的变化,弥补了传统史学的某种缺憾。
2.
高度重视微观问题。近年来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另辟蹊径,研究论著中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现实主义。它注重细节,注重形象典型性,从历史细部的发展探索当时社会深层架构约束与个体独特性之间微小不可见的互动,力图重新建构经验的动力。这是因为大量出现的巫术史研究成果,以及巫术研究与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也使得学者们要清晰构建一个完整统一的结论性理论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因而,最近十多年出现了从宏观的社会经济过程、国家制度、社会精英等的研究向传统上不为人注意的地区实践、具体观念、无名的个人和小群体的故事、日常生活个案研究的转向,如针对沃博伊斯村庄的巫师、猎巫发现者以及1619年贝尔沃巫术案所作的微观研究。苏格兰地区保存下来许多丰富的法庭记录,十分适宜这类研究,近来也是成果显著。一些学者对大众文化的考察也颇有收获。戴维斯对英国民俗、奇普对苏格兰博物馆中保存的反巫术饰物的考察,揭示出大众文化的适应力;罗兰兹对近代早期罗腾堡巫术审判的政治背景、社会结构和生活纹理的重建,打破了巫术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某些神话;列维克详细探讨了英格兰—苏格兰巫术关联,并指出苏格兰巫术审判需要在其特殊的法律、政治和宗教领域中被理解。而国家角色至关重要,它不是猎巫的加速剂而是其制动阀。[30]这些研究集中关注社会规范体系之中的内部矛盾,关注视点的碎片化和多元化,注意到社会体系网络中的错综复杂的空隙,从而深化了巫术史研究。
3.
对性别与巫术关联的研究也是其一大特色。早期的巫术想象中,一度认为转型时期大约有900万又老又病且贫穷的女巫死于迫害,但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女性受迫害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现象,并未特别将巫术迫害与性别特征相联系。到了20世纪70年代,受到女权主义影响和许多女性研究者加入所推动的巫术史研究,使研究方向往性别问题方面深入。基于现实女性主义斗争的需要,众多学者甚至把这次猎巫等同于一场性别屠杀,即由男性发动的专门针对女性的有计划的迫害运动或战争。[31]此后,转型时期欧洲巫术史研究长期被这样一个问题所主宰,即为何面临巫术审判的巫师是女性?
近来的研究不断对建构在神学—政治—性别核心解释轴线基础之上的巫师迫害理论进行质疑。学者们指出,虽然许多地区女巫比例极高,如德国、法国、瑞士和苏格兰等75%—80%的巫师是女性;匈牙利、卡斯提尔、意大利北部、巴塞尔主教区、那穆尔郡、埃塞克斯郡等甚至高达85%甚至90%以上,[32]但研究中往往忽略了男巫。而近年来对男巫问题的关注改变了以往的一些错误观点,如以往猎巫运动过度关注的性别特征。这和国内学者的一些研究取向也有所不同。他们指出,以往许多研究结果存在着对遭到巫术审判指控的男性的轻描淡写,而事实上男性构成了巫术审判数字的20%—25%,男女受迫害比例在各国、各地区随审判类型不同而呈现出不均衡,如芬兰为50%,爱尔兰、诺曼底、冰岛等地男性占受迫害者的绝大多数;男巫较之女巫对保护家庭成员、食物和其他维持生命的物品、家畜、田地、牧草和树木相联系等方面具有重要性,等等。[33]而对于女巫猎杀的问题,列维克指出,猎巫热是诸多因素汇聚而成的结果。[34]艾莉森•罗兰兹也认为,将巫师和原告视为强有力的男权精英恐吓和野蛮的结果,这过高估计了其猎巫热情,无视巫师和其原告的动机及个性对审判过程的重要性,并从根本上误解了法律运作。[35]霍奇金指出上一代学者,如麦克法兰和托马斯等历史学家对情感和经历的忽略;一些历史学家出于某种厌女症而对其大声斥责;而女权主义者则滥用性别。[36]
4.
巫术的真实性与可感性。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近代早期的书写,也是对我们自己时代需要的书写。出于对现实世界巫术存在的感知,如经济学家菲斯曼和米格尔对现代坦桑尼亚社会巫术实例的研究。[37]一些史学家认为,巫术世界是与日常现实同样真实的存在,对过去社会的认知也应在可感知的真实背景下进行。这种观念加速了研究者从新社会科学范式来诉说近代早期欧洲的巫术真实变为感知真实。研究中,对当时社会记忆的大量使用也是其一大特色,彰显了时代特征。[38]
现实主义研究范式要求巫术史家要有真实的细节描写,用历史的、具体的人生经验来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与互动,以典型形象的现实性、具体性和典型环境感染人,使读者入境见人,从而获得真实感。因而许多学者特别注重对巫术可感知真实的构建。列维克在其著作中构建起一种心理学上的可感知真实,他表示,各种条件相互影响形成的焦虑情绪让人们心理上更加意识到巫术的危害性,且更渴望去抵制它。[39]古德尔认为,历史学的巫术真实不仅存在于精英和平民思想的相互作用中,也存在于文化上植入的魔法信仰和固有的生物学规则的联系中。这是与生俱来的巫术真实,而非审讯室的臆想。[40]怀特认为,异端在中世纪后期的可感知威胁带来了教会的宗教怀疑、焦虑和冲突,尤其是日益增加的撒旦崇拜主义和世界末日元素成为后来司法行动的一个基本前提。[41]斯图亚特的《巫术史》也清晰描绘了15世纪的意识形态纯化活动,在宗教臆想中,异端魔鬼化和恶魔崇拜组织化具有鼓励宗教审判官视所有魔法行为为含蓄的异端行为的作用;贝林格的著作展现了巫术在不同时代、地域的不同表现,呈现出一幅建立在某种普遍性基础之上的巫术真实;罗兰兹关注国家和民众、邻居和家庭的关系,而对个人经历、社会和政治动荡、被告复杂的精神感情世界进行的细节考察带来了可感知的真实感。[42]
总之,学者对近代早期巫术史的考察经历了理性主义、浪漫主义、新社会科学或人类学、现实主义等主要范式的变迁。这种巫术史研究范式的转换某种程度上并非处于所谓理性的进步,而是整个社会环境与社会文化思潮变迁之间的互动——诸如反教权、民族主义等权力关系变迁及反男权、寻求女性解放等政治文化诉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时下,这种互动正在深刻影响着学术研究,掺杂了各种利益诉求的巫术话语体系建构也正在蓬勃发展,使得近代早期巫术史的学术兴趣、研究思想、方法和视角都在随新的话语体系而悄然发生改变:它反对近代早期巫术研究的简单化、不确定性和破碎的真实性,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现实主义感。设定假定前提—确定核心概念—搭建理论框架—进行现实检验,是现实主义生成的一般逻辑理路,而其主导思想则在于“历史知识只是为某些利益而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历史是可确立并加强群体认同的一连串神话”
[43]。在这一多维度、多主体的史学主题重构进程中,每个研究主体都有自己加入其中的轨迹,也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并诠释自身选择。“在每一个知识和生活领域,过去那种一统性、封闭性和规范性均已失效。这种多元性强调而不是企图抹杀或消灭差异,主张的范式并行不悖、相互竞争,因此它是一种彻底的多元性。”
[44]正是在这种多样化社会价值观的话语体系中,真实的和想象的事件被赋予某种意义和连贯性。诸如前述的巫师性别分析,我们也可发现这种倾向。诸多女性研究者的视角越来越强烈地呈现出一种既存的后现代主义或女权主义来对抗现代性的分析逻辑,她们关注如何在当下意识中使历史考察化约为使女性经验变得可见,并反映她们的所思所感和所做,从而构建她们的社会角色和意识认同,并体现出新时期的现实诉求。可以预计未来将会出现更多的以多样性来取代统一性,在部分史实的基础上倾向于在现实和想象之间进行糅合,进而探讨区域性、群体性巫术话语体系合理性的案例,从而来揭示历史解释的内涵。这从克拉克、林德尔、罗兰兹等人的著作中可见一斑。当然,当下学者的解读也可能融合了上述四种范式的诸多因素,对此,著名学者赫顿认为,巫术研究中呈现诸多可变性并不奇怪,因为许多学者拥有特殊偏好及成见。[45]不同的巫术史观真实反映了不同群体对历史进程话语权的争夺,反映了巫术史研究进程中对规则制定权和制度设想权的争夺,而这也必然融入更多的史学争论,加深固有的学术与大众、客观与主观、事实与虚构、整体与碎片、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叙述与阐释、建构与解构等二元对立的史学研究矛盾。
注释: [1] 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魔法犯罪》(Christian Thomas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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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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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艾莉森•罗兰兹:《德国的巫术故事:罗腾堡1561—165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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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恩•列维克:《近代早期的欧洲猎巫》,第163—164页。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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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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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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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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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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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近代欧洲强国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即使是这些国家当初也并不是因为采取了今天大家所见到的现代自由民主政治制度而就自然获得了发展和强大的力量。熟知西方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西方国家历史上,自中世纪以来曾经历过多次大分化、大动荡、大冲突时期,经过无数次的战争和仇杀,好不容易才度过了那个时代,才在今天的世人面前呈现出当下的西式自由民主制度。纵观西方发展史,尤其是中世纪以来近现代西方国家发展强大的历史过程以及后来建设自由民主机制的过程,与西欧内部的激烈竞争和战争有关。

编辑:admin

例如,在欧洲历史上有名的三十年战争曾给欧洲带来了几乎毁灭性的灾难。欧美历史学者曾这样描述:三十年战争是欧洲历史上,在二十世纪之前,最具破坏性的战争。除去毫无纪律约束的军队杀人如麻,大肆破坏外,战争同时摧毁了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导致德国地区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
[U.S.] Jerry Bentley, Herbert Ziegler, Heather Streets: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Brief Global Histor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8,
page 381. “Thirty Years’ War itself was the most destructive European
conflict before the twentieth century. Quite apart from violence and
brutalities committed by undisciplined soldiers, the war damaged
economies and societies throughout Europe and led to the deaths of about
one-third of the German population.”]

欧洲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和频繁战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国家统一的追求和强力政府的建设首先成为欧洲各国强大的基础。简单来说,就是残酷、频繁、激烈的战争促使诞生了近代军事上无比强大的欧洲。欧洲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与整个世界大趋势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第一,经过中世纪几百年的积淀和持续不断的地理探索,这时的世界正巧因为地理大发现,开始进入能够直接联系的时代,使欧洲国家派遣军队到达地球上遥远的地方成为可能。

第二,欧洲内部经过长期战争,塑造了各国军事上的先进和强大。这种军事上的强大、先进、现代化,使欧洲列强较其他国家而占据了巨大优势。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国相比,欧洲列强虽然国小、人少,但军事强悍、军力先进、作战水平很高。

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老牌大国虽然富,但很少会经历像欧洲那样持续几百年的长期、激烈的战争。这些大国的战争理念、军队作战水平、武器水平等,几乎没有进步,或止步不前,或相对下滑。

富而弱成为东方大国的普遍特点。盛世之下有隐忧的政治观点在东西方力量对比变化的过程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对任何富而大的国家来说,没有强有力的军事力量的保护,再富而大的国家也会被小而强的国家所打败。富并不意味着强,欧洲列强在开始掠夺世界的时候,几乎都不是富国,但都是军事上的强国。这一点欧洲国家自己也承认。它们依靠自己的强而变富。落后就要挨打,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

如果说在近代西方走向强大的初期,政治制度并非是主要基础和起因,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近代西方军事力量何以后来居上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欧美学者对此倒是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

“频繁的战争和势力均衡的外交原则,导致欧洲各国资源枯竭,但却增强了欧洲社会的一体性,对外一致,对内争斗。欧洲内部的激烈争斗促使各国不得不追求一流的军事指挥和武器。对强大武器的需要,刺激了欧洲各国军工业的发展,军工制造水平不断提升。对欧洲各国来讲,没有强有力的武器和军事指挥水平,就意味着在战争中失败,就会丧权辱国。

而对中国、印度、伊斯兰诸帝国来讲,则完全不用面对列强纷争的局面,只要维持一支差不多的军事力量,维护一下秩序即可。虽然也有一些战争和叛乱,但与列强之间的惨烈战争完全不是一回事。几百年这样下来,本来强大的帝国在军事技术层面大大落后了。欧洲列强一跃成为世界的新强势集团。”[
[U.S.] Jerry Bentley, Herbert Ziegler, Heather Streets: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Brief Global Histor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8,
page 389. “Frequent wars and balance-of-power diplomacy drained the
resources of individual states but strengthened European society as a
whole. European states competed vigorously and sought to develop the
most expert military leadership and the most effective weapons for their
arsenals. …… Demand for powerful weapons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a
sophisticated armaments industry. In China, India, and Islamic lands,
imperial states had little incentive to encourage simila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armaments industry. These states possessed the forces
and weapons they needed to maintain order within their boundaries, and
they rarely encountered foreign threats backed up with superior
armaments. In Europe, however, failure to keep up with the latest
improvements in arms technology could lead to defeat on the battlefield
and decline in state power. Thus Europeans continuously sought to
improve their military arsenals, and as a result, b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an armaments outperformed all others.”]

在频繁战争状态下强大起来的欧洲,为应对对外战争,不得不对政治制度进行调整,以适应于军事斗争和国际环境的需要,因此这些国家首先是在军事技术、军事水平、武器制造等有关军事的方面有了大规模、持续、长久、广泛、深入的提升,伴随着这种提升是政府能力建设也得到了很大提高,最终使西欧跑到了世界的前列。应当注意到的是,这时的欧洲,并没有哪个国家采取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制度。这一时期以及后来相当长时期内,西欧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基本分为两种体制,即君主专制和立宪制度,无论是哪种制度,这些强盛起来的国家在建设中央集权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这时的欧洲强国政府不再是以前那种松散架构的政府,他们的政府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如,“无论遵循君主专制或宪政原则,近代早期的欧洲各国政府比它们的中世纪祖先时代的政府都要强有力的得多。这一轮的各国大发展导致欧洲内部冲突和战争不断,因为各国利益是相互冲突的。”[
[U.S.] Jerry Bentley, Herbert Ziegler, Heather Streets: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Brief Global Histor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8,
page 387. “Whether they relied on absolutist or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European governments of early modern times built states much
more powerful than those of their medieval predecessors. This round of
state development led to difficulties within Europe, since conflicting
interests fueled interstate competition and war. In the absence of an
imperial authority capable of imposing and maintaining order in Europe,
sovereign states had to find ways to resolve conflicts by themselves.”]

“十七和十八世纪时,欧洲君王们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力图重建国家。欧洲各国在两条道路上发展。英格兰和荷兰的君主们与代表体制分享治权,建立了立宪政体。法国、西班牙、普鲁士和俄罗斯走了上君主专制的道路。”[
[U.S.] Jerry Bentley, Herbert Ziegler, Heather Streets: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Brief Global Histor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8,
page 385.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as they
sought to restore order after the Thirty Years’ War, European states
developed long two lines. Rulers in England and the Netherlands shared
authority with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and created constitutional
states, whereas monarchs in France, Spain, Austria, Prussia, and Russia
concentrated power in their own hands and created a form of state known
as absolute monarchy.”]

近代欧洲在十七、十八世纪的国家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对政治制度进行不断调整和改革并非偶然,但无论进行哪种调整和改革,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西方学者自己也认为“重商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反映了国家权力的扩张。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统治者往往采用加强独裁的方法以利重商主义政策,确立国家需要必须摆在个人利益之上。”[
[美]
罗伯特·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西方文明史》,翻译:王觉非等,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545页。]

至于今天在一些西方国家实行的代议制形式的民主制度是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在西方封建社会特有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全球范围内来看,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出现只不过是二十世纪的事,而且最早的这一类国家并不是出现在欧洲或美洲,而是出现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李普哈特认为,“十九世纪时,全世界找不到一个民主国家,直到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里,才在两个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里建立了民主政权,这些民主的政权牢牢掌控了政府机制,并且建立了普选权。”[
[U.S.] Vernon Van Dyke: Introduction to Politics, Nelson-Hall
Publishers, Chicago 1988, page 105. “In Arend Lijphart’s view,‘not a
single democratic government can be fou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it was not until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at in two
countrie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fully democratic regimes with firm
popular control of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and universal suffrage were
established.’ ”]

因此,近代西方的强大和后来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先因后果的关系。这个因果关系不能倒置,如果倒置,则容易推断出是政治制度导致了西方在近代走向强大的结论,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责任编辑:旺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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